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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源的教育厅长之路

叶 隽

时间：2013-11-15   来源：201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刘墨非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何思源本乃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自然有自己的抱负。他之长期担任山东省教育厅长（1928-1942年），甚至日后由此而腾达，完全是因为其时特殊的政治格局使然。不过无论如何，他给我们树立起了一面民国时代教育厅长的镜子。

　　一
教育厅长，不同于副部长以上的高官，还算不上高层官僚，可在中级官僚中，它是独当一面的主官，意义极为重要。作为一省之部门行政长官，它可谓是要职，因为只有通过他的努力，才能够将一省之教育细加规划、形成事业、逐步推进。所以，在这样的位置上，是否能有自己独特之理念，且能与省府上下一体，外争发展之良好环境，内求事业之独立突破，乃是对一个知识精英的重要考验。何思源这个人在民国时代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他不像陈布雷那样是蒋氏嫡系，而山东省之不同，更在于长期任山东省府主席的韩复榘乃军阀出身，有着明确的“独霸山头”的想法。所以，何思源的处境颇为尴尬。
1924年何思源留学归来，初在广州中山大学致力学术，后经戴季陶引荐给蒋介石，1928年被任命为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旋即又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首任山东省教育厅长。1930年韩复榘接任山东省主席之后，曾想将教育厅长换成自己人，甚至何思源也已准备辞职，但因蒋介石的干预而未果。所以，何思源“既非蒋的亲信，又非省主席的旧班底，他必须竭尽其力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既保护自己，又使工作正常进行”。
1924年，何思源撰文《德国民族及德国人之国家观念》，称：“自来德后，仔细研究其国民之思想，观察其民族之精神及行动”，对德国人的国家观念有深切的认识。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唯一超越为主之观念即其国家之观念，其他人生之伦理，社会之道德及一切之哲学思想，皆是在此种国家观念势力之下，而受其影响与支配，明白德国人国家之观念，即明白德国民族全体之精神及其一切行为动作之根源。”而具体表述中，则涉及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德国人的哲学乃是重国家之哲学，自康德、黑格尔、菲希德等以至俾斯麦时代，威廉第二时代，几乎无一个学者不是同其趋向。康德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内部的世界，一个是外部的世界。内部世界是道德的，能思想自由；外部世界是政治的，须服从命令。他调和这两世界，而构成一个义务之观念。……进一步说，在国家之中，文化方能发展，在国家之中，公道方能实现。”强调只有在国家的具体环境之中，文化才能够得以发展。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只有在文化发展的促进之下，国家才能得到更好更充分的发展。

