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钟山》2009年第3期，作者李洁非，原题《屈服——陈企霞事件始末》。
陈企霞（1913-1988），浙江鄞县人，作家、文学家。1927年离开家乡外出流浪，因为爱好文学，1931年始发表小说、散文，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革命活动。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副刊，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文协秘书长，不久又于丁玲、萧殷一同编《文艺报》，任《文艺报》副主编、主编。图为1987年时的陈企霞。
拘禁
1955年8月19日，一个星期五。虽然是工作日，那天陈企霞全家却都在家。孩子们正放着暑假。夫人郑重在家是因为小女儿陈幼京尚未满月，她正在休产假。至于陈企霞本人，连日来一直不停地开会，这天刚好是个空隙，可以喘口气，他给自己的安排，是洗一个澡。
下午，他关上卫生间的门，在里面洗澡。就在这时，家中闯进来一个人。所谓“闯”，并非指来人破门而入。事实上，他是敲门后，由家人开门，然后进来的。不过，他来势不善，让陈家普遍感到不安和紧张。从这种突如其来的意义上说，他像是“闯”进来的。
来人是康濯。他的小说《我的两家房东》曾得到茅盾好评，目为解放区小说成就的代表之一。他原来是丁玲领导的文讲所的副秘书长，不久前刚刚进入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一共五名成员，分别是刘白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作协秘书长）、张僖（作协副秘书长）、阮章竞（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及康濯，组长刘白羽。在接连发生高饶、潘汉年、胡风三大案件之后，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由此开始了“肃反”运动。
康濯登门，本来谈不上什么异常之处。他和陈企霞是老同事，过去经常来谈工作或聊天。但是，今天他却带来无形的寒意。陈家孩子们当时正在听收音机，学唱一首歌唱中蒙友谊的《北京——乌兰巴托》。康濯进来后，孩子们被他的严肃所震慑，关了收音机，纷纷躲避到隔壁房间里。郑重上前搭讪，对方态度冷淡。她提高声音，告诉正在洗澡的陈企霞：康濯来了！不明就里的陈企霞，如往常一样随口答道：“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
过一会儿，陈企霞从卫生间出来。他脚踩拖鞋，身上穿着睡衣睡裤。“我去换下衣服。”他对康濯说。尽管很熟，这样相见也并不合适。可康濯却拦住他，说不用了，请他到门外说几句话，意思是事情很简单，不用多耽搁。我们不知道陈企霞有无多想。那个时候，工作上许多事情虽然未必有什么值得保密的，但也讲究内外有别。所以，我们的主人公也就穿着拖鞋和睡衣，随康濯出去，并且把门关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无论如何料不到，他这一出去，就不能再回来了。
一会儿，门外响起主人公激动的喊声：“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们……”奇怪的是，声音由大变小、由强变弱，显然正在远去。当它消逝不见之后，又过了一会儿，再次响起敲门声。郑重打开门，康濯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走进来，把郑重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孩子们看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然后，郑重去给丈夫取衣服（他还穿着睡衣），康濯则开始搜查陈企霞的抽屉。他手上有一把钥匙，那原来是属于桌子主人的。康濯走后，郑重对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陈企霞本人见到的，却是一张逮捕证，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签发。后来他对家人回忆说，那天他被带下楼，刚下到楼梯拐角处，又见到两个人，早等在那里。一个他认识，是作协副秘书长、“肃反”小组成员张僖，另一个是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出示了逮捕证，并且要他签名。
究竟是“隔离审查”还是“逮捕”，后来成为争论焦点。陈企霞1957年写的《陈述书》，始终使用“逮捕”字眼。其子陈恭怀所著《悲怆人生——陈企霞传》，至今坚持当时出示的是逮捕证。而执行本次行动的当事人之一张僖，则在其2002年出版的《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大约在8月初的一次对丁陈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田间“自杀未遂事件”，此事他在会上这样一提，就是个很严重、很危险的问题了。于是由我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有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来到陈企霞家搜查，康濯和我陪着一起去的。搜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既没有枪也没有子弹。记得那是1955年8月中旬的事情，当时公安部向陈企霞出示了搜查证，而不是逮捕证。
张僖的意思是，那天他们一行人到陈家，其实同时办了两件事。一是康濯和他代表作协来宣布对陈企霞隔离审查，二是罗瑞卿派公安部的人来搜查那支手枪，所出示的是搜查证。
有可能当时陈企霞过于紧张，不能分辨所出示的实际上是搜查证，而非逮捕证；康、张二人大概也没有交代特别清楚。总之，他实际的感受是逮捕。
关于那支手枪，前面讲康濯独自返回来找过，没有找到。他走后，作协人事科长又上门找了一次，也没有找到。最后，是郑重从家中另一个地方找到了它们，共计手枪一把、子弹六发、持枪证一份，她把这些东西包好，吩咐儿子送到楼下的作协人事室。
没有人说明陈企霞被带往何处，直到第二天早上，家人才知道他的下落。原来，他就被关押在作协大院里面。当时的中国作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这里，既是机关，也有宿舍。陈企霞一家就住在大院里。在大院门口西边有两间屋子，很偏僻，轻易不被发现。陈企霞就关在这儿。那天早上，看守者来陈家通知给陈企霞准备早饭。这样，大家才知道他还没有离开这个院子。饭做好后，长子陈延安（他后来改名陈恭怀）跟着一道送过去；他很诧异地发现，在自己平素到处乱钻乱窜的大院里，还有这么一个压根儿不知道的角落。
从关押地点和关押方式看，似乎验证了陈企霞并非正式被捕的说法。负责看守他的，是作协的两个工作人员。而且，他的饭食也由家人提供，这跟真正的犯人不同。不过，在最主要的方面，陈企霞的待遇跟犯人完全一样，头四个月中“不许看书看报，我给老婆写信都被扣留”，彻底失去人身自由。不单本人被拘禁在一个狭小空间内，还完全禁止亲属探望。那天长子陈延安所以被允许跟去，是因为还有洗漱用品等许多其他物品，看守者自己拿不了；同时，毕竟陈延安只是个孩子。郑重一直在争取探望的权利，但很长时间内都遭到拒绝。后来，陈企霞提出抗议：“即使是在国民党的监狱，家属也可以探监送饭，现在我的问题还没有审查清楚，就连老婆也不能来看望了，简直太过分了！”这个质疑，似乎颇为有力，作协于是允许家属探望。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那并非是陈企霞的质疑迫使作协让步，而是一段时间后，案件本身态势发生了变化。有关方面的自信心看来趋于减弱，立场措施都如强弩之末。他们不仅不再阻挠家属探望，整个监管都渐形废弛，后来，郑重索性带着孩子们在关押陈企霞的屋子里烧火做饭，一家人在那里过起了日子。
