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虽然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但文革开始后，尤其群众被动员起来后，毛泽东对文革走向的控制就一直都有问题。这里面有毛泽东的判断问题，有反对派捣乱和抵制的问题，也有毛泽东对群众觉悟估计过高的问题。让毛泽东最伤脑筋的是，地方的文革与他要搞的文革在目的上和诉求上并不交叉，而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其实整个十年文革一直是在左右摇摆中进行的，这也是文革发动者和参与者内在矛盾决定的。
文革初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7月，这个阶段主要是刘少奇的“工作组”主导；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10月，这个阶段是“老红卫兵”为主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12月，这是平民子弟的群众组织开始主导局势。1967年1月后才开始进入夺权阶段。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部署，第一阶段攻击的主要对象被党内高层理解为只是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而不是聂元梓大字报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这一攻击目标和新精英的利益是重合的，所以他们很积极地投入运动，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按反右时的策略部署文革，甚至内部定下了要揪出多少“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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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见《戚本禹回忆录》）
“到九月底为止，他（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是维护现状的力量。而他能够依靠的造反力量只有极少数人，甚至在北京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各省市了。使少数学生身处困境的是十七年间确立的游戏规则。为了将似乎停滞的文化大革命向前推进，毛泽东决定采取旗帜鲜明的立场来支持少数。十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声明:：运动初期强加给学生的错误结论一律无效，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必须予以平反。这一行动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打破了以往权力精英和普通公民所相信的神话，地方政权代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所以是不能碰的。另一方面，对于数月以来受到打击的人来说，他们渴望获得地方政权的补偿和纠正的要求得到了赞同和鼓励。一句话，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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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禁令，允许工人自由结社，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出的最大胆的一个决定。
1967年初，中国徘徊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由于地方权威实际上已经丧失，人们的行动就不存在机构的约束。在缺乏政府强力管制的情况下，没人对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进行自我约束。结果，无法无天的事情随之发生。
夺权并不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运动阶段。相反，它只是毛泽东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崩溃而采用的一个权宜之计。当领导人鼓动夺权时，他们并没有预计到这会带来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夺权涉及的基本问题有：在何种条件下，谁有权利夺权？要夺谁的权？夺什么权？夺权行动如何展开？新的权力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北京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信息都是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
结果，夺权成为一场没有规则和规则实施者的游戏。毛泽东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提出他的夺权思想的，即能够不费气力地把造反派联合起来，然后依靠他们从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中把权力夺过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设想。为了与旧政权作斗争，在近几个月里，不同的造反团体已经互相联合起来，但对于他们的野心来说，掌权也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现在，造反有可能成为获得社会地位的阶梯，至少有些造反派可以在政权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新的当权派的前景决定性地改变了造反派的未来计划，并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和行为。由于每一个团体都想尽可能地独自掌握权力，内部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北京发出的夺权号召，立即启动了武汉造反组织之间的派性战争。
在武汉，工总是响应北京向所谓走资派夺权号召的第一个造反组织。1月14日，它邀集13个团体来讨论如何在这个城市夺权。它们很快就《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达成一致，但讨论到如何进行夺权和怎样分配权力等具体计划时，却顿时陷入僵局。协商无果而终，公开信也无法公布。
虽然协商终止，但夺权行动却在幕后加紧准备。每一个组织都在寻找同盟，同时又密切注视着对手的行动。武昌的红楼是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及其它一些造反组织总部的所在地，这时就成了阴谋的中心。张体学为了“将功补过”，主动派代表到红楼，表示他愿意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与那里的造反派合作。这一姿态表明，过去的当权派并不打算在造反派面前设置障碍。但问题仍然存在，即由谁来夺权。
1月20日，经工总和二司提议，14个组织在武昌重新进行协商。在经过三天的争吵之后，它们于1月23日宣布已经就“大联合”达到一致。新的最高机构称为武汉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工总为主。一般来说，总司令部应当处理夺权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在权力转移期间充当省市两级临时政府。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主观愿望。人们发现，加入总司令部的工造总司却在汉口秘密地组织另一个“大联合”。这个“大联合”由长江北岸的大约二十个团体组成。工造总司阴谋独吞武汉市级权力，同时与其它团体分享省级权力。
湖北电台立即播送了造反派接管省级权力的新闻。前省长张体学要求省里各市、地、县的前领导人都要与新政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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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期望夺权会带来革命秩序，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幻想。令他极为失望的是，夺权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首先，夺权并没有导致新政权的建立。在多数情况下，夺权都半途而废。也就是说，虽然旧的权力结构的丧钟正式敲响，但造反派却无法提供有效的权力替代者。旧政权在武汉被彻底打败。从省长和市长到车间主任和生产组长的前当权派，统统被赶下台。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不列入国家公职人员名单的居委会干部以及负责居民户口管理的民警，也被视为当权派。在某些单位里，造反派做得更加过分。非党员造反派把党员也当作一种权力的象征，因而要求拥有把党员开除出党的权利。毛泽东常常说，不破不立。而在夺权中，却是破而不立，并由此产生了政权危机。由于缺少公共权威的支撑，社会处在于追在眉睫的崩溃危机边缘。
