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共方面是如何洗地长春之围的(全部转载)2

老蒋当然不肯让长春守军到7月底就投降，遂电令郑洞国将长春市内所有粮食收归公有，然后记口授粮。这听上去，好像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全城人有粮一起活，无粮一起死。可粮食真的收到国民党当局手里，必定是优先供应国民党官员和军警宪特，老百姓肯定率先饿死。故正统党史毫不客气地称此为“杀民养军”政策。而长春百姓也不会上当，把粮食交给国民党当局，等着饿死。
　　郑洞国与长春市市长尚传道也料到了这一点，遂采取变通办法，于6月底组织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该办法准许市民留下能吃三个月到9月底的口粮（以每人每月45斤作为标准），多余部分一半卖给市政府做军粮，另一半可在自由市场上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市民派代表组成；粮食按政府议定价格买卖，不许哄抬价格。凡违反该办法的要严惩，最高可判处死刑！
　　此招一出，国民党政工人员纷纷到各保“下基层”，搜查市民余粮，不少市民的活命粮就此落入国民党当局手里。但由于按吃到9月底标准计算余粮，国民党军搞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多，郑洞国干脆给国民党军发下大额本票，让他们自行去向市民搜购粮食。于是，国民党军小分队只要看到老百姓家烟囱冒烟，立刻循着饭香味进门用大额本票“购”粮。考虑到这些本票其实已是废纸一叠，这种购粮其实就是抢粮。长春百姓愤怒地将这些国民党军称为“闻香队”，生怕仅有的活命粮被抢，甚至不敢举火做饭，只能偷偷生吃。市面粮价也为之继续飞涨，7月14日每斤高粱米售价80万元，28日达330万元。
　　到了8月1日，长春市面高粱米每斤售价涨到720万元。郑洞国眼见实在无法支持，下令疏散人口。具体方法是：在街上捉拿乞丐、饥民（与已被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相类似），释放在押囚犯，挨家挨户搜查居民存粮，存粮不够抓走，这三类人一律武装押出国民党军防线上的哨卡。此外，国民党当局还通过散布谣言，或组织工人学生出城请愿（这些人事后可回城），诱使还没被搜查到的居民（被搜查到的居民，粮食够要被抢走，粮食不够又要赶走，肯定没生路）也跟着主动出城。这样，连赶带骗弄出城几万人，而且不准再回去。
　　解放军最初没能认识到问题严重性，死死把住封锁线的哨卡，只有能缴出枪的人才能出去（有人在长春市内买枪当通行证）。难民们进退无路，全都挤在国共两军中间地带（被称为卡空）内。其中的刑事犯及强壮者就地变成盗匪，靠抢劫受骗主动出城难民所携带的干粮维生；主动出城的难民临走前都能吃饱，且多少还有些干粮，即使只饮水也能支撑较长一段时间（大约是12天）。但在城内就处于饥饿状态的羸弱者就难以支持了，开始大量死亡。
　　随着时间推移，中共方面终于认识到再不采取措施，卡空里的难民就都要饿死了。当然，中共对放出来的难民也并非任其自生自灭。8月14日，吉林省委作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决定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处理卡空内难民的收容，救济等事宜。8月17日，1兵团副政委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认为，卡空中被国民党军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的饥民，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负担，对这些人不进行救济，任其大量死亡，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其恶劣，对解放军士气的影响也很大。为此，他提出三条救济原则：（一）对卡空内濒临死亡的难民，应放出或就地救济。新疏散出来的难民暂不救济（言下之意是等饿坏了再救济）。（二）放行前应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卡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加以组织后，按规定时间地点带出。（三）放出的工人、学生专门收容以备后用，但并不鼓励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鼓励城内特殊人才出来。
　　但卡空里的这批难民均已濒临死亡，围城部队只能把他们迅速放出，三天共放出2万余人。一时间，卡空重新变成无人地带，可国民党军立刻又疏散出数万难民，重新将其填满。长春城内高粱米从每斤2300万元的价格大幅回跌。这以后，解放军基本按唐天际提出的措施，逐渐放出难民。这样，难民出城后虽还得在卡空里忍饥挨饿一段时间，但死亡情况基本杜绝了。而城内高粱米价格又升到每斤2800万元。
