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句题外话，我很反感有人栽赃红卫兵。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说红卫兵这个，说红卫兵那个，我告诉你们，都当不得真的。有一次我亮出我的红卫兵身份与人辩论，对方在一群人的起哄下秧子的氛围中，说，我当年亲眼看到一个红卫兵跪在长安街从东单爬到天安门广场！一群人在那里群情激愤，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为今天言论自由的时候，还有媒体说“一边就餐一边排泄”的扯淡话题, 感到悲哀。
朋友们，话语权可是很重要的。毛远新的腿和王立军的腿，有天大的委屈也说不出来。而张志新，没有了声带也可以说出来。说句实话，在严肃问题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实在是一个悲哀。记得当年，有许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后来的审查中，都确定了谁出卖的，谁行刑的，谁签署的命令，都清清楚楚，镇反时这些人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张志新的声带是谁动的刀子，至今我都不知道。不过没有关系，不影响张志新当烈士。
我奉劝控诉文革的朋友们，珍惜话语权吧。
现在人们描写的文革红卫兵，让我这个贯穿文革始终的红卫兵都认不出来的。单说抄家吧，红卫兵不是那样的，即使有个别红卫兵真的是那样了，也不算。正如克林顿总统把别人的裙子弄脏了不赔，以至于后来狗血喷头一样，与美国总统都素质无关。
红卫兵抄家真有其事，但是不是中央文革要求的或指示的? 不重要。现在说起文革抄家，海内外都是一个腔调。不奇怪，都是中宣部统一指挥的嘛。
然而，作为一个红卫兵，亲身参与过抄家的，我不得不告诉大家，当年的抄家，并不是和现在有话语权的人们描述的那样。个案是否能够说明主体，我相信而今的列位网友会有相应的智商做出相应的判断。
各地的抄家，规模和程度都不相同。对于抄家物资是怎么处理的，现在网上怎么说的，中宣部怎么定的，都不重要。如果你们相信那样的说法，继续宣扬红卫兵据为己有就可以了，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们，抄家物资据为己有是没有的事情，即使有，也是偷窃行为。如果把自己的偷窃行为算在文革的头上，我觉得不妥。至少不如算在基督教里说的原罪上合适。
抄家物品的处理，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规定。任何一个地区的规定，都有对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有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就是有人怂恿组织甚至实施的抄家行为很过分，最后却希望能够算在毛泽东头上，或者至少是中央文革的头上。这样很不厚道。
比如说，我们抄鲁迅的家并没收鲁迅手稿的那一件事。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许广平给周总理写信，其心情是焦急的，她只是说戚本禹把手稿“拿走”，并没说盗窃。
江青看到许广平先生这封信后，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江青说这件事“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看来只有天知道。
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傅崇碧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代说，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这批鲁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戚本禹这个交代是实情吗？换言之，戚本禹是在在推卸责任吗？
江青永远没有话语权了，无论什么事，只要说是江青指使的，中宣部及其走狗们都是坚信不疑的。而但凡有质疑此事的，必将受到谩骂和指责。
再比如说，文革抄家抄走的周作人先生的手稿。
2012年，嘉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周作人先生手稿，这是文革中抄家被抄走的。周家寄送律师函，要求停拍、物归原主。对此，嘉德公司拒绝撤拍，结果手稿以184万元的高价被拍卖。这件案子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就因为手稿是“文革”时的抄家物品，后来不知怎么辗转到唐弢先生这里，成了其珍藏，如今又不知怎么被某位神秘的委托人拿到拍卖公司拍卖去了。
韦小宝抄鳌拜的家时，贪污了多少，永远没有人说的清楚了。说实话，当时朝野谁不是对财富垂涎三尺？分赃不匀告到朝廷，难道不会热闹吗？不会的。因为金庸先生就要让韦小宝发点小财。
周永康案子有多少人被抄家？我告诉你们，家庭数量已经财富数量都在文革抄家之上好多。然而，没有人去追究有没有谁贪污抄家财富了，因为有了法制。法制可以把薄熙来在法国的房产追查出来，也可以把周永康的条条罪状做实，抄家人员有没有机会贪污赃物就不重要了。
一切缴获要归公。哪个时代的人会遵守？知道这个答案不需要智商，只需要良心。而这个世界上，良心最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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