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右派蔡铁根
－－作者：蔡金刚
父亲蔡铁根（原名蔡泽生，曾用名蔡委心），生于1911年12月，河北蔚县人。1931～1932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先后爆发，为抗日父亲先是加入东北军，后又投奔红军，在红军总政宣传部工作。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所在部队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被正式任命为115师宣传部干事。随部队东进抗日，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在林彪与聂荣臻分兵，聂部往山西河北察哈尔敌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父亲随杨成武独立团（后扩编为独立一师）回敌后故乡开辟根据地。因为延安指示要求配合当时河北省委组织的冀东大暴动并在雾灵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一师三团去开辟平西地区并组建准备进入冀东的四纵。因为看不惯当时开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贪腐现象，父亲在未得到师长杨成武的同意下，“非组织”跟着政委邓华去了平西，引得杨成武大怒并派队追赶。
整个抗战期间，从随邓华开辟平西初期，到后来原120师副师长萧克奉命来平西组建挺进军，父亲一直在平西，先后任邓华11支队的宣传科长、宛平县长、抗大四分校教导员、挺进军九团政治部副主任、七旅（后改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9年后，父亲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筹建我军第一所正规化最高军事学府，任陆军大学筹备处处长，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系学习毕业。之后在萧克任部长的中央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等职，参与制定编撰我军第一部正规化条令。
1956年，刘伯承亲自点名，将父亲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0年筹建陆军大学（后改名为军事学院，1985年更名为国防大学）期间，蔡铁根（前左一）陪同朱德总司令勘察陆大校址。
一、制定军队条令惹祸
就军队建设，当时毛泽东号召“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建设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见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的训词）
因为正规化军队一切行动都要严格依照条令来执行，因而制定条令是建设正规化军队的最重要工作。
可是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当年苏联大量援助我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中，没有政治工作人员位置，例如坦克、飞机这样的技术兵器中没有政治指导员的位置；另外，苏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编制不一致，他们实行的是“一长制”。我军的条令制定工作必不可免地涉及部队中政工人员的地位与职权，其实就是涉及他们将来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待遇。这引起了政工人员尤其是总政治部的强烈不满。
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开：“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下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统统迁怒于父亲这个条令局副局长头上（局长是越南人洪水，因患肝癌长期养病未到职）。
关于这些，父亲在后来给组织的申诉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令一致。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撰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是条令编撰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萧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为此，父亲曾经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萧克同志。信中写道：“……所谓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要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会限制我军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要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实践的检验。条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显然太早了。
这封信被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被一些人套在父亲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而成为父亲的一大罪名。
二、怀仁堂事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在此前的南宁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各部门争相“大跃进”、“放卫星”，钢铁要“赶英超美”，粮食则已有亩产10万斤之说，甚至有人喊出了“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的5～7月，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了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后即改到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次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萧克，责问：“军事学院和训总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同志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尽搞别人的东西”，“刘元帅述而不作”；说“萧克现在又挂出教条主义的牌子来了”，“萧克说：小米加步枪过时了。”他还针对当时要不要进行原子条件下训练的争论嘲笑道：“原子战争不见经传，但在封神榜上见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记录）
在会上，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而父亲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被印发大会，他受到了最激烈无情的斗争。为了证明萧克的“反党阴谋”，有人强迫父亲承认信是萧克授意写的。他坚决拒绝道：“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信的原稿虽然请教过萧，萧也提了意见，但这封信发与不发、改与不改都不取决于萧，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认为信中有错误，无论有多严重，应由我承担，与萧无关。”（给中央纪委的申诉书）
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一批从事军队正规化建设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如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当时参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那时太厉害啦，我们这些受批判的人，包括刘帅都坐在台下的一条凳子上，挨个上去检查，会场上的气氛恐怖极了。”还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老天爷也坐在台上啊”。
父亲难捺心中的痛苦，问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苦笑着对父亲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
轮到父亲做大会检讨了。关于那天的事，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做了检讨啦，为了顾全大局嘛，其实哪来的什么反党集团啊，可不检讨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说了话啦，我们都知道你爸爸那个脾气，都替他担心啊，我们都给他做了工作，他才违心地被迫答应做那个检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人就骂开了，骂得可难听啦，开始你爸爸还忍着，可后来他还是被骂急啦。”在我一再追问都骂了些什么时，那天参会的老人告诉我：“你知道他们都骂什么吗？‘妈.了个. × ！反革命！枪毙他！……’”
父亲忍无可忍，他放下稿子大声地对那些起哄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对条令中政工人员的职责问题，他说明那是经军委审查，彭总修改，毛主席批准的！
在台上的彭德怀愕然地瞪着父亲，全场一片哗然。主席台上有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把他拉下去！”于是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父亲的肩章领章，把父亲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
有人告诉我：“那天，还有人动手打了你爸爸的！”
被激怒的父亲也只能大声吼道：“你们还让人说话吗？……”这些情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当时不少同志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
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1978年在为父亲冤案昭雪奔波时，我住在总参二所，有一位据说是林彪当年的机要秘书也因为等待甄别在此同住，他对我说：“小蔡，你知道，那时你爸爸上厕所都有人跟着的，那气氛……”说的时候摇头叹气，尤有余悸。
实际上，毋庸讳言，当年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受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们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与位置产生了威胁，一些人认为正规化的条令将要影响他们的职权、地位和待遇。
图：1959年总政关于蔡铁根处理意见的批复
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对父亲进行了“彻底清算”。根据中央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但念其参加革命20余年，于是“研究决定”对父亲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撤职降级（降为行政14级－－正团级），调离部队，转交地方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总政则在1959年4月的批复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级（降到副团级）……因为对父亲的处理无法可依，他们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而其时“反右”斗争已过去一年多时间了。
三、蒙难中的思考
父亲被冤处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直到1970年被杀害，他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同时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反思。父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蒙难中仍然坚持写日记，在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现选摘其中部分日记如下（以下仅标注日期）：
1.反思大饥荒
实际上的饿，尚好解决，只要吃一顿饱饭也就可以暂时止住饥饿；而由于实际上的饿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饿，却很难解决，而且对实际上感觉上的饥饿有着互相促进作用。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吃不饱；越是吃不饱，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
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感觉饿，走在街上也感觉饿；白天工作时感觉饿，晚上睡觉也感觉饿；甚至梦中也饥饿的！于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饥饿地发慌！
由于物质上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本来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粮食，无论如何都能吃得饱，都够吃了的。但在这饥饿的情况下，由于精神上、思想上的饿一餐饭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厂工作中，遇到现场会议或其他什么机会，因而受到厂里招待时，我们这些下厂干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顿，十两米一碗的饭至少要吃他两碗！我有几次一边大嚼一边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庄严的军官，曾几何时如何便变的这样不顾身份！其实这并不奇怪，而这正是所谓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来由于节约粮食，供应定量减少，全家每月只得粮食83斤，也就是说全家五口人每顿饭只得几两多粮，距离吃饱那是太远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饭的汤水来延续生命。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国通用粮票来补助。但由于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粮票停止通用”，这个补助就也无形中被取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请求所谓居民委员会帮助解决，为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情况，我将我们每天吃的非菜非饭的汤水向他说明，不料这却触犯了“不准说吃不饱”的禁令，于是一个警察样的“干部”严厉地威胁我说“要检查检查你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什么叫做非菜非饭的汤”！并且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属的重工业局党委，要他们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于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闹了一肚子气并且招来了许多麻烦。
