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57年报道人大教师曾经是国民党少将，在整风中要杀共产党，轰动一时。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民大学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佩琦就去找到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佩琦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3篇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佩琦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了。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佩琦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做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担任了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