1956年5月22日，中国作协宣布解除隔离审查，陈企霞恢复自由。
尽管不同于真正的铁窗生涯，陈企霞在拘禁状态下也总共度过了277天。这是他此生第三次失去自由，前两次分别是1934、1935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顺便说一下，277天这个数目，由笔者根据日历逐日统计得来，是准确的。
起因
事情最初由李凖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引起。先是于黑丁发表了一篇充分赞扬李凖小说的文章，《文艺报》“分工阅读中南的刊物”的编辑侯民泽（即敏泽）在编辑部汇报会上谈了自己对小说和于黑丁文章的看法，认为小说有明显缺点，而于黑丁文章对小说有过火捧场，是“拔苗助长”。陈企霞就布置侯民泽写一篇文章，再经他亲自修改以后，以“李琮”名义发表。
实际上，问题并不出在对于黑丁文章的批评。《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后不久，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即予以全文转载，并在编者按中说：
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原发表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河南日报》上。这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文艺报》刊登李琮的批评文章，很容易被解读为跟《人民日报》的评价唱对台戏。当周扬出面，表示了否定李琮文章的态度后，这个对台戏是冲着谁唱的，便一目了然。
周扬召集作协党组会，“党组会决定组织文章来反对李琮”，指定康濯撰稿，即《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章写出后，“经过周扬、林默涵等同志修改”，发表在1954年第7期《文艺报》上。
——假使过程仅仅如此，恐怕暂时也就是一次小小的龃龉。可是，在讨论对李琮文章的处理时，陈企霞却与周扬发生了激烈冲突。
周扬发言中，陈企霞不时插话，打断并顶撞他。例如，周扬说到“地方文联的主席（指于黑丁）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说这是纪律性问题。我当时提出，过去并无此种规定。他说过去既无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陈述书》）。顶得周扬无话可说。确实，先前《文艺报》发扬战斗性，是无所顾忌的，1951年因为《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作品，对于文协（作协前身）主席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都毫不客气点名斥责，又何况某位地方文联的主席呢？
接着，周扬果然提到《人民日报》转载李凖小说并加按语一事，“文艺报却说这小说有缺点，岂不是故意同党报捣蛋，反对党报”。陈企霞“当即插言”，提醒周扬注意，《文艺报》李琮文章的发稿时间，早于《人民日报》的转载，“这恐怕并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这番抢白终于令周扬大为愤怒，“他当即拍了桌子，并不许我发言”（《陈述书》）。周扬的怒不可遏，表明他认定对方纯属强词夺理。他马上举出有力证据予以反驳，质问为什么《文艺报》在以后的通报中发表读者来信，“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这不是“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又是什么？
纵是如此，陈企霞并无退缩之意。康濯的稿子出来了，在明知此稿业已经过周扬、林默涵审阅和修改的情况下，陈企霞仍然发表他的议论：“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此时的他，使人不禁想到《后汉书》记载的洛阳令董宣。董宣主持正义，得罪湖阳公主，光武帝刘秀命他磕头谢罪，董宣坚不从，刘秀命太监“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强项令”。陈企霞对于自己意见的坚持，姑不论是非究竟如何，单就脖子硬度而言，可比董宣。
在陈企霞，这是性格使然。而在周扬眼中，却未必只与性格有关。
说起那时文坛，正处在两个板块的过渡期。从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到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之间，这段时间，总的来说是丁玲主导文坛。她当时身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党组组长，实际就是中国作协第一任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同时也是《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处处长就是文艺局局长，当时设处未设局），以及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文学讲习所）所长。她的老对手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文联副主席。从职务上说，她比周扬低，但是，形势并不取决于这个。身为文协主要领导人，丁玲当时对文坛的影响会比周扬更直接。掌握着《文艺报》和文讲所这两个阵地，作用则非常实际；前者使丁玲在文坛握有话语权，后者使她在培养人才方面占据先机。
以上，只是表面情形，还有一些看不见但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关系。“丁玲晚年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在她和丈夫李向东先生合著的《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这本书里，叙述了五十年代初丁玲、周扬之间消长的状况：
那时的中宣部，周扬是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胡乔木是常务副部长，部长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本来解放以后中宣部部长一直是陆定一，但是在1952到1954年的一段时间内，陆定一降为副部长，内中缘由不得而知。×××对中宣部工作中途接手，不愿多管，所以很多事情是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说了算。曾有文章说，胡乔木和周扬有矛盾，郭小川说过：“在胡乔木掌管宣传部的时代，周扬根本吃不开。”
……
我们在采访中听到好几位20世纪50年代的老同志说，在丁玲的冤案里，掺杂着周扬和胡乔木的矛盾、陆定一和胡乔木的矛盾，丁玲是这些矛盾的受害者。
1951年，丁玲到中宣部任文艺处处长，正是“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接替周扬”，也就是说，这个职务原来是属于周扬的。
