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黑人，是对在中国广州居住的来自非洲的黑人的统称。在广州的非洲裔黑人大多来自尼日利亚、马里、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非洲国家。
1990年代，第一批黑人开始向广州聚集，最初多是经商，将中国的服饰、原材料带回非洲销售。后来情况慢慢发生变化，据中国官方统计，2008年以前常住广州的非裔人口已有2万多，流动的非裔人口则有6万多。随后，虽然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广州黑人数目有所减少，但自2010年后，在广州的黑人数量又开始出现回升[1]。
根据广东边防总队的数据，2014年1月至5月，搭乘非洲地区航班入境广州的人数有十万人[2]。据同年10月的数据显示，广州当地的非洲籍合法外国人约16,000人，其中4,096人己在广州居住6个月以上，另外11,633人则是来穗不久[3]。
截至2017年2月25日，在广州实有非洲国家的合法人员为10,344人[4]。
截至2017年4月25日，广州的非裔合法人员约占广州外国人总人口（88,000人）的17%，即14,960人。[5]
截至2015年，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有49,792人，较2014年增加了8,115人，增长19.47%[6]。
截至2016年，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有61,594人，较2015年增加了11,802人，增长23.7%[7]。
由于统计困难，广州黑人群体的宗教信仰状况无法准确估计。但根据来源国概况来推算，有媒体估算大约有一半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广州黑人组成了各种社团，在生活、宗教、贸易等方面互帮互助。由于黑人穆斯林人口已经颇具规模，许多中国西北的穆斯林也前来从事针对黑人群体的餐饮、翻译等工作。广州黑人生活状况不一，有一些在中国时间较长的人已经取得了中国居留权，但也有一些人仅从事收入很低的体力工作，生活困难。[8]
一部分广州黑人属非法滞留，常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当地居民也对居住在广州的黑人抱有敌意[9][10]。这些非法滞留者给当地的城市管理和治安造成困扰[11]。中国大陆网络有舆论认为，居住在广州的黑人犯罪率高。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认为黑人犯罪率并不高，并认为黑人是广州的另类弱势群体[12]。2008年由维基泄密公布的一份档案显示，广州市政当局对黑人的存在持忧虑态度[13]。有观点认为，广州黑人会在言语上过度骚扰女性。虽然这被认为属于中非之间的文化差异，但确实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不满[14][15]。而黑人在广州的聚居地方被称为“黑人村”，卫生情况恶劣，有人当街宰羊并将动物内脏随处丢弃，又有人随地吐痰，故不少广州人尽量避开“黑人村”[16]。
2017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于3月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交一份名为《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的提案，认为非洲裔外国人“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对国内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与民族种族问题等重大隐患[17]，根据中国大陆的官方资料显示，2014、2015、2016三个年度的非洲裔黑人贩毒团伙在华贩毒问题突出[18][19][20]。
| 时间 | 经过 |
|---|---|
| 2009年7月15日 | 一名黑人在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护照的过程中，不慎从约18米的高楼坠楼身亡。这一事件引发数百名黑人次日聚集在派出所门口，与警方对峙。事后一些黑人称，当地警察与黑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因此跳楼逃脱的事件时有发生[21]。 |
| 2012年6月18日 | 尼日利亚人艾利贝奇因与人打斗，被警察戴上手铐带回越秀区矿泉街派出所留置室，后一直不予理会直至其不适死亡，再次引发非洲裔人聚集于广园西路堵塞交通事件[22]，上百名黑人围攻矿泉街派出所，堵塞道路交通，持石头砖块打砸警车和过路车辆车窗，并追打警察[23]。尼日利亚驻华大使馆指责中国警察在事件过程中“暴力执法”，并要求派本国刑侦专家到穗参与尸检而引发外交风波[24][25]。 |
| 2013年12月起 | 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广州市加大对来自疫区的非裔黑人的管控，每天对来自非洲疫区外国人测量两次体温，以加强埃博拉疫情防疫工作[26][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