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人小组'惹下大祸灾

1964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经中共中央指定，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姚文元这篇点名批判的文章，把吴晗的《海瑞罢官》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大量不同意见。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反对意见都列入“右派言论”。

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对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11人。会议由彭真主持，讨论了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认为，当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问题。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提纲”，康生在会上也表示同意。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将“提纲”批发到全党。

说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不能不说几个人际关系。

邓小平给人的印象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理。邓小平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小平并不仅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

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

戚本禹写了一贴：《〈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关锋和林杰也写了一贴：《〈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中宣部的副部长许立群接了文章后，就是不发表。闹到彭真那里，还是不能发表。彭真的意见是把批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

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的帖子是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不满。3月28日至30日，他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