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个案，都有其独特性。试图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联系，都难免会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同样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的激励之下，怎么别人家的校长就活下来了呢？
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被她的女学生们打死于校中（史称“八五事件”）。当时她50岁，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有四个孩子，丈夫王晶垚，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
王晶垚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师丁某的前妻）。袁淑娥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声称卞仲耘和丁某有男女关系问题，还在卞仲耘生前带领师大女附中学生上卞仲耘家贴大字报：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这就表示，卞仲耘校长之死的案子，彻底了解。王晶垚有再多的不满，也得随风飘走。唯一可以提起人们注意的，就是我这样吃饱了撑得难受的网友，拿出这件事来，分析一番。不可能爆出任何新的细节，只是提醒大家，逻辑分析应该怎么做。
卞仲耘校长之死的基本过程很容易梳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早间的新闻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他学校纷纷响应。
师大女附中也特别激动。6月2日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据说，学校把这三名写大字报的学生关了起来。
6月3日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他们当场宣布说这三名同学写大字报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驻，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作为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掌控全局。
工作组进校后，原学校领导，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
学生分成两个阵营：反对校领导的和反对工作组的。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奋，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
7月3日，卞校长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
......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
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据说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
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刘进（刘仰峤的孩子）和宋彬彬两个学生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到了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宣布工作组撤出女附中。
工作组撤走两三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
维护工作组（或者说工作组维护的）学生们则把矛头指向了校领导和老师。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
接着，校领导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有学生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
过了一段时间，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几个同学推着车，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因为女附中的学生都是通天的。卞校长去世后，她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听完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8月6日早上，校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两点疑问：
一：工作组撤离时，没有向任何人交接班吗？没有指定负责人，拍屁股就走人了？
二：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追悼会，理由是什么？为她“昭雪”，昭的什么雪？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