周扬失势，跟《武训传》事件有很大关系。他参与了影片公映前的审查，但是没有看出“错误”而予以放行，“结果毛主席就看出来了”。以《武训传》事件为背景，1951年底，文艺界开始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胡乔木领导了这一运动，他在动员报告中批评说：“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其中甚至也包括少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示过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在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接触以后，失去了对于他们的批判能力，而跟他们无条件地‘团结’起来了。在这些同志看来，文艺界内部可以没有斗争，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教育的文艺家可以不经过改造而‘为人民服务’。就在这两部分人的影响下，我们两年来的文学艺术工作的进展受了重大的限制。”这个批评不一定直接针对周扬，可是作为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在胡乔木报告后，他却离开了文艺工作，被派到湖南去参加土改。
同样是《武训传》事件，丁玲却受益于此。她所领导的《文艺报》，早在1951年4月就组织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比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早一个月。跟周扬审片看不出问题相比，她的斗争敏锐性就非常突出了。有了这一点，再加上胡乔木的支持，一时间丁玲上升趋势格外明显——“权”虽不及周扬重，“势”则实已盖过了他。在1951年底开始的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中，丁玲就任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成为胡乔木之外的另一个领导者。
上述局面大约持续到1953年下半年。在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时，胡乔木的设想受到毛泽东批评，周扬被找回来主其事。这是一条新的界限，从这以后，周扬重掌文艺直至“文革”前。随着周扬“归来”，文坛管理层重新洗牌势在必然。第二次文代会确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独立建制，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周扬出任党组书记。而此时丁玲，《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研所所长等职务皆已卸去，“只剩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两个职务”，虽然卸下职务的原因不一，但与权力的疏离是客观现实。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认为，“就性情而言”，丁玲“不愿当官只想写作”。她的疏离权力，不见得是“落败”，相反，在周扬重新成为主角的第二次文代会，她大会发言里头“我还有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这番日后被当做“一本书主义”穷追不舍的颇具妙味的表白，还显示了某种傲然抑或睥睨。然而，客观的态势毕竟是权力已经向周扬聚拢。“反右”开始后，1957年8月3日，陈企霞检讨中的几句话，耐人寻味。他说：“丁强调自己不愿做行政工作，其实不是。”“如多几个像陈企霞这样的人，丁玲是很愿做行政工作的。”
这几句话，应该会使周扬感到满意。他不会相信丁玲“不愿做官只想写作”。丁玲被整，突出的罪名是在文坛搞“独立王国”，这个词说明了一切。那么，“独立王国”可能的疆域又有哪些？首先，我们需要看看丁玲曾经掌握过哪些地盘；其次，再分辨一下她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我们的目光很自然会集中在三个地方：《文艺报》、文讲所和《人民文学》。丁玲从《文艺报》创办起就是它的主编，在文讲所也同样如此；1951年冬，她离开《文艺报》，去《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三者相比较，尽管丁玲是作为整顿者来到《人民文学》，但是，关系较浅，时间也最短（1953年8月起，《人民文学》换班子，丁玲卸职，她在《人民文学》实际只干了一年多），加上她的《文艺报》曾经打击过《人民文学》，在此受到很大拥戴谈何容易。《文艺报》和文讲所则完全不同。在这两个单位，她是开山门者，不是“半道出家”；文讲所所长的职务，一直任到1953年9月，《文艺报》主编一职虽因工作需要而在1951年冬变动，但接任者冯雪峰被认为与她关系近密，她对编辑部的影响，更是盘根错节。所以，《文艺报》和文讲所才可以说是丁玲的“老巢”。综观批丁的全过程，重点整治《文艺报》和文讲所，这个思路一目了然。整个事件的突破口，就出现在文讲所，亦即康濯“起义”；1955年7月6日，文讲所负责人之一、诗人田间，因不堪精神重负在后海投水自杀（被救）；随后，干脆将文讲所暂时停办。至于《文艺报》，“反对李琮文章”就是发难的开始。
起初，用意可能是投石问路——通过否定李琮文章，试一试反应，摸一摸情况，看看编辑部是否顺从，是否明白眼下应该听谁的。
如果陈企霞悟到了这一层，或哪怕悟不到，但对党组的要求能够简简单单地照办，他大约可以躲过一劫。孰料，陈企霞倔脾气上来，一再固执己见，还说出“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不必要”这样的话，俨然以《文艺报》“守护者”自居。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特殊关头，在如此明显的试探面前，陈企霞竟然做出这种表现，周扬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它仅仅看成“性格”问题的——这是一种拒绝，有深刻背景的拒绝。
匿名信
偏偏这个时候，《文艺报》出了大事，也就是《红楼梦》研究事件。这件事本身，跟陈企霞关系不大，因为主要是主编冯雪峰处理的。可正像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它引起对整个《文艺报》工作的质疑。因此开始了检查《文艺报》的活动。当时，同时开着四种会议，一是中宣部由周扬主持的检查《文艺报》的会议，二是作协总支讨论有关他处分的会议，三是文联批评《红楼梦》问题、《文艺报》问题、胡风问题的会议，四是《文艺报》编辑部内部检查工作的会议。车轮大战，紧锣密鼓。
一来二去，本来与《红楼梦》研究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陈企霞，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这些会议上，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在作协支部大会上，作家杨朔并无充分根据，首先提出应当把我撤职的建议，作协主席（团）并未充分讨论，更没有让处分的本人出席，就做出了撤职的决定”。（《陈述书》）
这就是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
关于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的决议：
根据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文艺报》编辑机构予以改组，兹决议：
一、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职务。