（1960年11月24日）
中国六亿人民正在经受着一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灾难－－浮肿病。这种病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
据说卫生界对这种“新时代”病已经得出临床经验：从发病到死共分两期，初期是浮肿（有的人说浮肿又分三期），后期是消瘦，而到了后期就无法治疗了！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关于这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和发展情况和死亡率还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则已从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据说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关于这种“时代”病的原因，据说是营养不良。明白地说就是长期地饥饿的结果！
“伟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着，发展着。可是还没有看见“英明伟大的领袖”采取什么有效地措施！
这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而且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灾难！……
“伟大的毛.病”已经侵入到我这苦难的家庭里来了！头几天难儿虚肿，我还未曾注意。近来我的左半个身子浮肿，我还以为是神经病所致。今天看到桂兰阿姨也浮肿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医疗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营养，可是在这连饭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营养呢？！只好“苟延残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这“右派”二字竟会使得党内外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闭口无言。
（1959年8月1日听了常州专署各局长检讨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之后）
按理，革命者应该是人性最强烈的人，也就是人类感情最丰富的人，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过去曾经有人说党性与人性有矛盾，当时未曾深思且以为是谬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越来越感觉其可疑。
为了吃饱肚子，而牺牲了最大的自由，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饱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仅仅在常州这个江南鱼米之乡，而且一直是丰收的地区，然而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胜数了。
我的邻居，一个老太婆（还是个居民组长呢），由于孩子们小，而口粮少，老太婆受到影响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却不料引起了儿子的愤怒，竟自将他生身的母亲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了一顿。
那时，我还勉强支持着下厂，就在这怀德桥，三更半夜，曾几次遇到被生身的亲娘遗弃了的孩子。他（她）们被饿的站不起身来，就睡在路的当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就在这常州的木匠街，一个木匠，因为发现被下放的朋友带着二十几斤粮票就起了不义之心，诱友入室，持斧行凶，砍伤了朋友以至被判处了十八年徒刑。
贾秘书说，在他的故乡（南阳），在六零到六一年间，农民竟被饿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个在解放军中当排长的小军官，因为多年不曾回家，请假回里省亲时才发现合家八口全被饿死了。
据余科长谈，就在附近的宜兴西门外，有个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儿子在解放军中充军官，老头因恨这革命的后果，诱骗儿子回家，当这个军官回来省亲时，才发现母亲已被饿死，而老头儿还在。可是当夜老头儿就乘儿子熟睡之际，用斧头把他亲生的儿子劈死了。
就在这常州市的模范公社－－荷花池管理区，儿子因为嫌抱怨父亲吃的多，不顾儿子昼夜劳动，老头儿自缢死了，派出所因此传讯这个儿子，还没有决定给他什么处分，儿子也自缢死了，剩下一个儿媳，无法过活也寻了自尽，幸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乃得不死。据说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听老李说最近苏北捕获了一个人口贩子，他由苏北向皖南贩运儿童，价格是人民币五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头两年皖南饿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连人也没有了），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可是现在苏北又闹“天荒”，所以出现了这种奇迹……
（1963年8月20日）
（各种票证）不仅都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且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和物资缺乏，这些无价证券无形中都变成了高价证券。因而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便应运而生。依靠这些证券交易而且大有横财可发；当六一到六二中间，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一斤粮票价格竟达两元以上，而且买一斤粮食却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就难怪社会主义无价证券交易的兴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制度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
“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
“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
（1960年1月11日）
党内斗争，据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并不尽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也是不合实际的）于是党内斗争便成了敌我斗争。于是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集团，便成了正确的，因而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也承认，有时多数却并不一定都正确）而失败的集团便成了反马列主义的；于是胜利者集团便给失败者集团作结论，加封号，戴帽子；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甚而至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奸.细，特务分子等等名目便应运而生。这都是真的吗？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一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一些卑鄙，恶浊，不惜一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个号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党时，向党内也就是向党员提出来的号召；最早是出于刘少奇的党员修养。而见诸报纸并成为向全党全民的号召提出，则是最近几年来的事。昨日《人民日报》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这是每次整风或整风之后，惟恐整风不透的结尾号召，也就是近几年来泛于整风的最明确的答复。
（1960年6月16日晨）
几年来，党内出现了一批特殊人物，他们无视党内外的各种庄严规定而任意胡为，他们不仅不按党章规定的程序办事，而且无视党内民主，不准党员有不同意见，也不准党员保留意见，而且也不准党员发表意见。他们任意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随便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加上各种污蔑性的封号并把他们排除在领导之外，甚至于党外，只要对他们个人有意见，那就是反党，只要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右派。他们公开地猖狂地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发表了许多反动而荒谬的理论，在国内造成了空前的饥荒，把工农都导向了绝路，任意倒行逆施却不准党员有任何意见，这是什么马列主义，这是什么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究竟打算干些什么？
（庚子年[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一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客观上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这政府是对社会主义的强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国，要挽救中国的人民，要挽救中国的革命，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粉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传统！必须彻底地打倒中国的各种形式的“皇帝”！必须彻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须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准任何“英明伟大”的人物强奸民意！必须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彻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财产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一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意见，分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这是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个政治组织的章程所允许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以右派的名誉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但党内有这么一派，并且还想把它的队伍继续扩大，却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只好把他们开除出党，于是在现代的中国，右派便成了政治组织之外的一种超然的有名无实的那么一些人。据说这些人已经被发展到三十多万，按说这个政治力量也很可观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里作者在描写农奴生活时，有这样几句话：
“我没有权力为我自己工作——我没有权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脱离动物状态的人宁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饥饿和寒冷，决不愿吃的饱，穿的好而忍受别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这么一所小小的无论多么简陋的茅屋属于自己，或者有一亩不论多么贫瘠的和荒芜，总是我自己的土地。我没有权力结婚……
“我的精力由于丧失了积极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锄，每一锹都需要紧张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这些是作者在描写十九世纪南美农奴生活而写的。但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吗？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可是自由对于人来说，和财产是同样的重要，欧洲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是因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饭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自由就没有饭吃，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现代的中国，完全牺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饱。
这样看来，人们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财产，而要私有财产就不能要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隶，如果人们不愿意作奴隶，要自由，那就还是保持私有制度的好。只有在私有制度下，吃饭和自由两者才可以兼得，虽然有时两者并不能够完美地兼得，有时为了吃饭不得不暂时牺牲点儿自由，有时为了自由，不得不暂时吃的坏些儿或饿些儿，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连吃饱饭这一样也不能保险。
（1963年6月27日）
饥寒交迫的社会主义好呢，还是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好？是全民忍饥号寒好呢，还是一部分人饥寒一部分人温饱好？是稍有点儿民主好呢，还是完全独裁统治好？是稍有点儿自由好呢，还是完全没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一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但共产党有何能一下子把六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全部很好地管理起来。于是便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包而不办”的严重现象来。然而人民却要处处等待领导，既不肯（也不能）积极主动，也不肯积极负责。于是无人管理和胡乱管理的现象便泛滥起来。
四、遇难及平反
父亲“自由思考，独立精神”的思想与实践，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必定给自己铸下悲惨的命运。