第二，夺权从内部分裂了造反派队伍。最初人们设想夺权会遭到从前当权派的抵抗。然而，人们所预期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由于失去了最高领袖的授权，当权派乖乖地交出了权力。造反派的敌人并不是当权派，而是在自己人之间。夺权促成了造反派内部的权力斗争。
第三，毛泽东发动夺权的理由之一，是恢复内部秩序和生产，但事实上形势在匆匆夺权之后变得更加糟糕。它所导致的权力真空为以前政治运动受害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对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报仇伸冤。为了论证其“反攻倒算”有理，他们就宣扬“过去十七年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重新评价”；“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彻底改造”；“文化大革命已经改变了阶级关系”。由于没有任何可以控制其行为的公共权力机关，所以，他们的报复行动通常比几个月前老红卫兵所做的更加残酷。
第四，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可能维持正常生产。1967年1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工业生产最差的一个月。统计表明，工厂顶多完成了生产定额的60％；多数工厂只完成了40-50％，有些工厂仅完成了20％。
最后，取得摧毁地方政权的胜利之后，造反派又试图打倒旧政权的最后支柱一一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地方文官政权与军事权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紧密关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时兼任武汉军区政委；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是湖北省委常委。当地方文官政府处于危机关头时，中央军委对各省军区发出指示，要它们接收地方政府请求其抢救的任何秘密档案和文件，同时要为地方领导人提供保护。正因为如此，造反派把军队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最后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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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人民解放军介入到运动中来。军队始终是国家权力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在1967年初，它是基本完好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毛泽东打出这张王牌，试图使危险的形势稳定下来。1月21日，他命令军队介入运动“支持左派”。为保证军队具备有效对付对立派别的威望和统一，毛泽东1月28日亲自批准颁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个命令严禁民众擅入军事设施或攻击军事人员。不久，军队的权力得到扩张，从被动地履行支持左派的使命，扩大到维护法律和秩序，管理经济以及重建权力结构。但问题是，在如何区分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方面并没有给予明确指示。这样一来，支持左派的任务就使军队有权支持它所认定的革命派。
第二，强调了老干部的作用。草率进行夺权导致了出乎意料的混乱，这种情况一定使毛泽东意识到，单靠造反派并不能建立起新的可以正常运转的权力结构，他于是开始强调在新权力结构中，老干部必须参与，以便利用他们的管理技能。他认为，革命干部占干部的大多数。即使是犯过错误的人也应当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对于成千上万沮丧的党的干部来说，这个新政策十分令人鼓舞。
第三，为了克服在1967年头一个月造反派行动的显著无政府倾向，毛泽东发动了整顿造反派的运动。造反派在1月夺权期间的过分行为受到批评，他们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
在恢复秩序的进程中，“三结合”模式开始出现。“三结合”的意思是：在每个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代表、党的干部和造反派占有平等的一份权力。让士兵和党的干部参与夺权，意在抑制造反派的极端主义。以后的事实表明，形成这种联合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这些力量是互相对立的。
虽然毛泽东试图遏制激进主义和自发性的过分行为，但他并没有失去对造反派的信任。他至多想要整顿一下造反派的行为，以使文化大革命能够以更加平衡的方式进行下去。但在军区领导人看来，毛泽东推行非激进化政策的目标，就是削弱甚至解散造反组织。由于这种错误领会，所以毛泽东的战略再次导致他不愿看到的事情出现，即产生“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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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冲击军营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坏人”。陈和钟对毛的这句话印象极深。毛泽东劝告军队在受到攻击时，对攻击者要“退避三舍”，以避免冲突。但陈和钟却以为，毛泽东的意思是，要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最多只退避“三舍”，而不是“四舍”、“五舍”，如果造反派得寸进尺，那么军队就应该自卫反击。
2月11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十天前才设立）受到造反派中“香花派”的攻击。到此时为止，在中央军委的支持下，成都、福州和广州军区都对攻击军队的人发起了反攻。武汉军区效法其它军区，于2月18日发布了一个“严正声明”，批评二八声明和“香花派”。第二天，武汉部队在市中心举行了空前的阅兵式，以显示军威。同时，军营门前安放警戒线，以震慑侵犯者。
大约在2月底，陈再道和钟汉华回到武汉。离开北京之前，周恩来私下里会见了他们，劝告他们要特别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抓工业生产；第二，学校要复课；第三，要按行业、部门或单位实现联合。周的指示使这两位军事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恢复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对二八声明的批评，也消除了他们对于造反派，特别是“香花派”可能会阻挠的担忧。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对二司北京联络站代表指示说，二八声明是错误的。他还对武汉造反派警告说，不要把进攻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得到了北京温和派和激进派领导人的共同支持，陈和钟很有信心在短期内恢复武汉的秩序。回到武汉不久，他们就采取高压政策对付造反派。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香花派”。武汉军区用来对付这一派的武器，是中央文革小组对二八声明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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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鼓励人们造反，但造反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合法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反仅仅是毛泽东授予的一项特权，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收回。当一个团体拥有了这项特权时，它就能为所欲为，而不必受制于地方政权。然而，它一旦失去这种特权，就可能危及其生存。从理论上讲，每个派性组织都拥有这项特权。但只要毛泽东等文革领导人对某个团体稍稍表示一点不喜欢，这一团体的对手就会趁机剥夺其特权，甚至予以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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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还重建了公共政权。陈再道和钟汉华从北京返回武汉后，湖北军区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省、地、县）。陈对与会者说，必须采取措施改变经济停滞的现状。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每一级和每一个单位都建立一个领导生产的实体。会后，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一周后，武汉市建立了类似机构。不久，几乎每个单位都出现这种办公室。
