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相遇，不是邂逅，而是必然。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形成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历史学家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早年的亲密关系却被忽略。
苏俄（本文将苏俄和苏联统称为“苏俄”）在1919年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在中国内地传播至今的标准说法。这一说法屡被质疑，台湾学者唐启华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
（1912-1928）》一书中就已经指出这是一种“政治神话”，档案显示苏俄并未放弃在华条约特权。
2012年5月，中国内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专家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又再次完整地呈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往来。作者以三十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内地、台湾和俄罗斯的档案文献，不仅超越了此前的研究，恐怕在短期之内也后无来者。难得的是，李玉贞对于自己此前的研究也有深入反思，她坦承15年前的著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有“中毒”症状，比如以孙中山为核心把国民党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
李玉贞指出，从“国家利益”来认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很多复杂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同理，从“党派利益”来认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很多复杂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两者的相遇，更多的是从各自利益出发各取所需的结果。
通过《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可以看出，在对华政策上，苏俄比之帝俄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暨中国共产党，苏俄先后试图与陈炯明、吴佩孚、冯玉祥建立联系。孙中山的一生，也是不断寻求各种外援的一生，日本、美国、德国，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上门。1924年，孙中山从广州北上北京，专门绕道日本。此外，孙中山曾有意聘请美国飞行员轰炸北京政府（日本实业家梅屋吉庄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所著《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中提及，孙中山曾聘请日本飞行员训练中国学员），他还有意向德国提供开采权以换得资金，但德国发现孙中山承诺的开采地方不属于他的势力范围。李玉贞提醒读者，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英文“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是“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计划”之意。共产国际觊觎中国，孙中山渴望外援，最终他们相遇。
1920年代，苏俄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因为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陷入僵局。苏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北京政府拒绝承认；1919年苏俄表示愿意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但1922年又对此予以否认。在孙中山看来，北京政府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相反，但苏俄的“国际主义”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有相通之处，因此在这两个事件上与苏俄达成妥协。甚至在孙中山看来，破坏北京政府的“国家利益”，将有利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讲到，孙中山曾经建议苏俄，与其占领中东铁路，不如将这些兵力派去占领新疆，然后成立中、德、俄联合公司从事资源开发，实行苏维埃制度。他还一度提出“西北计划”，准备从西北进军北京，颠覆中央政权，希望莫斯科能够提供军事援助。吊诡的是，国民党未能实施的计划，共产党后来得以实现。
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支持孙中山那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但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如果没有苏俄的援助，孙中山能否战胜陈炯明就是一个疑问。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先实现广东自治，再谋求宪政统一，而孙中山主张立即北伐，推翻北京政府，实现武力统一，再由军政进入训政。1920年代的中国一度有两条路，一条是“联省自治”，一条是“党国模式”。两种理念孰优孰劣，暂且不论，仅从军事实力而言，孙中山未必胜过陈炯明，但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孙中山最终胜出。“党国模式”最终战胜“联省自治”，苏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俄成功地运用了“国际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两套话语，把自己介入中国事务称为“国际主义”，把其他国家介入中国事务称为“帝国主义”。同样，国民党把自己出于党派利益与苏俄的合作称作“国际主义”，把与北京政府建立联系的各国称作“帝国主义”。于是，出现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为。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一方面表示要争取“完全国家的独立”，同时又表示“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苏俄甚至成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主要从事与中国有关事务。“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似乎应该改名为“不许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协会”。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写，孙中山希望的世界格局是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和民族国际三分天下。第二国际是继“第一国际”解散后，在1889年－1914年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联合发起的国际联合组织；民族国际则是孙中山对“大亚洲主义”的设想，由中国担任盟主，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国际组织。至于盟主是否会成为新的压迫者，似乎不在孙中山的考虑范围之内。不幸或者说幸运的是，民族国际只是设想，没有成为现实。
虽然孙中山在与商团冲突的紧急关头说过“以俄为师”的话，但是在绝大部分时刻，国民党是“以俄为友”，坚持两者的关系平起平坐。与孙中山倾向于“国际主义”不同，蒋介石批评在苏俄的中共党员“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耳。”蒋介石还说：“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而已。”当时，不乏将苏俄称作“赤色帝国主义”，这一称呼颇为准确，苏俄对此亦有所忌讳，多次要求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援助保密，莫斯科中山大学曾要求中共调查哪些国民党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互为工具。国民党试图获得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实现自己的党派利益；共产国际试图通过国民党颠覆北京政府，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这是两者合作的土壤，同时也埋下分歧的种子。
国民党对苏俄的意识形态并不认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透露，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开篇即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1924年，孙中山向国民党党员表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李玉贞认为这是为了平息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对共产国际的怀疑乃反感。对孙中山而言可能不限于此，作为党魁，即使没有党员的压力，他也会注重理论的纯洁性和主体性。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等于表示共产主义只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三民主义是更完备的意识形态。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指出，共产国际的看法恰恰相反，共产国际把中国国民革命比为俄国1905年革命，只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所以，共产国际的标语“由孙文主义到列宁主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则主张改为“由列宁主义到孙文主义”，这个细节充分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貌合神离。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在“北伐”和“统一”（这两个词语均是国民党的词汇，如果从北京政府的角度来看，是以武力颠覆国家政权）前后遭到根本的挑战。国民党对阶级斗争没有兴趣，在“北伐”过程中，中共主导的“土地革命”是国民党无法接受的。随着国共的分裂，两党在随后的历史中呈现出不同的一面。国民党“统一”之后，将党国模式从广东推广到全国，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渐趋一致，与赤色帝国主义保持距离。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共产党，仿佛此前的国民党，把自己出于党派利益与苏俄的合作称作“国际主义”。
20世纪20年代，“党国模式”只是一个雏形，但未来已在这里预演。李玉贞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虽然国民党意识形态与苏式共产主义并不兼容，但是国民党学会了“监视”和“镇压异见”的技术。书中有很多细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年轻学员的“江浙同乡会”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在“北伐”期间，地主自愿来到农会，建议农会收走他们的土地——前者与中共的“肃反”和“清洗”如出一辙；后者仿佛商人主动要求公私合营，以自愿的形式“被自愿”。
在中国内地，近代史学研究依然一边使用“反帝”话语、一边赞美“赤色帝国主义”，这种内在冲突的叙事依然是主流。如果耐心读完这本近700页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或许会改变这种看法，对国民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错综的关系有全面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