1970年3月，正值“文革”中最疯狂的时候，经过疯狂的“文攻武卫”和夺权，各地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从很多记录上看，为了确立这权力，各地都镇压了大批“反革命”等名目的人员。3月11日，江苏常州公检法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开枪决了“以蔡铁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蔡铁根和另一名部队转业军人吴翼，判决多人徒刑，牵连人员达百人之多。此事轰动一时。父亲的死刑判决书甚至被张贴到了他参加革命后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故乡的土墙上……
父亲冤案的产生原因究竟，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常州当年的市委书记牢骚满腹地对我们说：“我们能随便说把蔡铁根同志的头杀掉吗？……”
在他的冤案昭雪后，有一位老同志亲口对我们说：“……你爸爸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北京！”
有一点是清楚的，记载他自己思想的日记是直接导致他被杀害的原因之一。
父亲被捕离开我们时，我才9岁，因为他的思考，我们三个幼小的孤儿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过了14年难以想象的苦难岁月，我们的精神和身体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父亲被害10年后，在胡耀邦、黄克诚、萧克、李达等一大批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的冤案终于昭雪，他被定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只有我知道，那骨灰盒是空的，我们把为他昭雪的文件和留下的一副老花镜放在盒内。因为父亲被杀害后，骨灰没有被保存，他为他追求的理想置身家性命而不顾，真正做到了肝脑涂地，乃至灰飞烟灭。
图：1980 年常州市委关于蔡铁根平反的文件，里面对蔡铁根经历有简要介绍。
后来，我才知道，在共和国长长的烈士名册上，排名第一的烈士段德昌，也不是被敌人杀害的，红军时期因为极“左”路线被冤杀的他，也是牺牲在“自己人”枪口下的。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据说牺牲的烈士总数约有两千万人，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被自己人杀的，大概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了。如果说战争时期因斗争残酷，难以分辨而错杀同志，那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执政的时期里，也还有着许多同样的故事，造就了不少这样的烈士。这样的烈士人数究竟有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了。我的父亲不过是其中的一名。虽然他是一位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编辑）
蔡铁根平反经过
－－作者：蔡金刚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在1998年8月起至12月的《中华儿女》上连载发表的。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说明，文章并不像《中华儿女》编者在文前说的那样是我主动写的，而事实是因为我看见一些杂志书籍上关于我父亲的文章写的与事实有许多出入，有一本杂志甚至说我父亲是为彭德怀而死，而《中华儿女》在若干年前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父亲这件奇冤，于是我在1996年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作了些说明，当时《中华儿女》的总编扬筱怀同志即约我写这篇文章，说实话，对于我父亲的冤案，我自己也深知尚有许多禁区，有些我是知道的，有些我至今也还不清楚，所以当时是扬筱怀同志一再动员的热情使我动笔写了，前后大约十多天。在写的时候，我自己确实是已经尽量注意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避讳，但是即使这样，在经过有关部门审阅时，还是遇到了麻烦，军事科学院战史部负责审查者认为：“文章的基调比较低沉。作者以亲身感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蔡铁根及其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批评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错误”，基调消极，不符合弘扬主旋律，催人奋进的时代要求，况且也有损于党的形象，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
“文章涉及到许多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诸如对毛主席、彭德怀、黄克诚以及许世友、肖华、张宗逊等的看法和评价，对于苏联援助我国的看法，对于学习苏联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等问题的看法，都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易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碍于大局的稳定。”
“文章中有些用语尖刻、贬损。诸如讲许世友是“颟顸、愚忠”等等，很不严肃。另外有些地方上下文连接不紧，逻辑性不强，有些地方文字重复，且比较粗糙，有些提法欠斟酌，有些表述不尽确切，等等。”文章因此被搁置了下来。
虽然扬筱怀同志和我尽了许多努力，但是文章还是被搁置了两年之久，直到1998年父亲的老战友李仲奇伯伯专门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后，文章在被做了些删改后才得以发表，我明白在我们目前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办刊者的苦衷，对编者写在前面的话也十分理解，我至今还是非常感谢扬筱怀同志的勇气的。不幸的是不久前他遭遇车祸逝世，令我和许多人感到痛惜。
这次准备将文章在网上登出时，我把原先被删改的内容重新恢复了，而且把有的人名直接写出来了，因为我想，他们地下有知，是应该感到羞愧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有的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里整自己的同志……在党章里，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哪能找到解释。”
“几十年过去了，推人落井的人，迫人致死的人，挑三戳四的人，坐观斗虎的人，残害忠良的人，趋炎附势的人，落井下石的人，装腔作势、起哄围攻的人 ，卖友求荣、陷人以过的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人，用同志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人，全都福寿康宁的活到了“不知明镜里，何处惹秋霜”的年纪了，不知清夜扪心知否自愧，生者已矣，死者何堪？”
我十分同意这样的意见：“虽然要重现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放弃迫近真实的历史的每一丁点努力，正是由于我们一点又一点的努力，使我们叙述的历史越来越迫近真实的历史。”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觉醒了的人们的努力，我们毕竟在向着历史的真实一步步地迫近。
我想说的是，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或是迫于现实的考虑，或是却是还被故意遮掩着确实难以弄清所至。请智者明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一些人名和事实，我还是回避了，不过所幸的是，有许多历史的真相已经在和正在不断被揭开，一些貌似岸然的圣像露出了本来人性就有的另一面。那些死了的，他们真的能安息吗？那些活着的，他们真的能安心吗？
我非常感谢许许多多一直在关心讨论并希望弄明白许多历史真相的人们，我们一起等待，我们一起努力，历史已经证明了，历史不是什么胜利者写的，而是人民写的。
“时刻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纯洁与清白，绝不卖身投靠眼前貌似强大的恶势力，哪怕它披着华丽的外衣，钱权不动，不为金钱权势所收买，也不怕金钱权势所造成的巨大威胁，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呀！
其实，一个民族的脊梁莫过于此，一个时代的精神莫过如此，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价值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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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无从知道父亲在临刑前想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想到即将变成孤儿的我们时，是会肝肠寸断的。
然而，当我们怀着万分恐怖回到家时，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阵敲门声后，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阴沉着脸，在他们身后是脸色同样阴沉的几个警察，当他们开口之后，我们半天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来向我们收取杀害爸爸的子弹钱的，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他们要收取的费用是五.毛钱一发。我们完全惊呆着发傻，目瞪口呆的看着来人，因为就是五.毛钱我们也没有，真要也只能去找管我们生活费的陈婆婆要，一番沉默后，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说“他们没有钱，生活还是国家救济的。”警察在老太太们答应出具证明之后才悻悻的走了。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在我国的法律上或者是相关的政策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想出这样一条规定的又是个什么样极阴.毒，极无心肝的人，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家属的伤害是多么的残忍。
父亲的死，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此案先后牵连百余人，被枪杀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徒刑多人，“戴帽子改造”多人，他们大都是部队的转业退伍军人，不少都是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此案在当地可谓人尽皆知。直至今天，苏南一带一提起此案，人们大都知道。过后不久，对父亲这一案，常州地方有一名青年工人，写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父亲的被杀害表示了疑虑和不满，这封信被当成“大案要案”限期侦破。而在破案后仅仅一周，这名青年工人也被枪杀了，罪名是“替蔡铁根鸣冤叫屈”。
父亲死后，我们3个“反革命子女”的命运更惨了。挨饿、挨打是家常便饭，常常彼打得鼻青脸肿，生活不仅是暗淡的，而且充满了屈辱、恐怖和危脸
父亲死后，我们又被赶出了原来的住处，搬到一处平房去住了。此时我们的命运更惨了，几乎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甚至被人围观议论。而挨起骂来，除了“反革命子女”外又多了个极具侮辱与伤害的词“枪毙鬼的儿子”，这些都给我们幼年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挨打更是家常便饭，我们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看着各自的伤痕，我们只能沉默，因为那时我们已经没有眼泪了。
有一次，因为我有一个五十代解放军的帽徽，不知怎么被那个管片的户籍警察知道了，这个人也是个年轻人，平时趾高气扬的，街道老太太们把他哄得特别骄横。走起路来左摇右晃，我曾看见他训斥“四类分子”，真是凶相毕露，令人恐怖。一般人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见我带着的帽徽他便跟我要，我不想给他，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我，拉到居委会里，对我拳打脚踢，边打边说：“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他抓住我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一次又一次，直撞得我口鼻流血，我那时才十多岁，瘦弱的身体哪经得住他的暴打，直打得我头晕目眩，我哭喊着问：“你为什么打人？”他边打边骂，“反革命子女，不打你打谁？”最后还是抢走了帽徽，他凶残的嘴脸和那拳打脚踢，恶狠狠的咒骂，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学校“复课闹革命”了，那时，学校课业不多，却经常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还要打起背包“拉练”学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农”，临行前，学校最热闹，同学们互相比试着，摆弄着家长为他们准备的各种食物与用品。有的家长还亲自来送，那时的我们也最别扭，我们什么也没有，默默地站在边上看着，听着，心里说不出的孤独，既没有食物，也无什么用品。但到了劳动时，虽然我们因为挨饿营养不足，发育不良，身体瘦弱，但决不能比那些身材高大的同学差，因为这时最能说明我们是否有决心做“可教育好的子女”了。我的老师常常紧盯着我，她说：“家庭出身不好，不能选择，劳动时就要努力表现自己……”有一次，挑猪圈里起出的粪肥，一担就有百八十斤，13岁的我踞起脚尖，双手用力撑持着压在肩头的重担，一摇一晃地在窄小的田埂上走着，只觉得脊柱马上就要断了似的。咬牙干一天下来，肩膀上皮破了，火辣辣地疼痛，可我绝不能比别人少挑一担。。
就是到了很远的农村，只要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仍然会有人跑过来看，我们虽然不太懂事不明白这些给我们心理上的伤害有多重，只知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有罪的人，到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要比别人低一等，不能也不应该和别人比，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始终伴随着我们。这世界，这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暗淡的，充满了危险与恐怖。