到3月底为止，旧的权力结构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恢复。干部们官复原职，工人们回到生产岗位上，学生们恢复上课。公安系统又开始履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重新得到强调。原来停滞的经济形势现在开始好转。
陈再道对未来更加乐观。他说：
当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行大联合，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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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意识到，运动向秩序和稳定的方向摆动得太远。为了使运动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他们对所谓的“二月逆流”发起反攻，并把农业部长谭震林当作“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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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十条命令”，严格限制了军队处理群众组织的权力。这一命令规定，严禁军队宣布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不准解散这些组织，不准报复曾经攻击战士的人，除非所涉及的人的确犯罪，否则不准实行逮捕。
《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将武汉造反派从绝境中解救出来。就像文化大革命早期冲锋在前一样，学生造反派在反对“二月逆流”的战斗中再次打头阵。从3月底到4月底，陈再道和钟汉华都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武汉形势的逆转使他们烦恼不已。他们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是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的。在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陈抱怨说：
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我们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我们下面为难。
为了改善不良的信息传达系统，陈提出了两种方案：中央文革小组可以派出二十九个直属机构，分别领导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授权各军事当局定期向中央文革小组派代表接受具体指示.他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地方军队之间建立一个直接信息传达管道：“只要我们按照中央文革小组所指示的去做，那么我们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陈的建议再次装聋作哑。应陈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于4月19日召开了一个会议，专门听取武汉军区对武汉形势的报告。陈在会上说，只有300多名学生参加了绝食示威活动，而且这个行动现在已经过去了。陈的意思是，江青所得到的信息是不确切的。会议做出四个结论：第一，应当允许老红卫兵存在。第二，工总不应当恢复，因为在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之前已将其解散了。第三，武汉军区在3月逮捕500多人并非错误行动，但对这些逮捕需要逐一复查，确定无罪的应当释放。最后，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或者路线错误”。此外，会议还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将在4月21日会见武汉造反派代表，并将劝告他们不要攻击武汉军区。
这些结果使陈再道和钟汉华喜出望外，他们立即用电话把这些好消息传达给武汉军区的其它领导人。他们虽然在会上曾表示要保守秘密，但武汉军区领导人在造反派日益加大的压力面前，还是无法抵御要将好消息与同伴分享的冲动。不久，这些消息就传遍整个武汉。第二天，即4月20日，保守组织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宣传和欢呼“来自北京的特大喜讯”；与此同时，造反派却茫然不知所措。那天下午，江青从中央文革小组特派联络员的报告里获悉了这一情况后，对陈和钟十分愤怒。她认为，陈和钟正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号欺压造反派，因此命令陈和钟上交4月19日会议记录的复制件，并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提这桩事
当天晚上，钟汉华与在武汉的军区领导通了电话，当即查清了这件事的真实情况，马上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说明陈、钟在参加了十九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为的是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军区负责“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走漏的。陈、钟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当然，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是有一定责任的，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江青却不依不饶，采取了“断然”措施。4月21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总政一位同志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了陈、钟二人下榻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19日的会议记录，并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了。这时候，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通知。惟独陈、钟接到的是离开北京的“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陈、钟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已陷入混乱之中。从火车站到武汉军区大院，贴满了一批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火药味更浓了，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什么“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什么“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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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之所以这么嚣张，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陈再道才知道事情的内幕。原来是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军内外的各种渠道，特别是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从中不断进行策划、操纵的结果。早在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林彪就多次向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是林彪所说的“不好的人”呢？吴法宪等人作为林彪的亲信，当然一听便心领神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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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陈再道是信任的，他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按照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电报“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的精神，陈再道与武汉军区领导同志经过研究，立即让各派群众组织选出了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很快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准备工作。
