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其先后出版专著《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文言津逮（京带）》、《诗词读写丛话》、 《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诗词集《说梦草》及回忆录《流年碎（岁）影》等。张先生晚年成名，堪称我国文化史奇迹。张先生完成他的代表作《顺生论》时，已是83岁高龄老人。杨沫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其代表作为《青春之歌》。小说的主人翁林道静已是家喻户晓的革命女青年，我至今还记得小说开头描写林道静的情形。“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处）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
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但谁知道，张中行与杨沫曾是一对情侣，他们曾经厮守，但后终分离，其原因是张中行对革命抱有保守主义的怀疑，而杨沫却对革命不仅相信而且全身心投入。杨沫对张中行是有深刻描写的，《青春之歌》中自私、落后、庸俗的余永泽就是以张中行为原型的。
张中行，原名张璿，1909年生，武清河北屯石薄庄村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先生在北大读书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与家庭抗争、并寄居在哥嫂家的杨沫。杨沫比张中行小五岁。在相互接触中，杨沫被张中行的渊博的学识所吸引，张中行也被杨沫的清爽、热情所感染。于是，他们相爱了，1932年， 他们有了一个女儿。随着激情的消退，他们之间的矛盾渐渐显现出来了。张中行保守，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而杨沫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很现代，接触新的事物多，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的平凡生活，渴望投身到社会革命之中。由于双方隔阂巨大，观点各异，后杨沫在她的三妹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的劝说下，终于与张中行分手。后杨沫凭革命小说《青春之歌》享誉全国，而张中行却默默无闻地研究着中国古代文化。
文革中，北京市文联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写“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 杨沫得知后，大为感动，甚至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她在信中说：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并让他们唯一的女儿，给张中行送来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的纪念。其实，张中行在文革中的遭遇与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人物余永泽不无关系。1969年，时年61岁的张中行随出版社下放到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 1971年，63岁时被退职，遣返原籍香河改造。但张中行却对杨沫所为不以为然，他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后来，因有人著书披露张中行和杨沫年轻时的感情生活，晚年的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在媒体上对张中行进行了刻薄指责，两人关系再次恶化。杨沫去世时，其家人想请张中行出席遗体告别仪式，张中行委婉地拒绝了。在张中行的记忆里，似乎还保留着杨沫年轻时的印象“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张中行保守、质疑和用自己眼睛看待、感悟社会，并以平和的心态生活，张中行成为了一代国学大师。杨沫以革命和改造社会的雄心，创作了名扬一时的小说《青春之歌》，但以文学艺术的眼光去审视这部作品，其实除了如火的激情外，乏善可陈，难以传世。随着时光的流逝，张中行和他深刻的作品已成为不朽，而杨沫和她的小说也在革命烈火中化为一缕青烟。保守可以不朽，激情仅为过眼烟云。历史就是这么哲学，张中行的文章是淡泊的，如同老友谈天论地，但里面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睿智和幽默。张中行曾吟诗句“添衣问老妻。”他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
2006年2月24日，与季羡林、金克木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去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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