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正值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我校的“革命生师”也不甘落后，响应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我有幸被指定为去宝鸡坪头插队学生的带队教师。同去的还有政治教研组的赵效良老师。下乡插队的主要是高三和初三的学生。我的任务主要是：一、和学生一起劳动，改造思想；二、和当地政府联系，解决学生中的有关事宜。
一 插队到码头大队
我随戈卫的知青组被分配到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三小队的知青点。码头大队有三个小队，只有一、三小队有知青点。戈卫的知青组成员有五男四女：男的有戈卫、戈建兄弟，周正、刘建斌和我；女的有杨坤丽、欧阳百齐（另外两个记不起了）。我和四个男生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我们和四个女生一个锅里吃饭，共在一个小院儿里，像组成了一个新家，这就算在贫下中农中落了户。
坪头公社在宝鸡市西五十公里处。渭河从旁边流过，陇海铁路经此西行。我们正是乘陇海路火车从西安来到坪头的。但是要到码头大队，先要过隧道，还得淌渭河。陇海路过宝鸡后，山里的隧道一个接着一个，坪头公社就夹在两个隧道之间。去码头要过西边的隧道。对当地人来说，过隧道不算什么，身上背着重东西，手里拿着一根竹竿，摸索着用竹竿敲打铁轨，顺铁轨踩着枕木，即使是在黑暗中也可以穿行过去。要是遇到火车来，就立即坐在枕木一端，身子向前倾，等待飞驰而过的火车远去，便继续走路。但是初来乍到的就不一样了。首先要预备手电筒，以便在山洞里照明；其次要像当地人那样，也备一根竹竿或木棍，敲打铁轨寻路；还要服从值班员的告诫，当时有没有火车通过。否则，就有可能出危险。据当地人说，这条隧道每年都有人被轧死。有一次，我到坪头去理发，正理头间，有人进来说，隧道里轧死人了！我这时也心里不宁，因为我天黑前要回码头。等齐了三个人，我才和他们一起过隧道。只见铁轨旁躺着一位中年妇女，身上苫着一张草帘子，已经断气。后来经铁路工人检查，发现路边水池里有一男婴，活着。这分明是这位妇女遇难时，抛出了孩子，让他去活命，而把死亡留给自己。
过了隧道，还要过渭河。渭河从西向东流到这里，河面并不宽，要是枯水季节，大人们挽起裤腿就可以趟过去；要是多雨季节，河水涨了，就得乘船摆渡。向阳大队在渭河边儿，经常备有一艘木船供人们摆渡。撑船的老大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七十上下，微瘦的身材而显得有力气，话不多，也不知道姓什么，可对过往的人都很热情。不管天黑下雨，只要有人过河，不论人多人少，他都会撑船过来帮你。过河的人要先从铁道上下到河边码头，而这里的码头又不像码头，上船不太方便。他就耐心等大家都登上船，站稳了，才开船。船到对岸后，他又扶着大家都上了岸才算完事儿。
过了河，还要走二里多路才能到码头大队。码头队处在一个大坝子中间，共三个小队，居住也比较集中。大队干部带领我们来到三小队的知青点。一个院子没有围墙，东、西两排平房对着，男生住东边，女生住西边；灶房在西边一间房里，吃、住都比较方便。
在这里，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 进深山打柴
知青点集体做饭，烧的柴火要自己进山打。好用的硬柴火，浅山里没有；要走三十里路，到安坪沟深山里去打。有一天，大队长刘联带着我和戈建他们去打柴，拉着架子车，带着绳索、斧头之类就进山了。上到半山腰，刘队长教我们砍什么树种，认为以青冈木为最好。于是我们到处去找青冈木，一根一根砍下，然后用绳索捆绑起来；不一会儿就砍了几大捆。把这些柴一捆一捆往山下扛吗？不用。还是刘队长教我们说，可以从山上往下放。办法是：找一处向山下流水的、现在干涸了的溪涧，其间没有障碍物，就可以从这里把柴捆一直放到山底下！这样又省力又快捷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看着这些柴捆儿从溪涧间先是慢、后来越来越快地一捆捆滑下，心里的喜悦劲儿简直无以名状，不得不从心底里叹服刘队长的智慧。这大概也就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意义所在吧！？
但还是经验不足，一些问题没想到，进山没有带要喝的水。当然刘队长不在乎这个，他习惯了，所以也就没有提醒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爱喝水，也习惯了。打柴到了中午，头上的日头直射下来，又热又渴，喉咙里像着了火，干渴难耐。四顾也没有可以取水的地方，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咽唾液，缓解危局。