7月10日左右，周恩来给陈再道打来电话，说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在电话中，周恩来还指示，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接完电话，陈再道等人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14日晚9时许，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赫然贴着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看后摇了摇头，对随行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毛泽东来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则住在百花二号。毛泽东等到达武汉，知道的人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属绝密行动。由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分成两派，这使陈再道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担心。为了工作方便和在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陈再道和钟汉华经过商量，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以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在听取谢富治、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后，最后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同志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为了保陈再道，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听了周恩来的讲话，陈再道深受感动。
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一号。一见陈、钟二人，毛泽东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问：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直性子，有点想不通。“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表态：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 大会检查。”毛泽东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大约到十点钟左右，陈、钟起身告别，毛泽东很客气地把他们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巧遇到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了，要他们同陈、钟握手。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毛泽东又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7月18日夜周恩来离开武汉之后，谢富治、王力便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了煽动性讲话。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还高喊：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7月19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武汉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而“百万雄师”则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王力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7月20日，武汉三镇如同开了锅一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
7月20日上午，林彪避开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在这封信的落款之处，江青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劝我去上海，”毛泽东望着信说：“我哪里也不去。”
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深为武汉的事态担忧，再次返回武汉，劝说毛泽东暂时离开。在众人的劝说下毛泽东终于同意：那好吧。我到上海。”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虹桥宾馆。事隔十年后，杨成武回忆随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天夜晚散步时，毛泽东曾对他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同志问：你认识陈再道吗？’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他会反对我吗？’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毛泽东这句话，道出了他对陈再道的信任。
19日凌晨，谢、王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向在场数千群众表示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刘丰（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与肖前（武汉军区空军政委）也在大会上表态要支持革命左派。19日，谢、王和刘丰讲话录音被造反派拿到武汉三镇反复播放。[1]:45
19日上午，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召开，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讨；下午三点多，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谢、王发表讲话，散会后，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总”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1]:59 此时，武汉开始流传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2] 有独立师指战员到军区闹事，要求澄清流传的王力“四点指示”。[1]:54 深夜，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联合成立“临时联合代表团”（21日下午改名“专揪王力司令部”）。[1]:63 车辆全市大游行（官方资料称约有两千辆）自19日晚7时左右持续到20日早6时。[1]:70 20日早晨，“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部分人和8201部队部分战士涌进东湖宾馆，把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1]:75 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1]:140 “百万雄师”开始大规模示威，毛泽东对“百万雄师”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小组来电“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谣言传遍全市。20日，百万雄师占领湖北大学，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被拔除。[1]:144,152 到23日，全市只剩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3] 24日晚，“百万雄师”出动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打倒陈再道”、“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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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趁周恩来离开之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七二O事件”后，王力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8月7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特别谈到王力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25日，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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