二、成立《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决定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七同志为编辑委员，并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三同志为常务编辑委员。免去黄药眠及康濯同志原任的《文艺学习》编辑委员职务。
三、责成编辑委员会在两星期内提出改进《文艺报》的具体方案和新的编辑方针，提交主席团审核。
这个决议，主要是以改组《文艺报》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做出表态。既然改组，陈企霞的撤职即为应有之义，这是顺理成章的。
问题是，陈企霞的麻烦并未随《红楼梦》事件了结而了结，反被引向深入。从陈企霞《陈述书》叙述来看，对他的许多指控，都脱离了《红楼梦》事件，而单独针对他本人。比如“反领导”问题（“领导”的所指不言而喻）。比如陈企霞过去在编辑部随口说的一些话，“相濡以沫”被认为是不要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创痕与苍蝇”被说成是诬蔑党、诬蔑同志……比如编辑周文博二年前在编辑部一次开会时说“在企霞同志领导下我们是幸福的”，这句话被告到上面，也成为“独立王国”证据之一。比如争名利问题，起初《文艺报》拟以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肖殷为副主编，陈企霞说了句：“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于是刊物上三人都列为主编。斗争中，陈企霞被指责“自封”、“自居”、“自改”为主编。李琮文章问题也在新的层面加以追究，被认为和《红楼梦》问题一样，同属压制“小人物”（指《不能走那条路》的作者李凖）。张光年更是提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有问题。
这样，前前后后整了一年多。揭疮疤，事无巨细，颜面尽失。而且，据陈企霞自己讲，“从李琮文章的讨论开始”，亦即早在被正式撤掉副主编、编辑部主任职务前，他就已经被剥夺工作，“实际上是处于‘失业状态’”。这样的处境，被这样对待，一般人也意气难平。何况他非常要强，气血旺盛。刚刚进城那会儿，因一点小事，周扬对他发脾气，斥责：“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他当即回击：“你这算什么领导！”可以想象，这一年多来，积在胸中的怨气较当时何止百倍？他肯定会做出激烈的反击。
说到反击方式，客观讲，选择余地相当小。权力、组织、舆论都不在自己这一边，公开的抗争，多半要自取其辱。实际上，他只剩下一种选择，就是写下自己的意见，投书更高层。这种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人们遭受不公对待以后仅有的方式，俗称“上访”。不光农民如此，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如此。胡风《三十万言书》，不也是无奈之下，投书中央，以求改善自己处境吗？为这样的条件所迫，加上一时冲动，陈企霞采取了一个既不理智，也不高明的行动。
1955年春，作协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封信①。据见过此信的张僖描述，“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少奇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少奇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只言片语》）信是寄给刘少奇的（看来他已看过），被批给公安部处理，公安部再转给了作协。
这是一封匿名信。信封和信纸的选用表明，写信人周到地注意着细节，以免被查出来源。刘少奇之所以批转公安部处理，很可能不因为别的，而只是跟匿名信形式有关。因为不论信中反映情况是否属实，首先总得先查清写信人的真实身份，然后才是如何处理。
但是，这封信现在却到了作协。公安部方面初步判定，写信人来自作协内部。刘白羽把信交给副秘书长张僖，张僖就带领手下工作人员开始查对笔迹。他们找出作协工作人员的档案，那里面有每个人亲笔填写的各种表格。“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也就是说，与作协任何一位工作人员笔迹都不相符。这是自然的，既然写信人连信封、信纸的细节都注意到了，笔迹上就更不可能露出破绽。对查不出结果，作协应该并不意外。但他们和公安部方面的印象一致，都断定出自作协内部人之手；而且他们进而倾向于一个判断：写信人是陈企霞。
女作家白朗是在1955年6月得睹这封匿名信的，一见到信，她就想到了陈企霞。原因是，1954年底，她曾以支委身份跟陈企霞谈过一次话，那次，“陈企霞谈话的内容、口气”跟匿名信“具有一致性”。有了这种感觉，“当时她便大胆地向领导说出这封匿名信的作者了”。（《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陈企霞《陈述书》也提到，在作协党组就匿名信召开的扩大会上，《文艺报》几个同志发言，“他们一致认为信是我写的。”
信，的确是陈企霞写的，虽然他一直不承认。我们拿不准应该怎样描述写匿名信对整个事件的作用。如果说祸由此起，好像并不确切；因为他的挨整已成定局，有没有匿名信都一样。可是，假如把匿名信看成一部小说的情节，那么，这个情节又确实是非常关键的。它有授人以柄的意味。有了这个把柄，陈企霞立刻被从安徽梅山召回，接受调查，半个月之后（他7月31日回到北京）即被拘禁。
事后看，写匿名信实为下下策。如果实具本名、堂而皇之地亲笔写一封意见书送到上头，虽也未必有什么收获，却至少不会招来277天的囹圄之难。这种藏头露尾的方式，一旦暴露，上上下下都容易先入为主地对他有“造假”、“作伪”等不好印象，这是非常不利的。
应该说，这些潜在的风险并不难于预见，那么，陈企霞为何还会那么做？有可能是欠考虑，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陈企霞的个性，又并非老谋深算的沉稳冷静型。不过，仅仅这么解释，不太令人满意。后来，读资料时我不期然了解到一个客观情况——那时，有很多人写匿名信。据《文艺报》改组后任常务编委的康濯说，“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匿名的和化名的文章和信件”，而且“这些文章和信件有的还写得很有杂文笔法，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以至于不得不分配两位水平高的同志专门处理这些文章和信件”，“这两位同志写的复信和退稿信往往也写得很精彩，有时在编辑部朗诵，总受到大家的鼓掌称赞。”（《〈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这样的情形，想必陈企霞自己负责《文艺报》时也经常遇到。他会不会觉得既然匿名信那么多，查也查不过来，因而混迹其中比较安全呢？如果情况确如康濯所说，陈企霞怀揣此想，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他还是出现了一个致命疏忽：他的匿名信跟一般不同，其中谈了许多作协内部事务，甚至是直接与他个人相关的事，这让人立刻首先把怀疑目标锁定了他。
插曲
其间，还要谈谈一个插曲，亦即前面提过的诗人田间自杀事件。
丁玲不再担任所长后，田间以秘书长身份成为文讲所负责人。关于田间与丁玲的关系，1954年9月出过一件事。当时，东德作家代表团来文讲所访问，田间让布置一番，挂上一些作家照片。被挂照片的“五四”以来作家一共四人：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丁玲知道后，派秘书张凤珠告诉田间把她的照片取下来。然而事情还是传了出去。此时距丁玲将要挨整已经不久，后来果然被说成丁玲在文讲所搞独立王国的表现之一，田间也不免被看作是“丁玲的人”。