进深山还得防“狼虫虎豹”。特别是“虫”，即“蛇”。行走在山间小路上，不时会有小蛇从你脚下穿过，不小心还会踩到它的身上。这还不算太恐怖，怕的是有时会遇到大蟒蛇。据说这种蟒蛇会吸人或其它动物，会把人或动物从远处吸到他跟前，然后咬你或吃掉。我就曾遇到过一次这种大蟒蛇，就是在这次打柴的时候。太阳刚刚偏西，几个人正坐在山坡上休息，一边吃着带来的干粮。突然间，听到一股刮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而且越来越近。这时只听到刘队长压低嗓子，严厉地命令道：“快趴下！别出声。”同时指着近处的山梁，提示着给我们看。这时，只见一条碗一样粗的大蟒蛇，从山梁的这边蜿蜒地爬向山梁的那边，爬行间发出刮风一样的声音。过了好一阵，它才爬过山梁，估计足足有一丈多长。这时，我们还惊魂未定地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连大气也不敢出。事后，刘队长才给我们讲，他曾见过多次大蟒蛇，所以有了一些经验。而且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人只要不惹它，不伤它，它是不会咬人的。——非凡的经历！以前，我只在动物园里见过大蟒蛇，而这次竟然在深山里见到了，不能不说是幸运，尽管以后的几天里还心有余悸。
下山后，我们把打的柴装满两架子车，回到知青点，结束了这一天特别充实的生活。
三 坪头“驻西安办事处”
戈卫、戈建兄弟俩都插队到坪头公社。他们的父亲戈治理是西安医学院教授，著名的颅脑外科专家，我国神经外科奠基人之一；他们的母亲是西安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据说，戈治理的爷爷当年曾留下遗嘱：“子孙不准拿笔杆子，不准端枪杆子。”这样的家训，孙辈的戈治理夫妇做到了；孙辈的戈治均（西安交大水利系毕业，后改行从艺，西影著名影视演员）也做到了。而作为戈家曾孙的戈卫，也不自觉地遵循着它。戈卫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一辈子农民，这跟他的家庭教育和影响分不开。他的父母亲都是极其开明的知识分子，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的世俗和功利色彩。所以，当戈卫提出决心扎根农村时，父母亲就告诉他：“你考虑好，一旦选好这条路，就要走下去！”这里没有不必要的劝慰，也没有反对的声音，有的只是信任和鼓励。这对夫妇对儿子的支持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戈卫兄弟下乡期间，他们多次来到坪头山区看孩子。我曾两次见到过两位老人。知道我是带学生的老师，便反复叮嘱我，要各方面照顾好他们。在他们探望孩子期间，还抽空为当地群众治病，解除病痛。宝鸡市卫生局曾专为戈卫母亲提供一套住房，能让她为妇女们治病和作计划生育手术。好多个春节，夫妻俩不在城里过，来到当了农民的儿子身边，与他们和乡邻们共度佳节。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戈卫的父母还经常在西安的家里，接待从坪头来城里办事儿的人，管他们吃、住，提供各种方便。有一次，戈卫和大队干部一起，到西安草滩农场选购优良种猪。到了晚上，干部们怕住店花钱，戈卫就领着干部们来到他们家。结果不但受到戈卫父母的热情欢迎，而且允许买来的种猪放在教授们的书房里。后来，不管是码头大队，还是坪头公社的人，每到西安办事，通过戈卫的关系，都可以住在戈治理家。所以，人们就开玩笑地把戈教授的家戏称为坪头“驻西安办事处”。
坪头——西安，西安——坪头，这个特殊的城乡交流渠道，联系的是贫苦朴素的农民和有文化讲文明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互相融合着、渗透着，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进步。
四 我的学生戈卫
下乡插队，我和戈卫在一个知青点。作为带队老师，我和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过时间不长，我就被驻校工宣队召回，参加校内的清理阶级队伍了。从1968年10月到1969年8月，我到坪头插队只有十个月时间。那时，戈卫还是个刚下乡不久、默默无闻的一般知青。
原来，戈卫是我的学生。1963年戈卫从西安市三十七中考入陕西师大附中，编入高六六级乙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高希尧，我给他们班教语文。当时在班上，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有时课堂提问叫起他，只觉得他文质彬彬，回答问题时声音也不大，仅仅能够让人听清楚。学习成绩也不是很突出，但也不是很差，不然他会给老师们留下印象的。我是在插队到码头大队以后，才逐渐熟悉戈卫的。我们一个炕上睡觉，一个锅里吃饭；下地劳动在一起，外出开会也在一起……我对戈卫的认识在逐渐加深：思维清晰，有逻辑性；爱学习，知识面比较广泛；为人平实朴素无夸饰；待人诚恳不虚伪。劳动踏实肯干，不分份内份外，作为知青组的负责人，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在知青组，他能团结其他同学，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大队里，他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注意体察农民的思想感情。并没有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或流露出鄙视农民的丝毫情绪。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农民把你当成自己人的重要标志。而戈卫做得很好。这时，戈卫是一个表现较好的下乡知青，照旧是默默无闻。
