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反法西斯最伟大的情报小组，佐尔格“拉姆扎”小组，其功勋卓著，潜伏之深，战略情报取得之重要，至今仍是各国安全系统所研究的课题，和崇敬的英雄。
但很少有人知道，佐尔格从共产国际非情报机构转调至情报系统，开始了其一生伟大的谍海生涯，却和中国结下了不可或缺的缘分，更是有赖于中共情报系统，他的国际情报小组开始发力运作，成为傲视国际谍界的英豪。 *****
佐尔格早期重要及主要的助手陈翰笙(1897~2004)，中国著名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始人。20年芝加哥大学硕士，24年柏林大学博士，46年华盛顿州立大学特约教授。1925年国民党员，介绍人李大钊。1935年的中共党员，介绍人王明和康生。
他更是一代情报大师，佐尔格领导的佐尔格小组(上海&东京)中的二号人物。二战中日本首相近卫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就是经其介绍加入了拉姆扎小组（左尔格东京小组）。 *****
陈翰笙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但在开展秘密工作时便化名王如卿，伪装身份是新加坡商人。以至于后来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后写的经历中，对陈翰笙的工作还是推崇有加。他说：“在上海，我主要是和王（即陈翰笙）一起工作，只有在例外的情况才找其他成员。王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和情报带来，我们便一道讨论。如果交来的情报和资料有必须加以说明或是补充报告的，便由他和我一起同提供者谈。我有关于情报收集的指令和要求则通过他转达。” *****
今天的淮海中路1676号 *****
1931和1932年整整二年，佐尔格的中国小组每周总有一个下午在上海的霞飞路1464号（现淮海中路1676号，目前是美体造型咖啡体验店 ） 一位叫鲁特.维尔纳的德国女士家中开会。据维尔纳女士在她晚年所著《谍海忆旧》中回忆，当时来开会的几个人中总有佐尔格和陈翰笙。
苏联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和国际联络处的佐尔格奉命到上海建立情报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国际组，一是中国组。中国共产党还应共产国际之邀，派遣了一批自己的党员充实情报队伍，以协助其工作。 *****
国际组包括军事顾问、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
无线电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约生于1899年，是德国汉堡一个店员的儿子）。
1917年入伍担任德军无线电报员，后加入德共，到苏联接受训练，成为总参谋部四局的成员。1928年10月，从汉堡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哈尔滨，然后到大连乘船来到上海。一天，他来到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左手拿着一份《字林西报》，右手持烟斗，与一个名叫吉姆的人接上了头。后来他担任佐尔格的报务员，租赁了当时法租界的一个单元房屋。为遮人耳目，克劳森像其他外国人一样，搞些赚钱的买卖，他在所住的虹口开了一个带车库的摩托车行。克劳森设计和组装发报机，建立了电台。在佐尔格的撮合下，克劳森与住在同一楼的芬兰女郎安娜结婚了，安娜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护士。后来，克劳森奉命随佐尔格前往日本继续情报生涯，并成为二战情报战中的著名人物。）；
摄影师、波兰人约翰，称为格里沙；
电报译码员、爱沙尼亚人克尔曼；
联络员、德国人鲁特.维尔纳(女，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世界著名作家。出版情报史文献级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我国译名《谍海忆旧》）等。维尔纳在法租界的家一直是佐尔格与特科的合作人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1933年进入苏区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就是属于这个顾问组的。 *****
佐尔格小组活动据点之一，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 *****
中国组包括方文，左尔格在《狱中手记》提到的，在上海时一起工作的“王君”，即方文，又名张放、刘进中，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得力助手。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随后，他把进步学生柳忆遥、肖炳实也发展为小组骨干。因他们精通英语，平时在小组里做中译英工作。方文夫人鲁丝也是小组成员，后来协助丈夫去南京建立新的情报网。 *****
吴仙青 *****
中共情报界传奇女性，隐埋至今导师级间谍吴仙青(女)，时年29岁。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不久，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20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曾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代部长)、沙文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情报界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
蔡淑厚 *****
蔡叔厚，早年是共产党人，留日学生(机电专业)。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时过一年半载，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仍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截止到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包括上述国际组和中国组，已发展到近百人，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秋，刘思慕回国，在上海得到友人介绍，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在上海、武汉、南京打入国民政府的机关，搜集情报，译成英文，提供给第三国际情报局和中共有关部门。
1935年４月后，因交通员被捕叛变，刘被特务追捕。但他早已和家人离开武汉，奔逃于上海（曾在吴景崧家中住过一天）、苏、鲁、晋各省之间，最后到了泰山，得到一位在冯玉祥部下任职的朋友向冯伸说，才得到冯玉祥的掩护，于1936年春逃往日本。
佐尔格情报小组核心成员名单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负责人：佐尔格（苏联）
情报系统中国助手：吴仙青（女）
联络员：蔡叔厚 张文秋（女，毛泽东的亲家母）老常同志
情报收集组：张文秋 吴照高
译报组：方文 柳忆遥 肖炳实 陆海防
华南站：董秋斯 蔡步虚（女）
南京站：方文 鲁丝（女）
北平站：张永兴 于毅夫 张树棣