但是有一次，学农中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终身难忘。那是又一年的夏季，也是“学农”下乡，学校这次去的地方很远，记得是个叫夏溪的地方。那个地方很美，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等待收割的水稻泛着金黄，在湛蓝的天幕下随着微风荡起波浪，江南农村特有的那种白墙黑瓦的农舍点缀在团团绿荫之中，平静的池塘边上垂柳依依，比起城市中的纷乱与嘈杂，这儿好像是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显得静溢、安祥。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这个生产队长是个结实的中年汉子，他的眼睛特别黑，特别亮，因而也就显得有精神。他爱开玩笑，在地里干活时，他开的一些粗俗的玩笑常令女生们脸红，却使那些农妇们开心大笑。他的妻子却是个稳重，不大爱说笑的女人，她远比那个当队长的丈夫要忙得多。南方人勤快，清晨，她先起来给大人小孩做早饭，同时煮猪食，喂完猪，和人们一起下地。中午回来要做饭，待人们吃完午饭“歇晌”的时候（因为南方夏季酷热，中午一般是不干活的），她要把家中料理一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下午照常出工。待晚上吃完饭还要参加生产队的会议或者学习，她的衣着很干净，说话和蔼。特别是对我们几个学生，经常问我们习惯不习惯，需要什么吗，她很快从同学们的口中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曾听见她对同学们说：“他可怜，你们要多帮帮他。”
这天中午，吃过饭，同学们都倒头大睡了，我只听见这位主妇在厨房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很快，我闻到了一股芝麻的香味，一会儿，她轻轻地走到我们学生住的房门口，往里探身张望，见我醒着，便向我摆了摆手，示意我跟她出去。我当然愿意有机会为贫下中农做点什么，到了厨房，她却从灶台上端起一大碗拌好的黑芝麻糊，递给我，微笑着道：“给你，尝尝看好吃不？”我一时愣住了，先想到的是学校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忙说：“大嫂。这可不行……”她不等我说完，拦住我的话头说：“没事，不要紧，吃吧！”我于是又想，这是贫下中农关心支农学生，再说这碗黑芝麻糊对我有着比别人更强的诱惑力，可是同学之间是不能独吞的，我便轻声地说了句：“那我去叫大家一起吃。”她却伸手拦住我说：“唉，别，这是专门给你做的。”我不由好奇问：“那为什么？”她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有大人疼的呀……”我一时怔住了，端着这碗黑芝麻糊，只觉得一种多时未有过的被亲人关怀的温暖和幸福溢满了心头。才吃了一口，就再也止不住泪水了。这时我才看见，坐在那灶后烧火的，就是那生产队长。他正用那双黑亮的眼睛向我微笑着……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了，但那碗香喷喷的黑芝麻糊和他们的微笑一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时，不幸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暂时忘却痛苦与悲伤，能给我们以快乐，那就是读书。我们去借，去找，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借到尽可能多的书，那时，我们兄妹3人谁能借到最多的书，就是我们之间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书藉忠诚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多少饥饿寒冷的夜晚。我们从书中去追寻生活中被剥夺了的快乐。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书，撕得没头没尾的，纸张泛了黄的 书页卷起来的，只要是书，我们都想尽办法弄来看。无论是古代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从美丽的童话到高尔基《我的童年》；从孙悟空的桀骜不驯到水浒英雄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青年保尔坎坷的命运，动人的爱情和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生活；历史上皇权斗争的宫廷喋血；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鲁迅先生冷眼看人生那犀利的笔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范仲淹“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都令我们神往，读得懂的，读不懂的都如饥似渴的读，读书的快乐，是其他任何事情所不能替代的。书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痛苦和悲伤，书使我们理解了人生不平，世事沧桑。书使我们超然物外，物我两忘。我们的思想在书中的世界自由倘佯。我们为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讨论、争论甚至吵架，书也使我们增加了对音乐的理解，《二泉映月》的如泣如诉，《命运》的悲壮，都使我们流下过泪水，我们偷偷地听、偷偷地唱，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歌声时常令窗外的人们驻足倾听。
随着时光流逝，艰苦的岁月使父亲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地越来越淡了。我们慢慢长大了，可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却越来越沉重了。
现在，在教师节的时候，从报纸或电视里，常见到人们对自己老师的回忆，她们都是温文尔雅，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因此学生们能记住她们。可是在我记忆中的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师，却是以另一种形象令我难以忘怀的。
这位我中学的老师，女性，个子不高，略有些驼背，戴副眼镜，她突出的眼珠在眼镜后边老在不停地转动，她很少笑容，记不清什么时候，也真不知为了什么，在她的主持下，班级里突然开始了对我的批判。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同班的同学，虽然尚不知同学之间的感情，但全班同学一同升入初中，除了一个人人侧目的马.屁.精“红卫兵团长”而外，从未有过大的矛盾。在我遭受别人欺侮时，班里的同学往往还会帮助我。可那次不知怎么回事，几天之间，在我的课桌周围贴满了大字报，因为我个子小，坐在教室一侧靠墙的第一个，墙上对着我的地方和身边的一面墙上都贴上了大字报，后来更干脆贴到了我的课桌上，内容直指我和我的“反动老子”，且都不署名，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同学们都躲着我。
几天之后，内容越来越荒唐，也越来越恶毒，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我去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这位老师，背着手，踱着步，不停地转着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还能怎么样？”我恼火地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击呢？”她说：“你自己考虑吧。”掉头走了。
第二天，墙上又增加了新的大字报，其中标题有“蔡金刚，你要向谁还击？”我这才明白，这些大字报的幕后主持正是这位老师。可是又过了几天，大字报又突然自己消失了，而且都被撕掉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我更莫名其妙了。过了很长时间，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拉练”途中，才有同学告诉我，原来，学校新调来的副校长看见了大字报，他皱着眉头说：“这不是胡闹吗？一个小孩子懂得个什么，这是人身攻击，当教师的怎么能这么干？”一甩手走了。大字报就这样消失了。我只知道这位姓纪的副校长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我永远感激他，是他使我饱受创伤的心灵上少了些许伤痕。
可是那位为人之师的老师，怎么想起来要拿我立功，立什么功，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那年头，陷害同志，卖友求荣，甚至出卖亲人的不少，但是想拿自己的学生立功的，还真不多。这显然是有违师德的。
妹妹在学校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在上高中时，一次一个同学问她：“你说墙那边是什么？”妹妹回答说：“墙那边是猪。”这是事实，墙那边确实是猪圈，猪圈里当然是猪，可是这猪圈却是驻军医院的。于是问题严重了，这个脑子好使，想象力丰富的同学把此事汇报给了“工宣队”，于是妹妹被停课检查了，什么动机，什么意思，联系“反动老子”，挖思想根源，妹妹被吓坏了，她非常紧张，很害怕，回来告诉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却不太在意，说不就写个检查吗，写就写嘛。妹妹说“工宣队”说了这是一件大事，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和弟弟就和她一起认真写了份检查，还不错，可能是检查写得深刻，也可能看她是个女孩子，认识得好（写检查是我们的必修课），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却给心重的，本来就生活在恐怖中的妹妹，在精神上留下了巨大的刺激。
我初中毕业时不过十四岁，在一家丝绸印染厂劳动了两年，才正式分配，我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去处，我被分到了一家街道运输站工作，就是拉人力车。这个运输站办了个小工厂，主要加工做电焊条用的细钢丝。这个工作很危险，它是用大马力的电机经过变速器带动巨大的滚筒将那粗钢筋通过***的模具硬拉成细丝，钢丝在被滚筒巨大的拉力拉细时随时会绷断，而最危险的是每次必须先要将粗钢筋头碾压成能通过模具口的尖端，再用销子砸死在铁链上，再用铁链的钩子待滚筒上的缺口转到操作者身边时，迅速准确的将钩子挂上正在转动的滚筒上，这样滚筒再用它巨大的力量生把粗钢筋拉成细铁丝。这个工作不仅危险，也非常需要体力，每捆几百公斤钢条先要放到一口盛满硫酸的大缸里，以腐蚀掉表面的锈，之后要捞出来用水冲干净硫酸，再放到另一口大缸中浸泡上石灰和牛油的混合物，再抬到一座大炉子上烤干，之后才能拿去拉丝。这之间每捆几百公斤中的钢筋全靠人力抬上抬下，我营养不良，个子瘦小，每天干下来，骨头节都要断了，那种疲劳真是难以言尽。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又困又累，终于有一天，我挂那滚筒上的铁钩时，连人也被挂上了旋转的滚筒，我只觉忽悠一下，就没有了知觉，待我醒来，我正躺在伙伴们的怀里，原来还是工友们关机快，滚筒只带着我转了一圈，把我砸在地上机器也停住了。要再慢一点，我也就完了。
我的工资是学徒标准，每月14.8元钱要好多了，可是不久妹妹毕业了，那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我们这样的“可教子女”只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况且她是个女孩子，尽管不敢说不去，可也就不去办手续，拖了没多久，妹妹的生活费就被断绝了。幸好我已经工作了，钱虽不多，但总不至于饿死。
一天晚上，我很晚才下班回家，我发现正在上学的弟弟还没有回来，我问妹妹是怎么回事，妹妹说弟弟出事了被扣在学校了。我急忙赶到学校，看到弟弟垂头站在教室的中央，几盏雪亮的大灯泡照着他，几个大汉正围着他。我急忙进去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几个人是工人宣传队和学校的老师，说他犯了“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性质恶劣，影响很坏。”原来这天下午，广播中反常的反复播送通知，说有重要广播，要求组织收听，弟弟的同学问他，你猜猜会是什么事，弟弟推测说，“可能是一位超级首长死了。”下午的广播中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逝世了。这下弟弟的话就有了大问题了，学校当即把他看管了起来，“你是怎么知道的？”“谁让你说的？”“为什么要说？”弟弟说是猜的，可谁也不信，但是反复盘问，弟弟也确实回答不出来，这时已经很晚了，我赶紧代弟弟认错，再斥责他，再请原谅他，回去一定好好认识问题，……也许是太晚了，看弟弟是个孩子，也确实交代不出来，也不可能交代出来什么问题，于是又是要写检查，我自然赶紧答应了。可能是那会情况太紧张，人们顾不上，这次事情总算又过去了。
“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兴，可是我们发现这一切好象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父亲的那顶“反革命”帽子，依然压得我们喘不上气来
1976年10月，这金色的秋天终于来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满街都是兴奋的人群，人们喜笑颜开，敲锣打鼓，那气氛和前不久奉命上街游行“批邓”显然大不一样，那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人人都带着笑脸，眉飞色舞地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我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兴。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那喜悦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年，因为考虑到父亲这顶沉重的帽子，高中毕业的弟弟没有参加高考。恢复高考后，说有政策，“可教子女”也可参加高考，而且分数够，表现好的也可录取。弟弟的同学们也都动员他一试，于是他借了五.毛钱报名费，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发榜了，他取得了高考分数全校第一的好成绩，超过了全国重点院校录取分数16分。可是在录取时，他却榜上无名，也没有任何人来向他解释任何理由，虽然他在报志愿时，小心谨慎地填写了远离政治的医学院，这当然不是他的心愿，但这似乎应该说是最不敏感的专业了，可就连这也不行。他的几个同学愤愤不平之余，拉着他一同去了市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工作人员一听分数说，这个分数不可能不录取，于是忙着给查分数，查学校，查姓名，一查，再一看弟弟身上穿着的父亲的旧军装就问：“你是蔡铁根的儿子吧？”弟弟当然不能也无法否认，那人倒也痛快，一抬手说：“原来是你，那你走吧，没有你！”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这就是理由。
不久，我自己也出了事，我工作的那个街道运输站，有个姓D的人，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群众专政组”弄去当了个小头目，他平时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成天东游西逛。因为是“群众专政组”的人员，他对工人常常是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单位曾有很多工人被他打过，甚至打伤。他对领导奴颜婢膝，对工人则是横眉怒目，凶神恶煞一般，是个人人痛恨的“打手”，可对他又敢怒不敢言。我和单位里的青年工人们关系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出去郊游，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都比较信服我，这其中有一个姓叶的小青年，一次在工作时间看书，被那个D某发现了，D没收了他的书，还臭骂了他一通。叶跑来告诉我，我和大家商量后认为叶虽然不对，但大家更恨D某的骄横，准备收抬一下这个人见人恨的坏蛋。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当D某在工作时间又去下棋的时候，这个姓叶的小青年就去找他要书，他当然不给。叶问他为什么D说工作时间看书就该没收。叶反过来问他，你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可以在工作时间下棋。这自然惹恼了D某，他故态重萌，对叶破口大骂，可没想到叶不买帐，问他为什么骂人。D某大怒，说：“骂你，我还要打你呢！”劈手打了叶一个耳光，于是叶大叫“D某打人啦……！”至此，我的小小的计谋全部实现。早已埋伏在汽车后边的小青年们一哄而出，有男有女，七手八脚地拉扯住D某，让叶狠狠地把这个D某揍了一通。当D某发现情况不妙，而且看见有的小青年手中还拿着扳手等工具时（这绝对不是我让拿的），他一点都未敢反抗，我也就制止了拿工具的伙伴们。