此外，田间和胡风的关系也不一般。他是胡风培养起来的诗人，胡风所办《七月》等刊，对田间成名起过很大作用。田间说过他在胡风家洗过澡，觉得胡风很平易，亲自擦澡盆这样的话。胡风出事后，田间精神非常紧张，表现失常。有一天，天刚亮就去敲刘白羽家门，要求谈话，刘白羽感觉他“神经有点错乱”。
5月中间某日，田间找到严文井（当时的作协秘书长），报告他有一支手枪要交，严文井赶紧把张僖叫过来。田间说，他不敢自己带枪来交，怕路上出事。张僖就要了车，跟他一道回家取。田间的家紧挨着后海。到了那儿，张僖等着，田间自己去里屋找枪。找了将近半个钟头，之后，张僖看见田间突然从屋子里冲到院中，大叫：“我不能活了！”——
听见他的喊声，我急忙跑出门，只见田间右手持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我上去夺枪，他死活不肯松手。我用右臂肘顶了一下他的下巴，他的手才松开。我把枪夺下来之后，他转身就往院外跑。我记得当时在院子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好像是他的母亲或者岳母。
我拿过枪一看，发现子弹是顶在枪膛上的。我心中一惊，刚才没有注意田间的手指是不是扣在扳机上，太危险了！我急忙把子弹退出来，然后追了出去。
从田间的家门出去就是后海的湖面，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里，田间就跳进了后海。幸亏水不深，只没到他的腰，又是在岸边。等我赶到湖边的时候，田间已被过路的人救了上来。
我将浑身湿透的田间带回他的家。那位老太太急忙拿来衣服给他换上。这时候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我等田间换好衣服，就给他们讲习所打电话。
田间和我还有民警一起坐车来到严文井的家。我们让民警走了，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跳湖。田间说：没有找到枪证，怕挨整……（《只言片语》）
这是田间自杀事件的经过。7月底，匿名信事发，陈企霞被从安徽梅山召回接受斗争。一次会上，冯雪峰揭发第二次文代会（1953年9月）前，自己在陈家聊天时发牢骚说，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一定自杀了。而陈企霞则接过话头说，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张僖写道：
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田间“自杀未遂事件”，此事他在会上这样一提，就是个很严重、很危险的问题了。于是由我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
田间最后的自杀行为虽然是投水方式，但在这之前他也曾拿枪对准自己脑壳。所以一旦冯雪峰揭发陈企霞说过那种话，领导上就立刻想起了田间的“前车之鉴”。于是出现本文开始时的那一幕——8月19日，陈企霞突遭拘禁，家中被搜查。
抗诉
到此刻为止，故事已经进行过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李琮文章”，陈企霞顶住周扬，拒不低头；第二个回合“检查《文艺报》”，陈企霞遭到解职、斗争，头依旧不肯低下，且以更激烈的方式——写匿名信——加以回击。
那么，第三个回合“拘禁”发生后，又怎么样呢，他低头了吗？
还是没有低头。
导致他“被捕”（他一直坚持使用这个词）的原因，是匿名信，但在长达九个月的拘禁中，这个问题没有查出任何名堂，他本人更是矢口否认。
对陈企霞“隔离审查”的决定，是中央肃反十人小组做出。也就是说，他的问题，是作为肃反运动对象提出来的。在匿名信查不出结果的情况下，有关方面试图从陈企霞历史问题上打开缺口。他们派人外调，试图找到陈企霞曾经是“托派”的证据，以便让他继续作为肃反对象。但这个调查也未得到所期待的收获。
《陈述书》说，拘禁期间，张僖曾对郑重说：“被捕前是为了匿名信问题，逮捕后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应该说，这是正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陈企霞的被关，匿名信也好，托派也好，皆属“假托”。真正目的，是震撼、动摇、击溃丁玲。陈企霞被关后，外面对丁玲的斗争即进入高潮。文讲所方面已经有康濯“积极参与了对丁玲的斗争”（刘白羽的表扬，见《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假如《文艺报》的陈企霞在长久拘禁之中耐受不住，也反戈一击，也揭发点什么，对这场斗争的胜利，就更是巨大贡献。
然而，陈企霞拒不合作。他把对自己的指控否定得一干二净，自然更无从谈起揭露丁玲。他甚至转而指控作协领导对被拘禁中的他搞“逼供信”，“惯于‘金里淘沙’，然后‘聚沙成塔”’。他嘲笑“在对我的斗争中，其内容和方法都充满了浓厚的逼供信色彩，这首先表现：先对一个人有一个固定的看法，然后发动群众进行所谓‘揭露’，对于‘揭露’出来的事实，完全不加分析，有些是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实是别人的，甚至这事实的当事人本人也在场，也不加说明和区别”。这当然让人很恼火，所以陈企霞一直被认为“态度不好”。对此，他也有一段很尖酸的质疑：
这以后，允许搬到对面小房间单独住，允许看报了。生活稍好了一些。张僖同志还说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我要求把家里的收音机送来，使能稍稍有文化娱乐，就答应了。但拿来后却又给扣住了，说是我态度不好，不给了。作协某些人，实际上是在同我开玩笑。我说该给就给，不该给就不给，不要用拿糖骗小孩的方法，说叫叔叔就给你糖吃，不叫不给。这对小孩已经是一种最恶劣的方法了，居然还学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有人屡屡说我态度不好，一直到今年二月间康濯和陈适五（陈企霞之弟——引注）谈话，还说主要是态度问题。试问，世界上有以态度论罪的法律吗？其实我态度根本没有不好，我要求讲理，对于不讲理的一切行动，我必加抨击，有时声音大些，问题尖锐些，这是有的。在这种情形下，还要责备别人态度，岂不等于砍了别人脑袋，还怪别（人）脖（子）细吗？（《陈述书》）
这一段，生动再现了拘禁之中的陈企霞，内心仍然毫不屈服、示弱。“声音大些，问题尖锐些”，可谓依然故我。尤其“还怪别人脖子细吗”一语，活画出那种拒不俯首的“强项”形象。
他有没有压力呢？被拘禁起来，如此漫长，不可能没有压力，而且一定很大。他说，经过长期囚禁，自己“目前已没有一小时以上的睡眠，一个晚上醒一二十次”，心理显然承受着很大压力。尽管如此，277天囚禁结束时，他可以说是昂着头走出来的。应该说这很不简单，一般人做不到。
结束“隔离审查”，有三个原因：第一，肃反运动已经过去，陈企霞拘禁不能久拖；第二，要查的问题都没有结果；第三，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为了“向科学进军”，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这个会议于翌年1月14日到20日召开，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提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4月和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以及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讲话中先后提到了“双百方针”。