　　这些情况从前线上报东北局后，罗帅起草了《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并于9月9日以林罗谭（政）名义报送中央。报告如实反映了难民在卡空中的悲惨遭遇及曾发生大量死亡的情况（反共分子十分乐于引用），且强调：“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已公开史料中找不到 阅读报告后的态度。但9月11日，林总与罗帅、高岗、刘亚楼、谭政、周桓突然联合电令1兵团萧劲光、萧华，称“自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应即开始放行。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与两天前报告中拖泥带水的救助态度截然不同。据此可以认为， 看了报告，立刻要求林总等无条件救助出城难民。就在这道救人命令发出的第二天，辽沈战役打响了。此后，长春难民出城再无阻碍，想去沈阳等国统区的难民，听其自便；解放区有亲友的，让其投亲靠友；无依无靠的则被安置在难民收容所里进行救济（围城期间，处理难民委员会共向难民发放救济粮4000吨，救济款6亿元）。
　　但仍有不少居民因种种原因留在长春市内，市区存粮越来越少，10月初，高粱米价格竟达每斤2.5至3亿元。买几斤高粱米的钱，汇往关内国统区，就能换得一两黄金。马上就要起义或投诚的守敌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郑洞国、尚传道等高官）、长沙（新7军军长李鸿等湖南籍将领）、昆明（曾泽生为首的60军将领）等地成百亿、千亿地汇款，购入黄金或实物。无力出城逃难的居民仍有饿死，直到长春和平解放，才算得救。
　　概要叙述长春之围过程后，就有了分析围城中饿死人数的基础。反共分子普遍认可两个数字，即长春被围时城内居民（不包括国民党军）是50万人（只有龙应台为了凑出高额死亡数字，恶毒加脑残地把围城时居民数定为80人到120万人），和平解放时城内居民还剩17万人。而他们将两个数字简单一减，就得出了饿死居民30多万人以上的结论。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仔细分析，围城后从长春消失的居民，多数并非被饿死，而是逃离获救。获救者中人数最多的部分是进难民收容所，其数量可从4000吨救济粮的使用上推断出来。4000吨也就是800万斤，开始使用时间应该是唐天际挽救卡空内难民生命提议后的第二天8月18日。这次共放出2万人，假定他们都进收容所，而按每人45斤的月定量，到长春和平解放，正好吃粮两个月，共180万斤。

 

之后，城内疏散出数万人，根据卡空被填满的情况，推断应该在5万人左右。从那时到9月11日，围城部队按唐天际方案，不让他们出卡但维持其生命，故救济粮应该减半按每人每日0.75斤发放。考虑到难民出城前吃饱了肚子并带有少量干粮，最初几天可能不领救济粮，故可定期间实际领粮天数为16天，共60万斤。再以后直到10月19日，出城难民直接通过哨卡进收容所，为时共39天。但难民出城时间有先后，故可将平均吃粮天数定为30天。以每人每天一斤半定量计，剩余560万斤粮，可供12.5万难民食用。连同先前的2万人，进收容所难民共计14.5万人。
　　不过，出城难民并非只有进收容所一条路。正如前面所叙述的，他们还可经沈阳去南方，就地投亲靠友，工人、学生和有特殊技能者则由专业部门收容，不吃救济粮。此外还有几类人未被饿死，一是特别有钱之人，早在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攻占前，就携家带口飞往了南方。二是不少身强力壮的居民，在未放行前，就直接越过解放军封锁线外出（类似于解放后的逃港者）。三是围城前属于居民的中小学生，在围城过程中，郑洞国担心他们被饿死，将他们编为国民党部队学生兵（老郑还算做了件好事），和平解放不再作为居民统计。这些人合计也有五六万，与市内幸存的17万人，进难民收容所的14.5万人，总共有三十七八万人。将他们再与围城前的50万人相比较，饿死者当在十二三万。而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统计的死亡人数就是12万，表明他们的工作是真正负责的，并未隐瞒饿死人数。
　　当然在反共分子眼里，饿死12万人也是大数目，也是“愤怒控诉”中共的绝佳题材。为此还得进一步分析，中共对这些死者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解放军包围长春目的是让守敌断粮，而不是让居民断粮饿死，长春居民如被饿死在城内，解放军鞭长莫及、欲救不能，不需要负主要责任。但当居民出城后，解放军进行阻拦见死不救，是要负主责的。因此，12万长春居民有多少饿死在市内，多少饿死在卡空，对厘清国共双方责任非常重要。