于是，我们全体青年工人纷纷要求领导解释D某是根据什么当了不干活的干部的，凭什么屡次三番殴打工人，要求把他开除出“群专组”。领导面对众怒，一下也抓了瞎，既恨D某惹事，同时也看出我是“闹事”的主谋，于是找我谈话，要求给D某一个机会，要相信领导。可这时工人们的愤怒情绪都很激烈，连上了年纪的工人也参加了进来，他们纷纷亮出过去被D某打伤的伤疤，要求处理D某。小青年们也都在看着我，年轻幼稚的我觉得，不能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于是推说不知道，领导一面做我的工作，一面警告那些小青年：“你们怎么跟着蔡金刚跑？”青年工人们也齐心，不理会威胁，事情闹大了，区委派来了工作组，私下调查我的言行，很快，就以“企图为反革命老子翻案，收听敌台广播（我曾把在收音机中听到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告诉过别人）等罪名，把我抓了起来。公安局还抄了我那破烂不堪的家，当然也是一无所获，那时凭良心说，还真不知什么是翻案，也不敢翻案。
后来，关了我约一个多月后，因查无实据，由单位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后，又把我放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想了，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些痛苦与磨难，这一次次的打击，这重重的苦难，这无尽的屈辱何时又是个头呢？难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别人不费力气可以得到的，我们花上十倍百倍的努力也得不到，那时有地、富、反、坏、右等罪名，我们又算哪一类呢？我们比他们还要多一重苦难，那就是孤儿的苦。生活中所有的苦难与打击都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而没有倾诉的地方，也没有得到安慰的地方，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无疑，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我们的父亲，那么父亲究竟是什么人？他干了些什么？他对这个党和国家究竟犯下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以致于他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过要殃及无辜的我们。这些疑问越来赵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翻出抄家仅剩的两枚勋章和一块奖章，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了，一块后面刻着“八一奖章”一个五角星，还有1927－1937的宇样；另一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正面是延安宝塔山的图样，在上面有一颗红色的五星。还有一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正面是天安门的图样，上方也有一颗红五星。这些东西都已很旧了，但是人们告诉我们，它的中间是纯金制成的，虽已年代久远了，但每次打开它，仍然熠熠生辉。这些勋章和奖章，都有各自的证书，其中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父亲的一张半身像，身着军礼服的父亲胸佩勋章，微笑着注视着远方，是那样英姿勃发。这也是我们手中仅有的一张父亲的照片了。
是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党对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举措，使我们从懦弱走向勇敢，从秘害走向公开，走上了为父亲乎反昭雪的艰难路程
时间到了1978年，这年的9月，开始了给“右派”摘帽的工作。党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耍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11月，又正式为闻名中外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
这年年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 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被确定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秘书长。
年底的一天，一位多年来常在暗中关心我们的阿姨，悄悄地来告诉我们，一个和父亲同案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已被提前释放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于是我们大着胆子，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找到了这个人的家里。他叫俞须涌，我们对他似乎还有些印象，
那还是小时候，他常来和父亲下围棋，令我们没想到的是门一打开，他一看到我们3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时，竟然一把拉住我们放声痛哭：“孩子们，你们长大啦，10年啦！多好的爸爸啊，再也没有啦！那真是痛哭失声，声泪俱下，一个这么大年龄的人竟会这样痛哭，真令我们吃惊。然而就在那一刻，他的哭声像惊醒了我们的一个漫长的梦，已经被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记忆里变得淡漠了的父亲的形象，就在这时又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俞须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虽然经过长期监禁，但没有一点懦弱与害怕，没有变得小心谨慎，他是那么坚定与坚决，丝毫不认为父亲和他自己有什么罪，后来我知道他狱中10年，从未停止过申诉。虽然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年是新四军中的老同志，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父亲当年那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里，绝大多数是这些转业退伍军人。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找有关单位试着打听一下，父亲的案子属不属于当时正在开展的对过去一些案件的复查范围。当然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这显然是有“翻案”企图的行动。但是我们经过考虑，以我们自己的处境，也似乎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还能再坏到哪里去呢？至多就是把我们再关起来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问问试试呢？父亲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反革命”？那就是我们要求的答复。
我们先找到父亲的原单位机械局，被告之：他们不清楚，可以去问问原来的老局长。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局长苗海波，当他听明白我们是谁和来意后，显得惊恐万状，连连摇手，又说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他妻子比他镇定，埋怨道：“你看你怕什么，孩子只是问问。”苗这才说，案子是公安局槁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们下决心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去问一下，这个落实政策办公室就在当年那个看守所的后面。我们大着胆子进去说明了来意后．一个工作人员疑虑地盯了我们很久．非常谨慎地表示，他只是听听我们的要求．向领导汇报以后再说。他在淡话中几次跑到隔壁房间去，从他的紧张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经过和俞须涌等人的商量，他们认为只有上北京才能弄明白，这时很多受父亲一案牵连的同志也悄悄地来找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上北京去。大家凑了一些钱以做我们的路费。俞须涌给我们一封信，是写给北京一个叫刘懦增的部队干部的。俞告诉我们，刘儒增因为反对江青的什么罪名被判刑和俞监禁在一起的。俞在狱中常常向他谈起父亲及此案，刘深为所动，相约将来有可能，他一定会帮助打这个官司的。此时．他已先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去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儒增老人在此案平反中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1978 年年底的一天．阴风阵阵，冬天的寒冷使得街道上行人稀少，我和弟弟急急地走在通向火车站的路上，送我们的只有妹妹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小宋。我们边走边警惕观察着四周，尽可能不被相识的人发现，因为在那个城市里，认识我们的人太多了，一旦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我们抓回去关起来。我们随身携带的就是能证明父亲过去的那两枚勋章和奖章．还有俞须涌的那封信及父亲的一张照片。直到剪票进站，我们的心情始终没有放松过，生怕会听到一声：“晦，蔡铁根的儿子！”那就麻烦了。上了站台，我们就盼着火车赶紧进站，只有上了车，似乎才会安全一些。
随着汽笛的长鸣，一列深绿色的快车呼啸着进站了，车轮辗压着闪亮的钢轨发出沉重的声响，脚下的站台为之震颤。慕然，我们几乎同时看见了那时还不多见的内燃机车车头上悬挂着一个铜像：“周恩来号”；车头从眼前一闪而过，列车很快减速停稳了，小宋兴奋地对我们喊道：“看见没有，周恩来号，看来你们这次一定顺利！”他兴奋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清似乎也踏实了一些，但愿这真是一种吉兆吧：“周恩来号”似乎预示着一个重大的机会，而我们恰恰赶上了
冬天的北京，笼罩在灰蒙蒙的雾气之中，清晨，穿着厚实的人们或骑车、或步行急匆匆地穿过街道，无轨电车轻快地滑行在宽阔的马路上，女售票员以好听的京腔不时催促乘客买票，飞快地报着站名。我和弟弟按着俞须涌信上的地址，在东城内务部街找到了刘儒增的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旧式院落，里面曲曲折折，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虽然里边已经有后来的住户各自建起的小屋，因而显得杂乱，但从那些精致的雕花回廊，残存的太湖石来看，过去曾是相当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
刘家住在最后的一进院落里，他不在家，他的老伴告诉我们他去大连休养了，我们只好带着一丝失望离开了。
我和弟弟决定先住在生母那里，她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颇不以为然，但也并未反对。
我们先到位于厂桥的一个胡同里的总政上访接待站去，排了很长的队，等轮到我们时，一个满脸不耐烦的工作人员接过我们写的要求复查的申诉材料后，叫我们回去等，留下地址电话后，我们只好回来了。
几天以后，忽听楼下有人喊我们，一个年轻的军人找我们，他说他姓穆，是总政信访处的。他似乎有些兴奋，说：“已经查到了，有这个人，还是个大校呢！”他是骑车跑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
当我们第二次去刘儒增家时，老人已回来了，他头发全白了，但很健康。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个非常痛快的人，说话快，走路快，动作也快，一看就是个豪爽的人。他看过俞须涌的信，问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很快写了个条子，叫我们去找总政一个姓高的人。
总政这位姓高的是个大个子，戴着副眼镜，他看过刘儒增的条后，进去了一会，同另一个年岁较大的军人一同出来了，看样子是个负责的，姓赵。高说这是赵部长，赵对我们说：“这个事情，好像1975年邓副主席就有过批示。但因为你父亲后来到地方那一段问题没有处理，所以也就无法处理，地方那一段不解决，部队这一段也不好办。因为他是经过公检法判决的，所以还要通过地方司法机关，你们必须首先想办法解决地方这一段的问题。”
总政给我们开了封介绍信，是给“人定湖接济站”的，说在那里可以免费吃住。我和弟弟决定去看看。
这个接济站位于永定门外护城河边上，是当时为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设立的，必须是相当一级部门认可后开具的的介绍信，才能在指定时间内到那里去获得食宿，听说吃的是几毛钱最低的标准，虽然心理有准备，但当我们找到这个接济站一看，还是不禁吃了一惊，这只是一座空楼，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们就在肮脏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男女老少，真像似地狱里的景象，我们只能放弃了想离开生母居所，以少添麻烦的念头。
既然案子要通过司法部门，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最高法院的所在，费了很大劲才在东交民巷附近找到，门卫以一种见多不怪的神情一句话没说递过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印着去高法接待站的路线。那时节，北京的各大国家机关，大都印制有这种指示路线的小纸条，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各地各部门来的上访者。明白简单。可许多初次来京上访的人们都把这小纸条当成了某种通行证，他们拿着这种印有黑色印刷体文字的小纸条，往往在问路时和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小心且不无得意地向人们出示。可往往招来的是京城人傲慢和鄙视的嘲笑。
最高法院的上访接待站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历史博物馆南面的一个胡同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有一排临时搭起的平房，按接待地区分成华东、华北、东北等组。初到这里，门前的景象令我们吃了一惊，那紧紧关闭着的门口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整个胡同里到处都是人。男女老少，各种口音，他们大都衣衫槛楼，面容肮脏，或坐或卧，脸上都挂着同样的憔悴，紧张，沉重。眼神里又都闪着希望的光亮。“文革”10年和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如果不是身受迫害，申告无门谁又会忍饥挨饿，千里迢迢来这里受这份罪呢？他们大多都是带着满腔悲愤和冤苦，经过多年在当地的申告而无人问津才下决心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一个痛苦的经历，一段凄惨的冤情。