以这形势为背景，第三个回合中，某种意义上陈企霞是一个“胜利者”。不是吗？关了大半年，对方没占到任何便宜。当初，抓他进去是何等来势汹汹，现在自己并未示弱、服软、乞怜，对方却主动把人放掉。这样的结果，什么人会把微笑挂在脸上，什么人灰溜溜垂头丧气，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其实，不单陈企霞，此时丁玲的处境也“转”了过来。中宣部决定就丁陈问题展开复查，并组成复查组。这个组里一部分成员，如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与文艺界历史关系不大，目光也就有别。而且，复查本身就含有“重新评估”的意味。总之，情形对丁陈变得有利。
恢复自由后，陈企霞即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谈话要求。这个要求，很快被接受。5月22日解除隔离，5月24日中宣部机关党委就听取了陈企霞的谈话。谈话开始前，陈企霞表示，有些话可能是牢骚。崔毅（党委副书记）说，即使是牢骚也要听。（《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陈企霞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然后，李之琏让他把所谈写成书面材料，“以资研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陈述书》。
设身处地站在陈企霞角度，可以体会到，这是两年多以来他第一次得到不受干扰地进行自我表达的机会。设若先前他有这样的机会，写匿名信的行为，是不必发生的。
他充分释放自己。回顾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历数他几次“得罪”周扬的经过，逐一反驳先前斗争他时大大小小的指控，也谈到拘禁期间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内容非常细，也相当琐碎，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被弄得如此严重的事件实际上“一地鸡毛”的荒唐性。他还透露了暗中的一个感受：“当时我心里想，这大概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方法”。他说他那时“不敢把这话说出口”。这个比喻实在太刺眼了。
最后，提出了八项声明和请求。内容是：要求撤销逮捕状（因他坚持认为当时自己看见了逮捕证）；要求知道“为什么逮捕，谁做的决定”；请求撤销处分、恢复党内待遇和重新分配工作，包括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甚至作协主席团解除其《文艺报》职务的决定。
阶级斗争时代有一个著名语词，叫“反攻倒算”。看到这份《陈述书》，陈企霞的对立面大约会想到它。但当时的形势，却让人无奈其何。作协被迫重写丁陈问题结论；分别写，先写陈企霞的，再写丁玲的。而陈企霞这个部分尤其关键，因为涉及定调子、定分寸。陈企霞的结论写出来，丁玲的就不难写了。他们把起草丁陈结论的任务，交给郭小川，这让郭小川饱受折磨、苦不堪言。各方意见分歧大，形势变化又很微妙，弥合点在哪里很不好找，反复调整，时间拖得比较长。这让陈企霞大为不满。1957年2月14日的郭小川日记有这样的记录：
早七时多起，八时多到大楼，黎辛就告诉我，昨夜晚陈企霞打电话跟他吵了半小时。为之不安。我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陈就来了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搞完，我给他解释，他不听，态度恶劣立即给以回击。他骂我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我说你尽可以向中央控告我去。
陈企霞的心情可以理解，郭小川的处境也值得体谅。1957年上半年郭小川日记涉及处理丁陈问题的地方，不下一二十处，给人印象就是，几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4月17日，又有一笔记载：
三时，与陈企霞谈话。他对党组的草稿意见极多，基本上不同意，但他如此主观，很多都不加思索加以反驳，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最后，我们回答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但态度似乎还好。
陈企霞不满意，其实周扬、刘白羽等也不满意，因为郭小川起草的东西提到应该向丁陈道歉。这给郭小川的未来蒙上了阴影。然而，道歉却不是陈企霞所需要的；结合《陈述书》提出的八点要求，我们知道他等候的结果，是将1954年以来所有结果统统加以纠正。彼此落差太大了。
“鸣放”进入高潮，陈企霞的抗争也达到高潮。6月6日，距《人民日报》发表标志着“转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只有最后两天，下午两时半起，作协召开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进攻声。陈又乱骂人是做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郭小川日记）这一天，现场一片混乱。周扬、刘白羽被动至极。会议一直开到夜间十一点多。郭小川说，散会回到家，“会议的余波仍在脑际颤抖。这实在是痛苦的，但要生活就得斗争，不斗争就没法生活。对于丁、陈，不知道怎的，我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这是丁、陈最后的抗争。时间过得真快。命运是一个奇怪的东西。1956年八九月以后，他们似乎受到命运的眷顾，而面临重大转机。但是，各方相执不下，大大延缓了结果的达成。这当中，甚至就包括他们自己的抗争在内。从当时的心情出发，争取尽可能让自己满意的公正的结果，实属正常。可事后来看，倘若他们能够一定程度上暂且隐忍，委屈自己，虽不免抱憾饮恨，但较诸此后真正成为现实的那种结果，不仅好很多，且有质的不同。4月中旬，郭小川负责撰写的丁、陈问题复查结论已经改定，就差批准通过和公布。不巧，偏在这时，作协主要负责人邵荃麟、刘白羽出差离京，5月中旬回来以后，又忙于“整风”、动员“鸣放”。命运的诡异在于，往往有擦肩而过的情形。假如复查结论能够早半个月完成，以当时来看，完全可能通过并公布。这个结论距丁、陈期望尽管很远，但它明确承认过去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一旦公布，丁、陈所处位置，至少可以说就从悬崖边退到一个开阔地。
张僖说：“谁也没有想到，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不但没有得到平反，丁陈二人又被划成右派。”命运之神在最后时刻弃丁、陈而去。就差半个月左右而已。如果4月下旬，作协主要负责人邵荃麟、刘白羽不出差在外，或者复查结论修改过程能够缩短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如此关键，一旦错过，就不可挽回。因为，这正是形势逆转的前夜。
两位女士
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黄秋耘说他“记得十分清楚”——从外地回来不久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家中与《文艺学习》编辑部负责人之一黄秋耘闲谈。邵、黄二人是朋友，“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看上去，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一次轻松的交谈。但是，半当中，被一个电话打断。黄秋耘描写了当时情景：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
