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山西主持省委
1967年阳春三月，在“全面夺权”之风刮遍大江南北之时，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关部队实施换防。谢振华奉命率六十九军从河北省省会保定市移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任务，不久，又担负起“军管、军训”两项任务，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三支两军”。
这是谢振华第四次率部进驻山西，主要任务是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保持一碗水端平，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下滑趋势，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山西派性斗争激烈，到1967年底，山西武斗仍然不断，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的派性组织甚至冲击六十九军部队驻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抄、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并决定整个山西驻军的“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实施。
1968年，两派组织尤其是“总站派”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继续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殴打、绑架、杀伤指战员，先后制造了汾西的“4。2”事件和晋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他们还在晋东南地区非法搞了一个“318次列车”，阻断了全省南北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的紧张运输。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懑和焦急，及时把山西目前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即利用6月份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1969年8月至9月，谢振华奉中央指示，在北京清河地区主办两大派性头头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等几千人参加。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基本抑制了资产阶级派性的膨胀，为日后彻底解决山西问题带来了良好的开端。
但是，一些事情总是有曲折反复的，即使已经召开了党的“九大”，山西这个“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帮”暗中挑动，三晋大地的武斗总是不断发生，就连谢振华率领的支“左”部队也受到围攻。山西严峻的形势惊动了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有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哪怕是炙手可热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支持山西造反派夺权后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也只剩下一条路：撤换！
于是，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毛泽东审阅了布告后，亲笔批示道：照办。
后来，经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谢振华被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同时，中央军委也任命谢振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样，谢振华正式开始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
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根据“七 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
经过20多天对两派的积极工作，谢振华率部收缴武器7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接谢振华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不到三年，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谢振华为了促进生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顶住了“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巨大压力，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经过真抓实干，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产值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型企业都恢复了正常生产，尤其是大同、阳泉两个煤炭基地为保证全国各地工业和电力的需要，努力增产煤炭，为全国工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被评为红旗煤矿。为此，新华社还作了专题报道。
谢振华把山西的工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对“四人帮”企图搞乱山西，在乱中夺权是有力的遏制和打击，极大地触怒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帮”及其爪牙。他们对谢振华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伺机准备采取阴谋手段搞倒谢振华，他们用“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红旗，反大寨红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来陷害谢振华。
1974年初春，“四人帮”变本加厉，把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晋剧《三上桃峰》歪曲成“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机打倒了谢振华，罢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仍利用他的权利阻挠为谢振华平反。直到1981年，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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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张日清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1966年12月，江青、康生两次电召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进京，指使他“站出来”夺山西省委的权。
刘格平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事地下工作两次入狱，1936
年因对中共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有怀疑，拒绝执行，1944年始出狱，是赫赫有名的8届中央委员。
1967年1月5日，刘格平在张日清的配合下，召集秘密会议，拟定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由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忠组成，张日清任顾问。1月12日刘格平指挥夺权，2月26日张日清任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这个机构是一个创造，后来演变为革委的保卫组。叁个月内，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抓捕了1100人，使太原处于一片恐怖之中。3月18日张日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7年夏，山西的造反派分裂成拥护刘格平的红总站和拥护张日清的红联站，发生武斗。中共中央试图解决造成山西分裂的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便把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召到北京，康生严厉批评了张日清，表扬了刘格平。据说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毛泽东就山西局势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让一直旁观的69军站在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张日清不大看得起陈永贵。据说曾在背后贬低说陈永贵算个什么，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陈永贵在这次会议上训张日清：“我们的话你一句也不听，”，“我们的话你听上百分之二十，扣除百分之八十，你也犯不了那么大的错误。”
1969年张日清当选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后来对张日清的表现不满，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他，说：“张日清还在闹啊？”同年中央解决山西动乱问题，69军接管了刘格平的权力，张日清与刘格平一同退出政坛。
张日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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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
陈永贵与谢振华的恩怨，引起六十九军部分领导的争执。
最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
向六十九军领导传达毛泽东声音：
“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一声“主席知道了”，谁都不吭气了。
一声“主席知道了”，谁都不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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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格平
1958年初，受党中央委托，到宁夏筹建回族自治区，任筹委会主任、工委书记。
1965年后，任山西省副省长。
1967年5月至1971年4月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67年10月起）。
1971年4月被解除山西省革委会主任之职 。
1992年3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