一般人心目中想象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接待处，似乎应该是高大、宽敞、明亮的地方，因而才是严肃的地方。那里的秩序也应该是最好的。那儿的工作人员因为代表着国家也应该是和蔼可亲，当然也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可是眼前的这番景象，就像是马上要向难民施粥的地方，一进入这个环境，会使你心里陡然增加了一层沉重。我看到一个满脸污黑的缺了一条腿的老人，穿着一件快分辩不出颜色的旧军装，坐在地下，胸前挂着也不知什么时候的什么内容的奖章，嘴里不知在唠叨什么。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跪在路旁，面前放着一张白纸，上面用红笔写着个触目惊心的大“冤”字，两个又脏又瘦的孩子，冻得直流鼻涕，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个盲人则在一边拉着一把二胡，细听原来他把他的冤情编成了曲子在唱给人听。还有一群人正围着一个中年人在听他说着什么，那中年人的衣服很脏，但是领子上的风纪扣却系得端端正正，他的表情很激动，不知在说些什么。而更多的人则是用期待的目光望着那紧闭的接待处的大铁门。他们面无表情任凭冬日呼啸的寒风卷起的阵阵尘土从他们的头上、身上刮过。眼前的景象使我们不安的心情变得更为压抑和沉重，也平添了难以言喻的焦急与烦躁。
上访者首先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交上申诉材料，然后每天来等，直到铁门开时，叫到你的名字，再进去接谈。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大门开了：“江苏常州的蔡金刚有没有？”我们赶紧答应着挤了过去。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小的中年人，听口音像是南方人，可能因为天冷，他戴着一顶有些显大的黄军帽。他是个很稳重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他让我们坐下后，边听我们讲，边慢慢翻动着我们写的申诉材料。他沉稳平和但是认真的态度，使我们的不安心情好像平静了些，他又仔细地看着我们递给他的父亲留下的照片和勋章，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翻来复去地看这些东西。沉思了一会后，他起身到隔壁房间去了，我们感觉到他是去打电话了。过了一会，他回来了，慢慢说道，你们的这个案子，我要向领导汇报，还要经过调查方能弄清楚，以后会给你们答复的！他的声音并不大，但一字一句，语气坚定，这几句话使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时他往椅背上一靠，像在考虑着什么，又说了几句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话：“这个案子，根据我们判断，是存在问题的，很可能是个重大冤假错案，这本不该和你们说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你父亲过去在部队工作，所以你们还要去找总政，要他们尽快和我们联系。”
难以形容我们听到这几句话的心清，我们强捺住悲喜交加的心情，请教他的姓名。他告诉我们说他叫黄仁贤，是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华东地区的，我们的这个案子以后也就经由他负责办理了。
出了高法，顺胡同向西不远，出口就是天安门广场，我和弟弟像是卸下了个沉重的包袱，心情变得轻松了。这时风也小了，一缕冬日的阳光照射在广场上，也好像照到了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感觉到了一丝暖意。
可是，等我们再去总政时，总政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你们的案子要等地方复查完了并且推翻原判后，部队的平反才有意义，态度忽然变得很冷淡。当我们提出再见姓高和姓赵的两位同志时，也遭到了拒绝。要是这样下去，部队要等地方，地方要等部队，结果是谁也不办，那该怎么办！我们觉得一种说法是对的，那就是后来到地方的原因在于前段部队的处理，正是因为有部队的前因才有后来地方的后果，理应部队先复查。
无奈，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刘儒增老人，他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我们的话后，略一沉思，迅速地又写了一封信，口吻坚决地说：“拿着他去找陈沂去！”他告诉我们，陈沂是原总政文化部少将部长，当年被划成右派，最近刚刚平反，现在正住在他女儿家里，要我们找他试试。
刘儒增老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多次给了我们坚决的支持，他从未有过一次犹豫，也从未有过怀疑。他常常放声大笑，笑声爽朗豪放，说到那些害人的宵小时，他怒形于色，在谈到遭受迫害的同志时，他又痛心疾首。他对人毫无戒备之心，乐于帮助所有求助于他的人。他并不认识我的父亲，但他认为父亲是他的战友，帮助我们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天坛南门外的永定河边上的一片住宅楼群里，我们敲开了一户普通住宅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们陈沂不在家，当问明我们的来意后，她要过我们的申诉书，叫我们坐下，她戴上老花镜，认真地慢慢念了起来，当念到我们写的所经受的苦难时，这位心慈面善的老太太声音哽咽了，她显然被打动了，拿出手绢擦着眼泪，抬起头对我们说：“放心吧，孩子们，我一定把它交给陈沂，他也一定会管好。”后来知道，她就是陈沂同志的夫人马楠同志。
当我们离开他家时，外面的天已经快黑了，这时已到年关了，人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年而忙碌着。到处张灯结彩，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这一切不由使我们想到，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事情好像还远未有进展，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来，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个火烧充饥，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心里一阵阵发慌。
我们再到最高法院，只有这里的情况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黄仁贤告诉我们，高法领导和刑庭的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而且已经打电话通知江苏省高级法院和常州法院来人携案卷进京汇报。这个消息实在太让我们高兴了。这说明了案子所受到的重视已非同一般了。
过了几天，我们再到陈沂家里拜访，这次他在家，他是个戴着眼镜的瘦瘦的老人，他告诉我们，他已把我们的材料送到“黄老”那里去了。“黄老”说他清楚并且记得这件事情，问这几个孩子在什么地方，陈沂老人叫我们留下地址电话。看来他心情不错，在送我们出来时，老人开玩笑地用手指往上一指：“放心吧，孩子，我把你们的事捅到天上去喽！”临走，他安慰我们：“别着急，先过年再说。”还送了不少食物给我们。
他说的黄老，就是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这时他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
初去陈沂家里时，他刚从北大荒回来，只是平反，并未有新的任职，门庭冷落，家中很清净，我们可以和他谈谈话，不久，人民日报上发了他一篇文章，随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再去他家里时，那里已经是宾客盈门了，楼下停了许多小车，记得有一次去他家里，陈沂头上围着一块毛巾，斜卧在小床上，不少访客你一言，我一语的净是逢迎阿谀的话，老人明显的并不高兴，皱着眉头不时勉强应付着，一个身穿黑呢制服大衣的胖子，一进门就双手一拱笑道：“哈哈，老陈哪，恭喜啊，哈哈！”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满面趋媚的胖太太，令我不由想起了戏台上的官员形象。心想在陈老遭难的时候，这些人大概不仅不会来，估计还会退避三舍的。冷眼看着这些，我简单向陈沂告了别，迅即离开了这个显然不能再呆下去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躺在床上的陈沂却居然头顶着那块毛巾起身追了出来，他在楼道里一手捂着毛巾对我说：“孩子啊，你的事，放心好了。”又摇了摇头叹道：“唉，这些人哪……”
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申诉材料黄老看后由中央纪委发了简报，很快胡耀邦同志看到了并做了批示。
不久后的一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他姓丛，奉首长之命开始负责处理我们的问题。他即是黄老办公室的秘书，于是我们按他的指示住进了总参第二招待所，介绍信是军委办公厅的，原由是“晋见首长”，事情显然已经开始起变化了。
我们的生母看到了这种变化，在一天晚上带着我们找到了肖克的家里。
肖克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在父亲留下的那枚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后面，就盖着他的印章。也听说父亲的罪名中有一条是“肖克反党集团干将”和“包庇肖克”，知道他是父亲多年的老首长，从看过的书中也知道他曾是当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
在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警卫带我们进人会客室，我们见到了这位老将军。他表情沉重地握着我们的手，—一问过名字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了许久，他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步，突然又站住对我们慢慢说道：“你爸爸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你们要坚强起来，这个事我们一定要管，应该管。”他的声音略有些激动，语气坚定。当听说黄老在过问这件事时，注意地“唔”了一声。我们告诉了他现在的情况，老将军很感宽慰地点点头。临别，老人拿出一笔钱塞给我说：“你们现在很困难，一定需要……”我感激之余想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复查时的支持，再说初次见面就拿别人的钱多不好。临走时，我又把钱悄悄放回到他那宽大的写字台上，不料被老人看见了，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了，又把钱重新塞回到我手中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啦
不久，在北京西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小搂里，我见到了父亲很久以前的另一位老首长邓华，当他在老伴的搀扶下吃力地从楼上下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位曾是志愿军司令员的老人身体很虚弱，他说话吃力，气喘嘘嘘，老人告诉我，他有严重的哮喘病，一般不大会客，听说是父亲的名子后才非下来看看。在吃饭时他告诉我：“你爸爸是个非常勇敢的好同志，非常有能力，1938年被日寇抓去，他带头砸了鬼子的监狱跑了回来，后来还有人纠缠这段历史，真不像话。后来张家口解放后，从缴获的敌伪档案里证明了你爸爸他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他给我夹了口莱，接着说道：“如果有人再提这个事情，你叫他来找我好了.
在301医院，我又找到了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时任总参政治部主任的冯征，提到父亲，他向在座的其他同志连声说：“那可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很好的同志啊……，”他告诉我，江华和黄火青同志也在这里住院，他说他找他们去反映情况。
经过在北京的一段时间的奔走，从父亲的一些老首长、老战友们的口中，我们渐渐知道了父亲不少过去的情况，这更坚定了我们争取为他平反的决心。
总参第二招待所位于东单的煤渣胡同里，是个有许多进院落的大宅子，据说原先是民国将领宋哲元给他母亲盖的房子。住所须知上写明要有军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方能入住，除了过往公干的军人外，这里住了许多不少因为过去历史上的种种问题等待相关部门甑别和复查的人员，其中既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工作人员。
在这里我见过前北海舰队的司令易耀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是我父亲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友）某老帅的前夫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林彪的原机要秘书，他听说我之后，专门来看我，他感叹的说：“小蔡啊，你知道吗？在军委扩大会上，你爸爸被监视的啊，他走到哪里都有专人跟着，就是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他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报告的，我是亲眼见过的。”
我们白天东奔西跑，有时晚上就住在生母那里。一天我们回到二所，二所的管理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们说：“哎呀，我的老天，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可找到你们了，快去接电话！”他一边带我们走，一边唠叨：“这能怪我吗，你们一天到晚不在，我哪知道你们到哪去了。”电话原来是军委办公厅的肖宏达主任打来的，他已经找了我们几次了。我接过电话，传来了肖主任热情的声音，他说：“黄老说你们能活下来不容易，你们受苦啦，你们是咱们老红军的后代，有什么困难和需耍，可以找我，和他们二所讲也行，我已和他们交代过啦，你们吃好，休息好，费用由军委负责……”这些从未听过的热情关切的话语，使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忍住感激的泪水，谢谢他并请转达对黄老的谢意。肖主任又叫二所管理员接电话，那管理员满脸堆笑，对着话筒一个劲地说“是”。放下电话，他抹了一下头上的汗水说：“好了，小蔡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工作没做好，没照顾好你们，以后有事尽管找我。”正好食堂开饭了，他拉着我们进了食堂，热情地亲自为我们端了两份红烧肉，还说：“来来，还要什么。”我一看这显然已大大超出了当时定的“上访”伙食标准，就说：“这菜太贵了，我们没那么多钱。”他说：“哎呀，首长交代了，你们的开支军委报销，你不知道，过去也有这种情况，说是这首长，那首长的关系，尽是假的，你们这是首长亲自交代的，尽管放心吧！”从此每个月底，管理员都拿来一张单据，叫我在上边签字，饭菜可以随便吃了。
我们的上访已经有些“贵族”味了，已经大大区别于那些露宿街头，遭人白眼且被各个机关衙门驱来赶去的大多数上访者。我们终于摆脱了忍饥挨饿的困窘生活，不久，军事学院还给我们兄妹三人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比起那些普通上访者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神话了。可是我和弟弟在街头亲眼目睹的一幕，却给了我们深深的刺激。
那天我和弟弟路过西四路口，见身边走过一个三十上下年岁的人，他急步走到路边的垃圾筒，迅速拉开垃圾筒下面供清洁工人清扫用的门，蹲下身子在里面翻检起来。他的穿着很整齐，不象是个拣垃圾的，也不象个乞丐，但我们从他身上背着的那只黑色人造革包来判断，他也是来京上访的，这是上访者最常见的打扮，虽然他很干净。因为我们离他很近，所以停下脚步观察他的行动，只见他从垃圾筒里翻出一盒被人扔掉的点心，打开一看，里面的点心不仅发了霉，而且还生了细小白色的虫子，点心则已经变成了豆渣状，这个人没有任何犹豫，捧起这叫人一看就恶心的点心渣滓，大口大口的吞食起来，他动作极快，但是也已经引起了路人的驻足观看，他并不理会人们惊诧的目光，迅速吃完，起身拍了拍双手抹掉嘴边的点心末，而且还没有忘记关好垃圾筒的门，抬腿大步流星的走了，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们从他整齐干净的衣着判断，他一定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虽然是上访，但他不愿蓬头垢面，伸手乞讨，以维持他人格的尊严，但是饥饿又使他不得不去拣食垃圾筒中的食物，他的动作很快，是为了减少别人对他的注意，以尽可能的维持自己的自尊，他宁愿去拣食垃圾筒里的食物，也不愿去行乞，我相信，他还有一点办法的话，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直到今天，我有时还在猜测，这位年轻人的来历，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北京的？以后又怎么样了，在他的身后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许多辛酸乃至血泪吧！这件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小事，转瞬即逝，可曾几何时，那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和弟弟久久的站在路口，看着那垃圾筒，心里翻腾起的波涛许久不能平静。