　　二
这样一种观念，显然也影响到何思源自身生命实践的具体历程。他在家乡山东18年，当了14年教育厅长，使山东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何思源的做法明显与曾三度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的短期过客型不同，至少这样几点值得勾勒：
一是任贤选能组建教育厅与规划事业的制度化能力。任何一个新官上任，都必须面临一个团队组建的问题，即便是像陈布雷那样轻车简从，但他还是会从熟人中略作简拔。对于何思源来说，同样是衣锦还乡，但他却是一派西洋作风，广招贤才。1929年8月山东省教育厅51人（公务员），其中绝大部分为留学生与大学毕业生，人才来源不同，素质效果自然也不同。其中核心人物，有秘书3人、科长5人，加厅长共9人，平均年龄才33岁，其中6人留美、1人留英、1人留日、1人毕业于北师大，且均有教育实践经验。这样的班子配备，自然决定了工作作风是一派朝气，工作业绩更看重制度化的东西。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何思源主持制定的《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上，这份十七条的纲目纲举目张，条理清晰，不破不立，废者与兴者都很清楚，诸如取缔私塾、限令私立学校注册，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小学教育“力谋”普及、中学教育则“以职业教育与普遍教育并重”，其他如师范教育、民众教育等各有所侧重。而何氏在任14年，正是按此纲要行事，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对山东基础教育的发展“卓有成效”。
二是充足经费与教育独立的经费制度化保障。办教育，最关键的是经费，教育是最花钱的，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想维持教育亦难，更遑论办好做大？何思源在这个方面确实下了大工夫，首先是尽可能与省府融洽关系，获得其大力支持，即便是在韩复榘这样强悍的军阀作风时代，山东省教育经费也未曾拖欠过。由此可见，何思源确实是有其政治活动能力的。同时，他并不仅仅停留在搞关系层面，而是主持制定教育经费使用方法，建立起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的制度，这既包括在省、县层级从设立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等，也包括对各县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计人员的选用，甚至1933年2月主持制定了《该会会计员一职务须选委擅长簿记人员倘任用不当立即撤换并予主管人员相当惩戒》的教育厅训令。可以看出即便在具体的微小细节上，何思源也有着“事关大局”的宏观思考，同时能将其进行制度化的能力，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三是教育理念与贯彻始终。如果说陈布雷只能以休养生息的方式维持教育厅的运作，那么何思源则提出了社会教育、求生教育的理念，颇有就地取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譬如他特别解释其求生教育的概念：“教育不是为的读书写字，乃是为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换言之教育是工具是方法，求生是目的。极而言之，读书识字之本身没有用处，读书识字所影响于受教育者本身之生活，才有用处，真正教育之作用有二：一曰发展生活能力，二曰扩大生活范围。”这段话若是别人说不难理解，可对于具有留学背景的何厅长来说，毋宁太过功利了些。但如果考察其时现实语境，又不得不佩服何厅长的入乡随俗、活学活用。毕竟，对于讲究现实生存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它是非常合理和有说服力的。道理很简单，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中国本身就是有这样传统的。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和直接的利益问题说事，很能获得他们的理解和呼应。当然在这个方面可以拓展的空间还大，教育行政官的理念意识与教育家的理念建构能力毕竟还是有所不同。比较一下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就可以看出来了。

　　三
总体来说，无论是陈布雷，还是何思源，在教育厅长的事功方面，没有身在最高层的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省级行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主要区域，而浙江、山东二省都是相当重要的封疆地域。所谓“封疆大吏”，其意义在此。而对教育厅长来说，则是主政一方的教育主官，虽然上面还有省长、部长，但毕竟省长的关注重心不可能在此，而部长又天高皇帝远，故此厅长的级别不算很高，但作用很重要。如果说陈布雷对浙江教育还不过是短暂点缀的话，那么何思源对山东教育之影响是很深的，无论是其教育实践还是教育观念都对山东教育起到很大促进作用，有相当之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做过客，如陈布雷者，就应当学习其无为心态，做好“休养生息”的平淡政策。做事业，则应当参考何思源，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入世，既要处理好政治层面的诸多关系，同时更要争取为教育争地位和发展的事业。其实，相比之下，何思源比陈布雷要困难得多，他既无蒋介石这样的绝对靠山，又无法完全地投靠到哪一种政治势力的庇护之下，但他还是在山东做出了偌大一番事业，不仅长期维持了教育厅长的位置，而且由此升任山东省长，在1946至1948年间任北平市长，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尽管如此，何思源仍然难免其书生本色的一面，他自己就以“读书人”自诩，自称“有些书呆子气，却又生性冲动，说话往往不善文饰，冲口顶人。初到官场，本来就有些‘水土不服’。主席上司这样换来换去，更使我难以招架。况且‘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换一个主席，就来一批新人，上自委员、厅长，下至护兵、马弁，往往都不认识。所以每次我都要打起精神，了解上，熟悉下，忍气吞声地四面磕头”。堂堂厅长在省里尚且如此，书生为官之难当可以想见。可无论如何，何思源是一个有行政能力的书生，他主政山东教育多年，虽然后段经历特殊（如抗战背景），可毕竟在教育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道“中层风景”，这和蔡元培、王世杰、朱家骅等人当部长的高层风景是不同的。在这个层次上，其实对教育的实质性发展更可能具有直接的、可操作的、有作为的影响。所以关键还在于，厅长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如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