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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结尾处有引发陈是“情报员”一事的主要证人“李观海“被枪毙的说法。此事超出本老汉能查证的范畴，只能说是一个线索。山西省的“公安系统”应该有记录。
历史也可以这样写：陈永贵曾给日本鬼子当情报员
2010-04-22 08:31:08
历史也可以这样写：陈永贵曾给日本鬼子当情报员
李飞飞 石名岗
2008年5月，已故的原《光明日报》理论部、群工部主任，原中央派往的山西工作组副组长陈英茨先生撰写的《陈永贵本事》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披露了陈永贵参加日寇的外围特务组织“兴亚会”，为日本人收集八路军情报的史实。该书还披露了文革中69军领导同志向中央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的过程及中共中央对陈永贵问题的结论。本文将该书披露的情节转述如下，供读者参考。
我们把历史追溯到1940年，那时日寇已占领整个华北，欲把华北建成日军的战略大后方，在山西晋东北、晋中、晋东南活动的八路军就成为了障碍，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使日军感到问题的严重。处于敌我交错前沿的昔阳县就成为引人瞩目的地方，为巩固地方治安，日本占领军在昔阳、阳泉一带，网罗汉奸，成立了一个名叫“振兴东亚和平救国灭共会”的组织，也叫“和平会”，后称“兴亚会”。“兴亚会”实际上是日寇的外围特务组织，它的核心是“本部”，由日本宪兵队直接领导，其成员的主要任务是刺探八路军的情报。该组织的本部原在昔阳县城，后搬到阳泉。1941年，已担任日伪维持会联村代表（相当于日伪时期的几个小村的联村长）的陈永贵，不知什么原因（肯定不是通共、通八路的原因）被日本人抓到了昔阳城，也许经过日本人威胁利诱，陈永贵参加了“兴亚会”，又发展了一些成员，成为负责人之一。很快，陈永贵又成为“本部”的主要骨干，每周要去阳泉送一两次情报，因此，阳泉不少人认识陈永贵，称其为“陈二鬼子”。
陈永贵担任伪职期间，干没干大的坏事人们不太清楚。据1946年的统计，陈永贵所在的大寨村共有46户、193口人，在抗战中有27个青壮年被日寇残杀和活埋，占大寨总人口的14%，如果把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内大寨共有62人因抗战死亡，达大寨总人口的32%，这个比例可能要占全昔阳县第一位。陈永贵作为大寨的伪村代表、日伪情报员，有没有向“兴亚会”本部报告过大寨的情况，已无法考证，但按正常推理恐怕至少也难脱间接的干系。还有一桩大案至今未查清，就是有一年日寇突然袭击了昔阳西峪村，杀死抗日军民三、四百人。事后有村民反映，有个卖烧饼的人在此活动过，事后不几天就发生了日寇袭击事件，人们认为这个卖烧饼的人就是陈永贵。但这件事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也只好存疑了。
实际上，陈永贵的所作所为，也被我方人员注意过。据过来人的回忆和档案记载，那时陈永贵在日本宪兵队的登记表上登记的年龄是23岁（此年龄肯定不对，陈出生于1915年，23岁时应为1938年——本文作者），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也是最为敌人卖力的一个。1942年前后，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曾向当地八路军武工队负责人赵晋銮、高如晓建议除掉陈永贵。1942年农历二月，八路军太行军区二分区在和顺县召开连级干部会，传达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要求深入敌人心脏，对证据确凿的敌伪汉奸要坚决铲除。会后确定的昔阳一带铲除的三个人中就有陈永贵。后来，也许是因为证据不确凿，加上八路军的政策改为“以争取为主，镇压为辅”，才没有杀掉陈永贵。抗战胜利后，陈永贵曾被群众当作汉奸五花大绑、拳打脚踢斗争过，由于当时的伪村代表很多，一般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人，没做过大的坏事；还由于当时的中共昔阳县委、大寨所在区委和群众只知道陈永贵是伪村代表，不知道他是“兴亚会”本部骨干，他们把伪村代表看作一般问题，未进行深入调查放过了陈永贵。由此陈永贵的“兴亚会”骨干问题就隐藏下来了。
直至文革中的1968年，此时的陈永贵已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说“永贵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陈永贵作为劳模和农民造反派双重代表的身份出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可谓是大红大紫之时。但当时陈永贵也有强大的反对派，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69军副军长谢振华，则不同意陈永贵在大寨实行的极“左”的一套作法，如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取消农村集贸市场等等。应该说当时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正当两派剑拔弩张之时，按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陈永贵的“兴亚会”骨干问题突然被揭露。