　　8月1日前，国民党军在理论上是不放长春居民出城的，居民偷越守军防线但遇解放军封锁线时，仍可回到城内，故卡空里并没有人，更不会有饿死者。解放军从8月18日开始放出难民后，卡空里的难民尽管还得忍饥挨饿，但饿死现象已基本杜绝。所以，卡空中饿死人的情况，只发生在8月1日到18日这一时间段，而且只有国民党当局8月1日赶出来的那一批。卡空宽度有限，总面积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容纳十几万人；就算能容纳，在没搞清楚情况时，四五十万长春居民也不可能一下子出来三分之一。据此推断，那一批人总数只有5万左右。去除18日放出的2万余人和翻越封锁线逃走者，饿死者应该在3万左右。
　　不可否认，解放军对这3万难民的死亡应负主责，但这个责任是对问题严重性认识不清的责任，而非故意要置他们于死地。落实到具体责任人，主要还是前线指挥员未能及时掌握情况，分析判断并向上汇报。林总为首的东北局领导应该预见到这种情况而未能预见，也要承担次要责任。而 一旦得知详情，立刻促成无条件放出难民，对难民死亡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还对余下难民的获救，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此推论，饿死在长春市内的居民有9万人，死亡时间应该主要集中在8月1日到9月11日。之前因粮食尚有剩余（由高粱米市价可知），之后饥民可以自由出城，都不会大量死亡。如果将该段时间市区死亡人数定为8万，这些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应由国民党当局来负。当然，解放军没能像9月11日以后那样无条件放人，客观上使饿死在城里的人连卡空也挤不进去，也要承担次要责任。
　　反共分子应该十分明了这个道理，故竭力想把大部分饿死者的地点都挪到卡空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妄称“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但只要认真分析时间节点和空间大小，他们的图谋就很容易落空了。
　　事实上，从古到今通过围困攻克城池的战例，都会给围城内居民造成一定数量的死亡。长春围困战中，50万和平居民最后饿死12万，百分比不到三十，在围困战例并不算高，而由解放军负主责的死亡人数更只有3万人。在当时中共领导层心目中，这并不是一件十分难堪的大事，故也没有组织大量人力专门掌握实情，以防反共分子造谣污蔑。
　　中共本应追究长春守敌受老蒋指使“杀民养军”、造成9万多居民死亡的罪行。但问题出在，以郑洞国为首的长春守将，后来投诚的投诚、起义的起义，除市长尚传道信息不灵来不及跟风而进了功德林外，其余人都成了中共的朋友。中共如再惩治他们，一来让南方本想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将领寒心，二来也有违中共信守诺言的原则。所以，为了保护老郑一干人等，就只好对长春饥民死亡事件讳莫若深了。
　　随着岁月流逝，郑洞国等当事人已经逝去，中共本该对长春饥民死亡真相作出澄清。可中共方面知情者也已逝去，不知情的党史研究者还以为，长春之围真的如反共分子所说的那样死者无数，而且要由中共来负主责，唯恐踏上“政治地雷”，纷纷避之犹恐不及。殊不知，装鸵鸟是没用的，党史研究者越是回避，反共分子越是猖獗，越要处心积虑。他们专门摘出8月1日至17日这段时间做文章，并故意回避林总等的9月11日放行命令，千方百计把大部分饥民死亡地点由长春市内移花接木到卡空里，目的就是要把屎盆子扣在中共头上。但谣言止于智者，笔者通过对已掌握的公开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已令反共分子的谣言初步破产！
　　当然，作为业余党史研究者因条件所限，不可能对长春之围进行细致认真的全方位研究，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有专业党史研究者赞同本文观点，不妨进一步查找当年难民收容所名册，4000吨救济粮发放明细表，去往沈阳国统区和投亲靠友的难民人数统计。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去长春，考察卡空实地，推断那里的最大人员容纳量。相信建立在详实、准确资料上的论文，将会给反共分子的谣言以致命的打击！
　　长春的和平解放要到辽沈战役中后期才能实现，东北战场在夏季陷入沉寂之中。但同期的中原战场却因粟裕暂时不下江南，却变得活跃了起来。5月底，粟裕率养精蓄锐已久的华野1兵团离开濮阳，渡黄河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欲知详情，请看第九十四章《粟裕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