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贫民家庭的回忆 - 父亲回忆录”读后感
Quarx网友的“一个北京贫民家庭的回忆 - 父亲回忆录”，是难得的好文。确实如作者所说，是“自家的真实回忆录，记录一段当年真实的历史”。
“北京不是所有人都是红二代，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高官/革命份子，或都有钱”。记录北京贫民家庭老一辈人的故事，更值得一读。
历史是万花筒，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记录“真实”的历史。 能将历史事实和作者的观点分开，已属不易。
首先，作者对自己爷爷在“改朝换代”时的境遇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唯一的遗憾是，对作者的“爸爸和（他的）弟弟”为什么出生在兰州，没有交代背景；“省秘书长”是什么时期的官，容易误解。
“一个北京贫民家庭的回忆 - 父亲回忆录”一文，对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贫民家庭生活的描述，很有参考价值。
“61年冬天，奶奶叫爸爸去秦皇岛附近老家找二姨 （奶奶的二姐）。他家是老俩口和四个孩子，全是农民，当年他们能吃飽飯，穿的衣服也可以。当时河北的农产品还是比较丰富的”。
“爸爸在农村10天左右，去的目的就是要些钱和食品。二姨父给爸爸50元人民币。二姨妈给爸爸装了-麻袋的土豆，白薯，玉米，还有三棵大白菜”。
“61-63年, 三年高中。每个月都有9元助学金。但寒暑假各有一个月没有助学金。爸爸每个月政府发28.5斤粮食票。二弟每个月五元助学金。三弟在初中，没有助学金”。
由此可见，杨继绳的《墓碑》将中国当时的问题，归结到“中国社会制度”并要为“制度”立墓碑是错误的。
作者对大学招生的记录基本正确。“1960年前北京的高中毕业生大部分进大学了”！“中国在1961年后到1963年不断的降低压缩大学入学人数，63年招生仅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
渔翁1962年考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玉泉路），当年全国大约招生18万人。中科大在全国招400人，加上在北京特招100人，共500人。
“爸爸和他弟妹们在10- 20几岁，都遇到了文革，在北京这个政治漩涡中，他们都没有加入任何极端组织，或有任何打砸抢烧，伤害/批斗别人或不道德行为。 因为奶奶的教育，北方人的厚道和老北京的善良（总觉得中国北方文化中，有厚道仁义的底蕴），文革一开始，他们就本能的感到一些事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政治投机往上爬”。
作者一家是“逍遥派”，大抵反应“北京贫民家庭”在“文革”中的现状。
作者在文中提到中国社会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其实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正是“文革”要“革”掉的“命”之一。
“资产阶级法权”，（德語：Das Bürgerliche Recht），现一般译为资产阶级权利，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不说马云、刘强东，就是范冰冰、冯小刚、赵本山，甚至王宝强，哪一家不比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将相王侯”强？“资产阶级法权”，在美国，在西方世界，哪里没有？
“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只有毛泽东曾想也曾努力铲除，可惜没有成功。如果说毛泽东有失误，那就是对人的自私性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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