事情出现在山西省阳泉市的“清队”过程中，据离休前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的周云涛（时任69军207师副政委、阳泉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回忆，1968年9月的一天，阳泉市商业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敏把一份档案材料，报给了阳泉市武装部副部长王牛孩，随后报给了周云涛。这份档案材料是1955年“肃反”时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昔阳县大寨乡武家坪村人）的交代材料。材料中交代：“自己在抗战期间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担当情报员参加“兴亚会”担当情报员的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昔阳县大寨乡金石坡村人），陈永贵是他们的领导人。”周云涛感到事关重大，当即指示：
1、调查此事的专案组立即解散，已经知道此事的人要向他们讲清楚，不准扩散；
2、命令公安局对李观海进行保护性关押；
3、立即向谢（振华）军长报告。
谢振华将军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派时任69军政治部主任、山西省“支左”办公室主任甄连兴从太原赶到阳泉拿走了该档案材料。谢振华将军与时任69军政委的曹中南将军再看了档案材料后，马上召开了省“支左”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会议研究此事的处理方法。会议决定此事要保密，并责成当时也在山西“支左”的北京军区保卫部的刘旭等三人复查此事。复查的范围包括：王久荣在1955年肃反时的认供记录、八路军129师锄奸部的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花名册及当时的敌伪档案。复查的结果，陈永贵的大名均在其中，并注明陈永贵是伪村长，又是“兴亚会昔阳分会的负责人之一”。刘旭等三人的结论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
对于这么重大的问题，谢振华、曹中南无法自作主张，决定以69军党委的名义写成书面报告上报中央。当时正值69军副军长李金时赴京参加全国军工会议，谢、曹便委托李金时副军长将陈永贵问题直接呈报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当即指示：“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谢、曹在1968年12月以69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问题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届时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筹备之中，中央责成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中共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谢振华任资格审查小组组长。那时的陈永贵不知从哪里探知了这些情况，几次约见谢振华。1968年12月的一天，谢振华在太原迎泽宾馆603房间约见了陈永贵，谢振华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中共中央1980年85号文件确认是1944年初——《陈永贵本事》作者注），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联系，规定每周送两次情报。’”由于陈永贵的态度“诚恳”，且好像也没有作下大恶。谢振华将军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大度地把陈永贵列入报请中央出席中共九大代表名单之中。谢振华的大度并没有得到陈永贵的回报，反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陈永贵在江青的支持下，用“反大寨”的罪名，对谢振华及支持谢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反攻倒算，终使谢下台，又把支持谢的干部和群众打成了“三种人”，此已是后话了。
事情至此好像还没有完，虽然在文革期间，由于“革命”的需要，毛及当时的中央以叛徒、工贼、特务的罪名打倒了许多无辜的老干部；同样，由于“革命”的需要，毛及当时的中央却保护了真正的“特务”陈永贵，看来不在于你是不是“特务”，而在于你有没有利用价值。到1980年第四季，“两个凡是”已被批判，可能是又有人提出了陈永贵的问题，中共中央才对陈永贵的问题作了结论。在中发1980年8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中，对“陈永贵同志在入党前历史上有三个问题”，即“一、关于当伪村代表的问题”，“二、关于参加‘兴亚会’的问题”，“三、关于被日伪警察所逮捕的问题”，都予以确认。对前两个问题的定性是“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对第三个问题的结论是“陈永贵同志这次被捕没有问题”。陈永贵在这个审查结论后写上了“同意 陈永贵 1980·11·6”。至此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才盖棺论定。被人们讽刺为“农业学大寨，平地起梯田”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陈永贵发明的强迫式的农奴式的“大寨精神”却还在争论中……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据传说，当年交待出陈永贵问题的李观海，在69军撤出山西“支左”后，被执行枪决。
纵观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处理过程，是不是有点“盗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味道。我们真应该为在文革中被迫害的“有问题”的和“没问题”的无辜者和“有辜”者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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