1969年8月我回校后，还时常挂念起码头大队的知青们，回忆起那段短暂而有意义的插队生活。例如， 在山里劳动时，抓到一只野鸡，带回知青点后，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鸡丝面；戈建他们进山后，带回了一只小鹿，大家就一起研究怎样养活它；给它喂饭，喝水，特意拔嫩草让他吃；还从农民家里要来羊奶喂它……想尽办法要养活它。但是三天过后，小鹿竟然死掉了!什么原因不清楚。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而最伤心的要数戈建和周正。这时，几个女同学建议要把小鹿杀了吃肉，大家会餐一顿。戈建他们坚决反对。最后，由周正、刘建斌他们，发扬“鹿道主义”精神，在浅山里挖了一个大坑，把它埋葬了。听说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后来想，鹿类毕竟是野生的，不习惯家庭驯养；抓回家来，不几天死去，也就不奇怪了。
回校后，我断断续续听到有关戈卫的消息。知道他在1975年9月出席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跟与会的12名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戈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铮铮作响、掷地有声的誓言，竟成为戈卫终生的奋斗目标！他一步一步艰辛地实现着他改变农村的理想。他经过码头村党支部的同意，开辟了10亩试验田，作为科研基地，种植优良品种。引进优良种猪和来航鸡种，改变了码头村“养猪不长肉，养鸡不下蛋”的历史；还传出“让上海猪种坐飞机”的佳话。他发动群众把安坪沟深山里的水，开渠引到码头村，使码头的大部分耕地喝上了甘霖。又先后两次修了两座水电站（一座容量30千瓦，一座100千瓦），落成后，不但码头村黑夜变白昼，用电磨加工面粉，而且使全村群众喝上自来水，告别了翻一道梁挑水吃的历史。
戈卫改变农村的一举一动，不同程度影响着当地的农民，用事实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懂得：“种地也要有文化！” “日子再难，也要送孩子去上学！”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有了改变：如刷牙、洗澡、讲卫生……
但戈卫的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平坦。反对的声音一部分来自善意的亲朋好友，来自爱惜戈卫的码头村民。他们都认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前途无量的知识青年，长期待在农村不值得。但是戈卫的决心如铁似钢，丝毫不为所动。1971年形成了一股回城潮，下乡的知青们被招工的招工，招干的招干，有的还被保送上了大学（工农兵学员)。戈卫也收到过招工、招干、上大学的各种表格，这些表格摞起来有一寸多厚。面对这些，戈卫说：“我不走，我要留在码头当一辈子农民！”后来的实践向世人昭示：戈卫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铁汉！戈卫理直气壮地说：“我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样可以“干一些与社会有益的事情，干一些自己希望干的事情。”
然而真正表示反对的，料想不到的竟是坪头公社的某些干部！他们的理由是：戈卫有政治野心，想入党，想上大学！这样的恶意中伤，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这些政治小丑们的真正目的，无非是怕戈卫挡了他们的升迁之路；有政治野心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那些可爱的公社干部，是否已经飞黄腾达？是否升迁到县长，或者是省委副书记之类？
2007年，宝鸡摩托队的九位队员，驾驶着七辆摩托车，出于同龄人的关怀，专程来到坪头乡码头村，探访这位“全国最后一个知青”戈卫。参观了戈卫非常简陋的住处，并在住处前合影留念。这时，我从他们的视频上，才见到了相违四十多年的学生戈卫！当年的翩翩青少年已显出老相，估计有六十出头；但仍显得很有精神。住处还是我们一起住过的四间平房，看到它也倍感亲切。据说在它的周围已经盖满了二层小楼，而戈卫还住在原来的知青点里。探访中，这些同龄人必然问到戈卫的想法。戈卫是这样说的：“当初留下当农民，可能更多的是责任感驱使；能坚持39年（2007年，现已43年了——笔者注），是从情感上已把码头村当做自己的家乡建设了。”
作为老师，我要告诫戈卫的是一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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