自黄老的丛秘书把我们安排进总参二所后，他曾多次来找我们了解情况，总参李达副总长、军事学院肖克院长也都先后派人来过。那时，肖克同志复出后，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而父亲的原处理单位南京军事学院，此时已经撤消。于是经各方首长协商决定，父亲的案子由当时的军事学院来复查。开始，父亲这一职级的干部复查尚需经过总政负责解决，肖克老人曾对我说过：“因为他还是个大校哩。”随着落实政策的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过去历史积累需要复查的越来越多，于是经中央军委决定，由当时的军事学院全部负起过去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单位所有历史遗案的复查及落实政策工作，范围也由过去“文革”遗留问题直扩大到红军时代的“AB团”等所有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军事学院专门组织了有四五十人力量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由当时的组织部部长石建华同志任主任负责此项工作。父亲的案子由于在历史上的影响及他所涉及的人物，显然，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视。
在为父亲的冤案奔走过程中，我们也有被拒之门外的经历，那一户户深隐在胡同里的深宅大院，那一扇扇血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这种大宅邸的大门关上后，往往是严丝合缝，你一点也看不见里面的情景，当你久扣之后，大门上会有一个专门的小口打开，从里面漏出的是卫兵警惕的目光，仔细问明你的身份来意后，叫你等一会，随后就来告诉你，主人不在家，或者什么别的理由，然后不容分说眼前那道小缝便会重归于无。任你再怎样敲也不会再打开，若是你再坚持，那么你的身后往往就会出现人民警察的身影了。
不知怎么，在这时我常常会想起我们从小受过的教育，那些文艺作品里，当年的大大小的干部们藏在老乡的炕洞子里的情景……
坚冰终于融化了。3个苦命的孩子，等了11年，父亲终于恢复名誊，恢复党籍，平反昭雪了。屈辱和痛苦的日子结束了，就在这时读到父亲留下的一封充满爱与亲情的遗书
1979开春的一天，高法黄仁贤来电话，说常州来人了，问我是否见一下。我那时对常州法院的恶感可想而知，本不想去看我们熟识的面目，黄仁贤说还是见一见好，于是我就去了。常州和江苏省来了两个人，他们见到我，开口便要我们回去，说这自有组织调查云云，说：“你父亲是反革命，复查并不意味着改变结论。”话中不时遗露威胁之意。我申辩说：“是不是反革命需要复查后结论，结论要实事求是，至于我们回不回去，不取决于你们。”高法的黄仁贤听着我们的唇枪舌剑，表情严肃，并不说话，但是在最后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指来人）的话并不代表高法的意见……”
常州来人的态度，使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他们既然携案卷来京汇报，高法看后究竟是什么结论，这是至关重要的。几天后，我再去高法询问时，黄仁贤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案卷已经看过，经刑庭和高法院领导研究认为：事实不能成立，因此原判决是错误的，已经决定要常州和江苏省回去重审，作出撒销原判的判决。”他严肃地告诉我，这是高法领导和刑庭领导研究过案卷后的正式决定。他还告诉我，部队方面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包括黄老办公室丛秘书等各方正在协调，力促早日解决。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在我听来，无异于春天的雷声在我耳边轰鸣，实在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兴奋、悲伤、痛苦、愤怒交织在一起，只会说一句：“谢谢，谢谢您！”黄仁贤说：“不用谢我，这是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感谢党！”他看着我又感慨地慢慢说：“‘文革’中被害惨死的人很多，但像这样一个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被经司法判决公开枪杀的全国仅此一例，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从事审判工作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
迫于形势和最高法院的压力，常州方面曾于1979年2月做出了一个复查报告，报告认定父亲：“确有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建立反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因为“没有行动”；另外“恶毒攻击红太阳，但未有扩散”；所以撤销原判。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复查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们和北京方面的拒绝。
坚冰虽已被打破，但彻底融化尚需时日。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随着形势发展深人人心，正在逐渐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已成为社会潮流，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僵死了的思维定式，不是马上就可以扭转的，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在，尤其是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推波助澜、获得既得利益的人，在“四人帮”倒台后，摇身一变的手握大权者，对这种变革是不满的和抗拒的，这种心态尤其是在对过去冤假错案的落实政策上表现出很大的阻力。很多案件的复查工作皆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推、拖、阻乃至反复，案子的复查就这样拖了下来。
1979年的3日10日，还是部队率先有了举动，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关于父亲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决定说：“蔡铁根对向苏军学习有些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不应视为向党进攻，鉴于肖克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业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撤销，蔡的所谓包庇肖克反党宗派活动理应予以否定……据此蔡铁根的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遵照中央军委（一九七九）十号文件规定，决定撤销对蔡铁根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最后说：“待江苏省高级法院对其反革命罪甄别结论作出后，再根据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这个20年以后才得以改正的决定，对父亲来说已经太晚了，但它毕竟是来到了。这个决定为常州地方平反昭雪我父亲的“反革命案”扫清了道路，也清除了一个重大的借口。其间部队方面花费了很大力量，曾多次派员联系催促，但地方并无反应。
春天来了，虽然来得晚，但它毕竟来了。街道两旁的槐树上已经冒出了绿油油的嫩芽。这春天的景象却又使我愈加焦急和烦躁。毫无疑问，大的方针政策已经决定但问题却久拖不决，这阻力只能是人的问题了，想来那些人明知一个同志是无辜的，遭受迫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即使没有阶级感情、同志感情，难道就没有一点人类的侧隐之心吗？
愤愤之中，我提笔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认为在方针政策已定的情况下，必须彻底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建议在组织人事上落实。因为政策再好也要靠人执行，无人执行的政策再好也是无用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里等得度日如年，北京的首长们和领导同志们，虽经多方努力催促、交涉，但因他们大多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对于一个省的地方政府却也是无能为力。
直到这年的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将在京举行的时候，十分关心此事的黄克诚同志决定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亲自找了参加会议的当时的江苏省委负责人许家屯谈。我并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和详情，如今黄老已故去，许家屯也远涉重洋去了地球的另一边，但是我知道，在这次谈话中许家屯答应回去督促落实此事。 在为父亲的冤案昭雪过程中，黄克诚同志自始至终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正是由于他的干预和过问，冤案才得以最后昭雪。我们曾经想过，黄老为什么这么关心此事，关心我们？他是否和父亲曾经熟识呢？后来才知道，黄老确实认识父亲，但那是因为他和父亲在当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分别持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我却并不知道这些，我今天才知道，能如此为曾经和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申冤昭雪，是很高尚的，彭总和黄老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后来许多老同志们在提到这一点时，他们都伸出大拇指说：“黄老不愧大将风度！”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赞赏。我们也永远感谢他并记住了他！
一次我打电话给黄老，当我提及父亲和我们的过去时，听筒中那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说；“孩子啊，不要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啦，好吗？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我沉默了，无疑他说的是对的。
五届二次人大结束后不久，迫于压力，江苏省委直接向常州派出了工作组，直接领导参与了对整个案情的复查，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复查工作，克服了重重的阻力和干扰，终于在7月底向省委做出了新的报告。报告说，当年常州的定案是根据一个所谓“特情”的报告。这个“特情”供认他当年的报告是“我自己的想象”和“臆造”，“有的话是我说的”，这个为了“立功”的无赖，受人指使做了陷害父亲的凶手。父亲曾到宜兴的一处风景区去游览过，职业军人出身的他，本能地留意任何地方的地形，他说宜兴山地地形很好，万一蒋介石真的反攻大陆，我们可以和他在此打游击。于是这个“特情”把这些话加工成父亲是去看地形的，要组织游击武装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父亲到常州后，自然和许多转业退伍军人来往较多，有时难免发发牢骚，于是这就成了以父亲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父亲在他个人的日记里，有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和对当时一些极左政策造成的天灾人祸的批评，这些都被一些别有用心，对他怀恨在心的人利用了。最后终于把始终坚持自己思想的父亲残害而死！
但是这个“特情”是奉什么人、什么部门的指派而来，父亲被害的真实原因和背景，直至今天我们也不能得知，任我们如何努力打听，有关方面和有关知情人甚至是那些同情父亲和我们遭遇的老同志，对我们始终三缄其口，我们只知道当年对父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我知道，这样的事决不是我们一家。
夏日的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李达副总长那里询问，秘书告诉我，江苏省常委会正在举行，会上将要讨论这个问题，要我再等一等。午夜过后，秘书电话通知说：“常委会业已结束，工作组报告通过，会议决定撤销原判，彻底平反昭雪！小蔡啊，向你祝贺！”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9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法院终于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判决书说：“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铁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就是这几十个字的判决书，我的老父亲已经无法听到了，我们3个无辜的孩子等了许多年，受尽了屈辱与痛苦，为了它，多少皓发白首的领导同志为此奔忙，还有多少工作人员的心血，才换来了这几十个字的判决。
判决书迅速报中共中央纪检委，最高法院、总政治部、送军事学院等机关。
坚冰终于融化了，严寒终于无法抵挡太阳的光芒。
就在撤销判决的第二天，9月18日、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另一份决定，鉴于常州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故决定：“恢复蔡铁根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我注意到了这份决定和第一份决定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这份决定中，父亲被称为“同志”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的感情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波澜。那天我突然收到了退还给我们的父亲在狱中临刑前写给我们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原谅爸爸吧！
“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
“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爸！
“刚刚，虽然你还只有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
“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小，又调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
