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逍遥生活（三）二胡弦上说黄梅

“文革”中的逍遥生活（三）二胡弦上说黄梅

 

        1967年夏天，“抓军内一小撮”。我随王希立的小组到南京，第二次“串连”。这是我在王希立领导下，唯一一次单独活动。王希立严肃认真，表现了很高的领导艺术。有几个外系同学，包括两位女同学，他能抓住，每天召开小组会。其实，小组会也就是做做样子，好对“串连”有个交代。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 两位女同学和江苏公安厅的某人取得联系，要带我们去参观地下档案库，结果还没去成。

 

    王希立，安徽枞阳人，由安庆一中考入中科大。编入6222的董瑞翔，也来自安庆一中，他们两人是我真正的老乡。王希立在中科大6221，长期担任小组长。毕业后分到唐山水泥厂，1976年大地震，全家安然无恙，也算一大奇迹。

 

    到了南京，住在南京工学院。除了见过留在学校的桐城中学同学，也无事可干。南京工学院是“屁”派大本营，住了不少从安徽芜湖被“打”出来的“屁”派。每天听他们诉苦，接受不少“屁”派的观点。

 

    在南京“玩”了十几天，我和王希立决定回家。安庆正在武斗，“好”派占领振风塔，用机枪封锁长江，大轮无法靠岸。只好绕道芜湖，想乘小轮回去。从南京坐火车，只能到离芜湖4公里的湾里下车。刚离开车站不久，突然被两支冲锋枪逼住，只听到一声高喝：“站住，举起手来！”原来遇到了芜湖“好”派派出的哨兵。和他们解释，我们是北京大学生，也就“有惊无险”，放行了。

 

    到了芜湖，住在皖南大学。由桐城中学的好友姚承怀接待，并在中科大6221班长陆广耀家中蹭“粥”。桐城中学的十几位同学都持“好”派观点，与我在南京接受的“屁”派观点相勃。有一次同学帮我理发时，一位徐姓同学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朝天花板放了一枪，那次真吓得够呛，至今不忘。

 

    在芜湖等了十多天，小轮也无法通行，只好和陆广耀的弟弟及妹妹一道乘火车返京。直到1968年春节，武斗平息后才回家探亲。

 

    上世纪六十年代，怀宁县凉亭公社代店大队，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宣传队”。主要演黄梅戏，而且只有一把二胡伴奏。队员主要由代店小学毕业生组成，其中有几位，是我任“少先队大队长”的“袍泽”和“旧部”。

 

    女一号叫小潮，是黄士毅老师的女儿。黄老师是双职工，全家住校。在代店小学，“记得小潮初见”，穿着一件小花裙，还没上学。成为“女一号”后，扮相俊俏，嗓音甜美，很快成了大众情人。多少人追星，“琵琶弦上说相思”。小潮的丈夫潘教授，在安庆师院物理系，是我的朋友。在一起吃饭时，常谈起代店“宣传队”的校友，可谓“二胡弦上说黄梅”。

   

    大约是1968年春节，他们在朱四房演出“江姐”。我正好从北京中科大回家，就和堂弟何家成一道前往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演出后，到代店街杨贤俊家喝茶。杨贤俊比我低两届，在校时活泼调皮，也是我发展的“少先队员”。在“宣传队”中成为“名丑”，“江姐”中饰沈养斋。剧中江姐骂沈养斋，是帝国主义“豢（huan）养”的走狗，他们读成“眷juan”养。我为他们纠正了发音，并解释“以谷食犬豕（shi，猪）曰豢”，就是养猪养狗。杨贤俊很高兴，说真不认识这个字。

 

    拉二胡的朱家鼎，在代店小学比我高一届。为了探讨二胡伴奏黄梅戏的技巧，还在他大岭家中住过一夜。

 

    男一号朱家华，扮演叛徒“蒲志高”，工小生。在代店小学是好学生，比我低一届，是“少先队”中队长，我的“旧部”。可惜天不假年，五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有女继承父志，考入“安徽省黄梅戏学校”学习。九十年代初期，我从美国回安庆，她还请我和小潮一家，在戏校看了黄梅戏“王老虎抢亲”。

   

    我也曾在代店小学登台“演出”，头上包一条毛巾说快板。 学校组织一个小型宣传队，到周围村庄去表演 。有一天下午在磨山附近，许多同学和村民围成一圈，热热闹闹看演出。突然我发现，我的父亲挑着一担柴经过此地。只见他把柴担放在一边，也过来看演出。吓得我赶紧扯下头上毛巾，躲到人群里，生怕被他看见。父亲跳着柴担离去的背影，在我脑海里留下终生的记忆。

 

    唐朝贺知章在“回乡偶书”的诗中写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宾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还说，“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1954年是甲午年，我考进怀宁县代店小学。2014年又是甲午年，整整一个甲子。人生从“少小”到“宾毛衰”，画了个大园。“琵琶弦上说相思”已无望，只剩下“二胡弦上说黄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