武汉站：刘思慕(燧元) 、黄维佑(君珏)、曾菀、陈绍韩、关允南、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蒋俊瑜
谍报员：约翰（波兰）
报务员：塞帕.魏腾加尔（德国）马克思.克劳森（德国）
情报员：克拉斯.塞尔曼（爱沙尼亚）柳芭.伊凡诺夫（苏联）安娜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德国） 尾崎秀实（日本）
方文（即王君，中国） 常同志（中国） *****
张文秋（1903-2002），又名张一萍，另有李丽娟、陈孟君、羡飞、秋萍等。190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青树岭村谢家湾。她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参加了湖北女师学潮，1924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因叛徒出卖，与丈夫刘谦初（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相继被捕，1930年1月由组织营救出狱（刘则于1931年4月英勇就义），嗣抵沪，任中共中央局交通员。1932年2月起，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委派），进入佐尔格上海小组，即上海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做国际情报工作，负责搜集和阅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报纸，将其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报道分门别类摘录出来，整理成文字资料，交给佐尔格处理，佐尔格审定之后，译为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陆续发往莫斯科。由于工作的出色表现被任命为远东情报驻华南方站战长，后第二次重返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工作时，担任华尔顿（怪西人案主人公）主要助手，曾任华北站站长。结束共产国际工作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上海浦东区委做机要工作。中共建立政权后，她先后任中国银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
她有两个女儿，刘思齐（刘松林），刘少华（邵华）分别嫁给了毛岸英，毛岸青。 *****
节选张文秋先生回忆录《踏遍青山》片鸿：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精于情报工作和保密技术。远东局的任务，则是要了解国民党的各种情况，及时报告给共产国际，以利于共产国际来领导和帮助中国革命。了解情况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各种公开发行的报纸上，搜集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其中有全国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及他们的作战的计划和战略方针等。在在报纸上搜集到的这种情报，要加以分析研究，作出结论后，编写成资料，交佐尔格审阅后，再翻译成英文或俄文，然后由佐尔格译成密码并拍摄在微型胶卷上，通过上海与哈尔滨的秘密交通线定期转送给共产国际。如有特别重要情报，也可以用无线电发报机直接发送。了解情况的另一种方式，则是派人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打入敌人的内部，从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那里，搜集敌人各方面的情报，报告共产国际。我的任务是前一种。
“我每天有看不完的报纸，摘不尽的消息，如：上海每日新闻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北京报、南京日报、大陆报、字林西报、世界周报等，要不断地考虑各方面发生的新问题。同时，因为用不着与中央苏区联络，我又将原先在联络处建立的六个通讯地址，改作国际华南站的通讯地址。如：法租界水果店、仁和酒店；英租界的五州书店、商务印书馆；北四川路的培英小学、杨树浦煤炭店等处。南方几省送来的情报资料和南方同志们前来洽谈的问题，也要由我负责处理后，转告吴照高或佐尔格。除此之外，我还要与房东和巡捕房应酬，作掩护机关的工作，所以，我的工作特别忙碌，有时，一连好多天都抽不出时间去看孩子，思齐基本上完全由保姆照管。吴照高每天都来检查我的工作，除了看我编写的材料外，还要看上的消息与之相对照。有一次，他审查完后对我说：‘你整理的资料和从中得出的结论与建议，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帮助。’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高兴。
“佐尔格也经常到我们这里审阅文件，史沫特莱有时也同他一道来。但她只有在房间里才能和我亲切交谈。因为保密的关系，不让别的同志知道。但她每次来我房里，都要问‘小宝贝’思齐的情况，还要我带来给她看看。她曾同我一道去看过孩子多次，有两次她把佐尔格也带去了。我的办公室除了他们两人来过外，其他人几乎都不敢来，偶尔来联系一下工作，也从不谈一句题外的话。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谁也不开口探问，不是分配给自己的工作，谁也不去插手扰乱别人。大家都在默默不语地工作，尽管秘书、翻译、打字员等工作人员都和我同在二楼，但整个二楼仍然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有一种神秘严肃的气氛。
“连我也感到神秘的还是三楼。三楼住着一位苏联妇女。她只会俄语和英语，完全不懂中国话。我负责掩护她，并且照顾她的生活，每天早晨，保姆煮好咖啡、牛奶和鸡蛋，由吴照高悄悄地给她端上楼去。中餐和晚餐，她就吃买回来的面包、香肠火腿，或者独自出去吃。她换下来的衣服，也由吴照高装在一个口袋里拿下来，要我交给保姆送到洗衣店去洗。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我的这位假丈夫吴照高，除了与我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外，其余时间整天都和那位苏联妇女在一起，晚上也就住在那里不出大门。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夫妻？他们每天在一起干些什么事。根据组织纪律，我又不能问，但是心里总觉得很奇怪。那位苏联妇女偶尔也到我屋里来坐坐，但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只能握握手，说声你好，或者微笑着互相点点头。我有时也到她那里去看看，但经常遇到的，是她在用外语打电话，有时电话一讲就是好半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吴照高说：‘那就是她的工作，她在谈工作情况！’吴照高沉默了一会，最后对我说：‘我是从苏联回来的，她就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在苏联相识后结婚的。她不仅会俄文和英文，还会打字和发电报。你摘编的中文资料，就是我和她翻译后，再由她译成密码往上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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