“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予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在无声的泪水流淌中我读完了这封和着血泪和无限亲情的遗书，直到现在，我轻易不敢看这封信，读它那真是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为准备平反大会和追悼会，我赶回了常州。我们首先提出了寻找父亲骨灰的要求，常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找到了城外的火葬杨。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当年经手此事的一位老工人已经退休了，又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退休在家的老工人。他听我们说完来意后说：“是我处理的，尸体是公安局让拉的，浑身是血，真惨哪，当天就火化了，后来通知家属，她（指继母）说不要了。我用纸包包的，放了几天，没有人来问，就把骨灰倒在一口专门放无人领取的骨灰缸里了。后来处理骨灰时，一起倒掉了，就埋在烟囱旁边了。”
我们和老人一起来到火葬场，在他的指点下，在烟囱旁的一块空地上挖了起来，火葬场的许多工人听说后都自动来帮助挖掘。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工人边挖边唠叨说：“我早就知道，老干部怎么能随便杀头的呢！”当挖到一米多深时，坑里开始渗出了水，土质也开始变黑了，又挖了几下，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渣，正在七嘴八舌议论的围观者一时也静了下来，但是由于当年倒下的是一大缸骨灰，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是谁的呢？我们无力地坐在坑边，想了半天，没有办法，最后找来几个大塑料袋，尽可能多装上挖出的骨灰。
追悼会后，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和当年为父亲同案关了10年的俞须涌，向长江边上驶去，在一条不知名的通向长江的河湾里，经工作人员向当地交涉，当地派出了一条机帆船，拉着我们向长江驶去。
船驶出了河港；来到了宽阔的江面上，急风卷着细细的雨丝向我们扑来，黑沉沉的乌云低低地压在江面上，在遥远的水平线上和江水弥合到了一起。远处一艘巨轮正喷吐着浓烟沿江而下，不时传来低沉的汽笛声。浪花拍打着我们乘坐的木船，发出“啪啪”的响声，几只白色的江鸥不时掠过江面，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船开始掉头了，掌舵的汉子喊了声“到江心了”，我们解开塑料袋，把骨灰和着花束缓缓地倒入江中。我们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俞须涌倒了一杯酒，倾入江中，含泪喊了声“老蔡啊，我送你来啦！”一声哀恸，泪如雨下，泪水和着雨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倒下的骨灰和着黄色的菊花在江水中打着旋，向船后飘去，渐渐消失在江水中了。最后，我们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个白色的大花圈抛向了江中，我心中默念，愿这千古江流分清父亲的忠骨，把他带到一个安宁洁静的地方去。
船往回走了，细雨丝丝，风仍在呼啸着，直到很远很远，我们还能看见江面上那时隐时现的那小小的白色。
父亲，他这来自北国大地的儿子，带着燕赵儿女的豪情，带着与日寇血战的征尘，带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也带着无尽的屈辱与痛苦，永远地消逝在这烟雨苍茫、包孕着吴越大地的长江之中了。
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里，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盒子前面放着父亲的那张半身像片，他依然向所有注视他的人微笑着。盒子里放着的是他生前常戴的那副老花镜和那只烟斗，还有为他昭雪平反的决定书……
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他近来常常问我：“爸爸，人家都有爷爷，我的爷爷呢？”我告诉他，“爷爷死了。”他问：“死是什么？”我说：“就是在天上飞，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想了想又问：“那爷爷老在天上飞吗？不下来了吗？”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我爷爷还一回没见过我呢！”
后来，我收到了不少父亲的老首长、老战友们从各地发来的唁电与来信，在为冤案昭雪表示兴奋和向我们慰问之余，又莫不表示痛惜。一位老战友在来信中写道：“他是我的老首长，在我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上来的时候，为加强教育训练工作，多么需要他重返工作岗位啊……”我想起了惠浴宇同志的这样一段话：“真实目的未必可以公之于众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不知误了多少正事，毁了多少同志，又养出了多少权.奸……当老布尔什维克走上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审讯室和刑场，比起牺牲在公开的敌人法西斯匪徒刀枪下的烈士们，他们的死，难道不更为悲壮、惨烈吗？”
“沉冤数十载，“四人帮”及其他们的前任们毁尸，心中有鬼，曾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摇身一变手握大权者灭迹，虽然千方百计地清查，要搞得水落石出又何其难，在我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里，尘封着多少这样的千古疑案，埋葬着多少这样的铮骨忠魂。”
在《肖克回忆录》中。肖老将军又不胜痛楚地提到了父亲的死，他在一首缅怀父亲的诗中有“宁为玉碎不折节”之语。我想我们的先烈抛头洒血，不正是为了建立一种追求真理，坚持正义而无需流血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吗？即为了“不折节”而无需“玉碎”。从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彭德怀、贺龙乃至我的父亲，他们的死是多么惨痛的教训，这应该永远使我们警醒，努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事业能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我深深怀念我的父亲，我为他骄傲！
多年来，我曾试图追寻他的身影与踪迹，因为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但我找不到他的所在，可又觉得他无处不在。冥冥之中，他好像始终在注视着我。
当我来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平西老区，我忽然觉得他原来是回到了这里，那巍峨峥嵘的太行峰峦就是父亲和他许许多多已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姿，那滚滚奔腾的拒马河水的涛声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亘古不灭的呐喊！那山间阵阵吹拂着的秋风，就像父亲的大手在轻轻抚摸着我！
我带着孩子来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指着那蓝天中飘扬的五星红旗问他：“国旗为什么是红的？”孩子用他的童音骄傲地回答：“因为那是先烈的献血染红的！”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记住，那上面也有你爷爷的一滴血！”
我希望今后的孩子们不再有我们那样的不幸的童年，而这不应妨碍我们追求真理、坚持正义。
写于1996年10月
发表于1998年8月至12月《中华儿女》
修改于2004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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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汉族，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读于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红军，1939年加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蔡铁根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宣传科科长，冀热察挺进军骑兵大队政治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中共桑干河区工委书记兼广灵区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平型关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 战役战斗。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冀察纵队第七旅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七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纵队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政治教员，一总队副总队长。参加了绥远、张家口、古北口、怀来、新保安等战役战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1955年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衔。1955年，大校衔全军共1266人。
1959年10月，在全军“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中，蔡铁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军籍，调离部队，从师级降到行政15级，被分配到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当巡视员。
蔡铁根的妻子在其被划为右派后，与之离婚。他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到常州，其时大儿子3岁，女儿2岁，小儿子６个月。在常州生活期间，蔡铁根重组了家庭，并育有一子。平时与之交往的朋友一般都有参加革命的背景，如李业舫、吴翼、余须涌等。李业舫是1940年代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常州市果品公司中层干部。吴翼原是部队团职干部，转业到地方。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议论饿死人的原因，蔡铁根就归咎于高指标、瞎指挥，蒋介石当时叫嚷要“反攻大陆”，蔡铁根就同朋友们谈到，他们这些军人可以干“老本行”，上山打游击。蔡铁根没想到，这些聊天的话为他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有一个叫巢尔谷的人，值得一说。此人原是常州市五金公司的文书，仰慕老红军，得与蔡铁根交往。1960年10月，巢尔谷下放到宜兴县丁蜀镇，与蔡铁根保持书信往来。蔡铁根在得知他生活困难时，曾两次资助过他。1962年5月，巢尔谷因参加宜兴的“青年学社”组织，被宜兴县公安局传讯。讯问中，巢尔谷交出了蔡铁根19封通信，并承诺继续揭发。有资料说，1963年7月至1966年6月，巢尔谷到蔡铁根家里去过十余次，每次记下蔡铁根的言谈，向公安局汇报。但是，公安局认为，没有足以证实蔡铁根进行所谓“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常州城也陷于大混乱中。8月，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当时，抄出了蔡铁根的40多本日记，一把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指挥刀。蔡铁根见日记被抄，当场声明：“这日记没给任何人看过，你们把内容扩散了我不负责！”
这次抄家后不久，巢尔谷接到常州市公安局的通知，再次来到常州。他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中了解蔡铁根所得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了一份长篇材料。把蔡铁根与他朋友的往来说成是以交朋友为名搞“反革命组织活动”；把蔡铁根等人谈论打游击，说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政权”；巢尔谷还把他邀请蔡铁根去游览“善卷洞”，胡说成是打游击看地形。1966年9月17日，市公安局拘留了蔡铁根和同他往来密切的吴翼；接着又拘留了同蔡来往较多的余须涌和屠苏。
蔡铁根入狱后，对于逮捕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第一次审讯中，他对审讯人员说：“我根本不是犯人，十六条里，我够上哪一条？把我关了十几天有什么根据？依什么法律？”对方喝道：“你讲还是我讲？这里是看守所！”蔡铁根回答：“我要讲，你们要把我往框框里装，我决不会承认。”为抗议对他不公正的打击迫害，他在狱中曾三次绝食。他曾想逃出监牢去告状，结果被察觉，罪加一等，钉上了镣铐。
1966年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成立“蔡铁根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当时隔离审查尚未确定罪名的人的做法。当时蔡铁根案的“学习班”森严恐怖，房间窗户全部密封。15个被审查对象，分设15个房间，由15个审查小组分别批判讯问。
1970年3月，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经江苏省公检法军管会批准，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以“蔡铁根反革命集团案”名义，判处蔡铁根、李业舫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刑，缓期执行。余须涌、屠苏等人分领刑期不等。
1970年3月11日凌晨，蔡铁根和他的同案人被叫起来吃饭。饭后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先是宣读“逮捕证”，接着就向他宣告死刑判决。蔡铁根听了判决愤怒地说：“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不准上诉！”有人蛮横地喝道。从听到判决到最后，蔡铁根始终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道别时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1979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79年7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宣告蔡铁根无罪后，共和国开国上将、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萧克，挥笔写下《怀蔡铁根》一诗：
铁根之根真如铁，
志在抗日入军牒。
晋冀察绥策战马，
战后金陵习兵诀。
上书我军现代化，
论事说理殊剀切。
谁知淫雨漫纷纷，
无限上纲玉石裂。
是非颠倒出京华，
削职远徒贬东越。
日服劳役暇读书，
夜抚雏儿度岁月。
十年浩劫益凄凄，
大灾小灾如滚雪。
坚持真理不服诬，
宁为玉碎不折节。
神州重振马列风，
铁根之根终不绝。
1980年1月10日，“蔡铁根追悼会”在常州市隆重举行，其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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