“转了”，两个字平平常常，平平淡淡，却有如山崩于前，撼人魂魄，我们可从邵荃麟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读到这种效果。还要注意到他叮嘱黄秋耘几句话中“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这一句，虽然这句话本身跟丁陈问题无关，但也可以推想作协领导层在“转了”的形势下，对许多事都将采取观望、搁置的态度。
时机已经错过。
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秘密。已经边缘化好几年、失去与闻政治核心动向资格的丁、陈，无从察觉形势的逆转。他们仍旧与广大群众一道，投身“鸣放”。然而，貌似安稳的地表之下，开始奔突聚拢的熔浆，正悄悄熔化、分解、吞噬坚硬的岩石，寻找并形成突破口。
意想不到的情节，突然发生。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只言片语》）
这纯属意外“收获”。说它意外，是因这秘密陈企霞顽强保存了两年，即便付出277天拘禁的沉重代价，也死死守住、未曾泄露，眼下，“得来全不费功夫”，对某些人来说实可谓“惊喜”。可换个角度，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我们发现，一直苦无突破的陈企霞“案情”，那阵子忽然连有斩获——匿名信刚有下落，天津又传捷报——女作家柳溪同意开口，起来揭发陈企霞。短短一个月，久攻不下、让人头疼的“堡垒”，一个接一个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反右斗争惊涛骇浪掀起，谁人能挡，再坚硬的顽石也化为齑粉了。
这两位女士，与陈企霞有特殊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女编辑，姓周，我们对她了解不多。柳溪则是当时有名的女作家。说起来，她也是名门之后，本名纪清。这个姓氏与近年来由于几部电视剧的播放而变得有些传奇色彩的清代人物有关。是的，柳溪的父亲就是纪晓岚的六世孙。解放后，她先是在河北文联工作，曾经管理过刘绍棠所在的那个学员班。后来到了天津。她以笔名“耿简”创作的短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发表于1956年第5期《人民文学》，“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几乎不亚于王蒙等人风靡一时的小说、特写。”（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文革”后，这篇作品被收入著名的《重放的鲜花》。在女作家尚属稀少的五六十年代，她与刘真、茹志鹃被认为是短篇小说写作上比较突出的三位。
受牵连，早在陈企霞被“隔离审查”时即已开始：1956年，她的创作正处在旺盛阶段，由于同情《文艺报》的逆境，为其主编们打抱不平，因而在肃反运动中莫名其妙地受到审查，被牵连到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中去。她被隔离在一间小屋，每天写“交代材料”，失掉了行动自由，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被押到批斗大会看特务从宽从严的样板。（阎纯德主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讲的就是这段经历。同样，陈企霞解除隔离后，柳溪也随之恢复自由。而《爬上旗杆的人》，便是她这段短暂自由的作品。
决定重新发动对柳溪攻坚战的确切时间无由知之，应该是在1957年6月14日以后。郭小川日记记述，那天上午，陆定一把作协党组正副书记邵荃麟、刘白羽叫去谈话。“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以后几天内，领导层一直在紧张地讨论这件事。6月16日在周扬家开会，陆定一说：“丁玲、陈企霞对党是不忠诚的，而陈企霞如果最后还坚持他的错误，就应当坚决地把他开除。”6月17日，郭小川等又到陆定一办公室谈丁、陈问题，“陆说，他主张再让丁、陈放一下，但商量的结果还是不行，还得按原计划办。”所谓再“放一下”，是指让丁、陈继续“表演”，因为此时丁、陈对于自己已被收入网中浑然未觉，仍然起劲地鸣冤叫屈。陆定一想让他们“表演”得更充分些，但这与大家商量好的部署（“原计划”）不符——这句话透露出关于丁、陈的处理，此时已经秘密制订好了计划，具体内容不明。或许，从柳溪那里寻找突破口，也是这计划的一步骤。
攻坚战在7月获实质性成果。从下旬开始，郭小川日记连续出现与柳溪相关的内容，几乎逐日记述每一步进展。
7月21日记：
下午三时到周扬同志处，谈了丁陈问题，谈了戈扬问题，谈了柳溪问题，决定明天白羽去天津，搞材料，第二步再把陈企霞的问题公诸社会；丁陈的会议拟在下周四、五、六开。
7月24日记：
白羽从天津回来了，据说柳溪坚决不讲与陈企霞的关系。
7月25日记：
白羽来电话，说柳溪已说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刘今夜再去天津，叫我找人买票。
7月26日记：
接周扬电话，问昨天会议的反映，据说，柳溪曾在最近给陈企霞寄来一份《新港》，上面写了私房话。
7月27日记：
十二时会毕，白羽（昨夜回来）谈了天津之行的收获，柳溪确已交代，跟她一起作证的，还有一个江红。这是可信的，以后就调她们来。
7月28日记：
方纪十时来了。他说，柳溪接到了陈企霞的小册子，哭了一场，这说明“感情”仍深，他们两人间不断做秘密工作。
7月29日记：
上楼，看了柳溪交代的材料，实在吓人听闻。陈企霞的卑鄙丑恶实在到了极端。
看来，7月24日至25日之间，是一个转折时刻。分析一下：刘白羽第一次去天津，不会没有原因，可能事先从天津方面得到印象，柳溪可能会“交代”。不料到了那里，毫无收获，悻悻而归。可就在刘白羽回来当天晚上或第二天，“坚决不讲”的柳溪却顶不住，开口了。这当中究竟怎么回事，无从知悉。柳溪本人对来访者（例如阎纯德）谈及这段经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避实就虚。而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方纪，是掌握全过程的人，同样出于可理解的原因，他也保持着沉默。
读郭小川日记对上述过程的详细记述，滋味难以言表。就像周扬提到的那样，这是从“私房话”中搞材料。柳溪当时年龄不过三十上下，从1956年开始，她被要求将“私房话”讲给别人听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内心尊严不能接受的。郭小川说他读了材料有一个感受：“陈企霞的卑鄙丑恶实在到了极端。”那是特定时代的思想感情。站在通常的角度，其实“卑鄙丑恶”不属于陈企霞。
屈服
“私房话”或个人隐私，终于将陈企霞击溃。
为了在史实上确定这个过程，我们需要考证一下细节。
关于柳溪那条线索，根据郭小川日记，我们有比较清楚的时间概念。7月30日斗争会上，从天津赶来的方纪做主要发言，初步透露了柳溪已做交代，但全部情况还没有和盘托出，目的是诱使陈企霞自己坦白，7月31日斗争会仍然如此。从郭小川7月21日日记“丁陈的会议拟在下周四、五、六开”一语可知，重头戏和真正出击时间早就安排好了，“下周四、五、六”分别是指8月1日、2日、3日。因此，在7月31日（星期三）日记中，我们看到这样兴奋的一行：“到楼上，谈了一下明天的会议，柳溪就要出台了。”果然，第二天下午“决战”打响，“曹禺第一个发言，很精彩。然后是柳溪长达两小时的发言，血泪控诉。”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周女士那条线索，以笔者所阅材料，还不能确定它浮出水面的确切时间。大多数讲述，只是说它跟柳溪的交代差不多同时。目前不太模糊的说法，见于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书中说，7月25日晚上，陈企霞夫妇有过一次谈话。陈企霞告诉郑重：“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周×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这天晚上二人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这个说法，虽然尚不能反映匿名信水落石出究竟在哪一天，但起码给出了一个时间概念，亦即发生在7月25日之前。不过，可否采信需要研究。因为书中接下来说，谈话后郑重整夜未眠，一大早就到刘白羽家，“把昨晚听企霞说的事一五一十告诉刘，说企霞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查郭小川日记，他在8月2日记道：“九时多才到大楼，听白羽说，陈企霞昨晚已经交代，跟他的老婆谈了一夜，郑重五时就去找他，约定今上午十时来谈话。”可知，陈企霞夫妇彻夜谈话这件事是有的，时间却在8月1日而非7月25日夜间。
