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还是“第四次渡赤水”
毛泽东不可能把红军在长征中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都看成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但他的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决非在遵义开个会就能一蹴而就的。毛泽东在第一、二次渡赤水时连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头衔也没有，又怎么可能把四次渡赤水都看成是自己指挥的。
事实上前三次渡赤水的过程，也并没有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首渡赤水由于情报的错误，导致了土城之战的失利。为此，毛泽东一再做过检讨。一次是在失利后不久，当时在红军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回忆：“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另一次是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内容与上述大同小异。对遵义会议后的出师不利，毛泽东岂会作为“得意”的理由。
二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的决定，目的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但在关键性的鲁班场之战中失利，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另做打算。鲁班场之战毛泽东是前敌司令部政委，自然也不会有可以“得意”之处。从这三次渡赤水的目的和结果来看，很难找到能使毛泽东感到“得意”的理由。恰恰相反，从毛泽东当时创作的那首有名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来看，他的内心世界凝重而悲壮，哪有丝毫“得意”的踪影。
红军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于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开始真正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指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直接面对最高对手斗智斗勇而实施的最大最成功的战略欺骗行动，体现了战场上最出色最精彩的智慧与计谋。
1935年3月21日，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开始了当年“擒贼先擒王”的“斩首行动”。毛泽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面下令小部红军大张旗鼓地北上，一面却率主力昼伏夜行，秘密南下奔袭蒋介石所在的贵阳。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迫使蒋介石按照红军的意图三调滇军，为红军进军云南让开了路。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军事上以弱制强，把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把红军带出了险境，显然是毛泽东感到“得意”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