两条线索当中，柳溪的分量好像更重一些。因为，按照郭小川的记述，陈企霞夫妇彻夜长谈发生在8月1日晚上，而就是这天下午，柳溪正式亮相斗争会（所谓“出台”）。
第二天早上，刘白羽接见郑重后，安排上午十时由郭小川在办公室接受陈企霞的交代。“十时，陈来，情绪紧张，首先就交出钥匙两把，而且说：这是罪证！然后又滔滔不绝地交代了他与丁玲、冯雪峰的关系。”从上午十时一直讲到下午一时，似乎连午饭都没吃。郭小川说：“不断使我毛骨悚然。”那两把钥匙，是陈、周幽会地点的钥匙。
除了外部过程，我们更关心陈企霞的心理过程。他在8月3日大会检讨的一开始，讲到了这种过程：
这几天，我可以说已经死过一次。这两天我是发抖的，但还是坚决抗拒。柳×讲话时我对她充满了仇恨。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黑，看不见太阳光。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柳×发言之后，遗书改了，打算写我是执行自己的死刑的。
在充斥了扭曲内容的检讨里面，这一段应该是个例外，非常真实。从他自己的描述来看，7月30日那次斗争会（也就是从8月3日往回数第三次会），陈企霞已经绝望了。当时表面上看不出来，仍旧反抗得很激烈：“某些无可抵赖的事实，他承认了（如他与柳溪通讯等），而所有重要情节，他还是耍‘赖’，会上态度蛮横，坚决不肯吐露。”（郭小川日记，7月30日）他在死与尊严之间挣扎。想到和准备死，是因为尊严已被剥光，而死除了可以免却进一步的羞辱，也有一种报复的作用——所谓“非常恶毒的遗书”，大约是指他在遗书中将把自己的死归结为某些人的迫害。但，死终究是不容易的。“柳×发言之后，遗书改了”，这个“改”字，透露了动摇，因为正如郭小川日记的用词那样，柳溪的“血泪控诉”会起到一种效果，使人们几乎不会同情他，这样的话，他以死来报复某些人的愿望很难实现。
为什么没完没了的斗争会，充耳盈目、声色俱厉的指斥、怒喝，乃至身陷囹圄277天这样的煎熬，都没有摧毁陈企霞，而两个女人的揭发却把他击溃了呢？仿佛有点不合情理。但这里有一个关乎人性、人的权利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内心自由”。我们说，自由是绝对的；我们也说，自由是有限度的。一个人，不能以自己行为去破坏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利益，在这个层面（社会层面），自由是有限度的。但是，一个人，只要没有走出这个限度，那么，无论他怎么想、抱什么感情、持何种爱憎，哪怕根本不合道德尺度，都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在这个层面（内心层面）上，人的自由是绝对的。内心自由，是人性、人权最后一块领地，纵然对一名罪犯，也没有理由去闯入和侵犯。然而陈企霞现在的处境，是这块领地被乱蹄踏得稀烂。就像被当众剖开心房，大白于天下的，都是他的隐秘、他的“私房话”、他一心一意想深深埋藏的东西。
革命者将会嘲笑，丑陋灵魂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掀掉了。而平凡的人，则只能像陈企霞那样，为之“发抖”。被剥得精光、赤裸裸一无所有之后，他无非两种选择，或者结束自己生命（因为这生命已无尊严可言），或者战胜不了对死亡的畏惧，选择仍旧活下去——但是，这种活下去，势必没有尊严，势必抛弃尊严，而接受屈辱，接受屈服。
陈企霞逝世后，陈恭怀有次去看望严文井，后者回忆说：“那时候（指五十年代），企霞看人总是抬着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说话带刺。我们对他多少总有些畏惧三分，唯恐避之不及。”（《悲怆人生——陈企霞传》）
这个“总是抬着头”的陈企霞，从这时起死掉了，留下来的，是发着抖、低着头、任凭人们作践同时自己也参与进来的陈企霞。
细细追寻，屈服的开端应该是8月1日夜间，当他对妻子郑重敞开心扉的那一刻。这是关于8月3日将在大庭广众正式表现屈服的预演，在家庭内部这么一个小范围内对于剥夺“面具”的试验与适应。通过承认对妻子不忠，他迈出走向确认自己是“骗子”的第一步，然后，再进而在斗争会上承认自己对党不忠、对所有人都是一个“骗子”。如今人们会为其中的逻辑关系感到惊讶，但千真万确，陈企霞向“反党”罪名屈服，确实就是从私生活打开缺口，确实就是从对妻子感情不忠而引出对党不忠。
8月3日，陈企霞在大会上正式做了被一些人认为“态度是转过来了”（郭小川）、被另一些人认为是“缴械投降”（陈恭怀）的检讨。检讨的记录原文，现在作为附录收在《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一书中，我们在此不能全文照录。读一读，除了陈企霞精神完全被摧毁，你还会有一个奇怪的感受，即：检讨人非常迷惘。他虽然拼命作践自己，以示积极服罪认错的态度，但实际上对于自己究竟有哪些“罪恶”完全不得要领。他揭露自己的男女关系，揭露丁玲托他去杭州时捎带糖果给陈学昭，揭露他曾找谁借过多少钱，揭露他收到冯雪峰寄来的《鲁迅全集》后写过这样一封信：“书收到，谢谢。好久没有看到你那苍劲而歪斜的字迹了，我很想来看你，惦念你和你夫人的健康，容许来看你吗？请示复。”……
徐光耀是陈企霞曾经借钱的对象之一，检讨中有所提及。他在现场听到了全部检讨。多年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印象：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这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是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高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昨夜西风凋碧树》）
或许，“私丑”，正是所想要的。虽然是“私丑”，只要能达到目的，也很重要。什么目的呢？——令桀骜不驯的对手就范、屈服。这个目的，不仅完全达到，并且效果超乎想象。就像徐光耀在现场感受到的，“私丑”的泄露引起了群体狂欢，在“私丑”面前人们群情激昂，他们接受并且拥护以“私丑”鉴别好人坏人的尺度。因此，在陈企霞献出自己“私丑”之后，舆论普遍相信，确实存在一个反党集团；那些被这些“私丑”牵连到的人，丁玲、冯雪峰、艾青、陈明、徐光耀、柳溪——当然，还有陈企霞本人——纷纷成为“右派分子”。
陈企霞说，做这个检讨，“我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意思是，获得了新生。回想一下几年前跟周扬对拍桌子的陈企霞，的确是获得了新生。
注释：①张僖《只言片语》回忆公安部将匿名信转至作协的时间，为1954年11月或12月，似有误。参考其他材料，尤其是陈企霞本人《检讨书》，信寄出时间，应为1955年春他去安徽梅山水库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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