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弃民”：清朝为何视南洋侨民为仇雠？zt

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在噶喇叭国（今印尼）经商十五年的福建人陈怡老，以“交结外国”“诓骗财物”等罪被抄家、充军。

八个多月前，陈怡老还在印尼担任“雷珍兰”，为荷兰殖民当局打工，混得风生水起。一回国却遭受牢狱之灾，消息传到华人社区，影响恶劣。

不过在乾隆帝看来，海外谋生的华侨，都是“天朝之弃民”，是背父背君之人。这些人，他“概不闻问”。

清朝为何视华侨为仇雠？

“不恋故土之人”

乾隆十五年三月，陈怡老被押在狱待审。乾隆帝亲自过问该案，在上谕中，皇帝认定，“此等匪民，私往番邦，即干禁例”。

乾隆帝

乾隆帝提到的“禁例”，指康熙末、雍正至乾隆初年的一系列海禁政策。

康熙五十六年，为应对海盗骚扰，康熙帝下令禁止民众前往吕宋（今菲律宾）、噶喇叭贸易，并要求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

禁令几乎断绝了那些想要回国的华侨的生路，使家乡亲人骨肉分离。鉴于此，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准，康熙五十六年前出洋之人限三年回籍。一些难以割舍故土的华侨放弃外国产业，纷纷归国。

但三年过去后，仍有不少人滞留海外。至雍正时，原本放宽的禁令又收紧。雍正五年，皇帝虽然恢复福建一省的南洋贸易，但仍不同意侨民回籍，因为“存留彼地者，皆甘心异域，及五十六年以后违禁私越者”， “在外已久，忽复内返，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皇帝特别担心华侨归国捣乱，影响国家稳定。

于是，地方官被要求“宁可再加察访”，“徐徐设法诱问，务悉其底里”。如果有偷渡回来的，“一经拿获，即行请旨正法”。

另外，雍正帝还下令，如“无赖之徒，原系偷渡番国，潜住多年，充当甲必丹，供番人役使，及本无资本流落番地，哄诱外洋妇女，娶妻生子，迨至无以为生，复图就食内地以肆招摇诱骗之计者，仍照例严行稽查”。

乾隆帝登基后，再次起用康熙朝末年的政策，允许自康熙五十六年之前出洋之人，在三年内回籍。而恰在乾隆元年，陈怡老私自前往噶喇叭，“干犯例禁”，“负罪”出洋，顶风作案。到噶喇叭谋生后，处境却十分凶险——他经历了一场大屠杀。

红溪惨案

17世纪以来，大量华人涌入印尼巴达维亚岛（今雅加达），荷兰殖民者认为其统治受到威胁，遂横加诸多限制，然并未阻止华侨人数的增加。乾隆五年闰六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对所有华人拘留审查，引起华人反抗。八月十九日，殖民当局派军警突袭华人社区，杀害华人近两万人，鲜血染红城外的红溪河水，史称“红溪惨案”。

消息传到朝廷，乾隆帝是冷漠的，“天朝之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因为在朝廷看来，南洋是化外之地，民众不珍惜文明之邦，背弃祖宗、君父，远赴化外，是为不忠不孝、“天良丧尽”之徒，自然并非“吾民”。朝廷以儒家伦理贬低了侨民的身份。既然是“弃民”，朝廷就不可能过问他们的海外权益。这一态度，相当符合清朝一以贯之的华侨政策。

“弃民”陈怡老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十年后，待其拖家带口意欲荣归故里时，“母国”的大牢亦同时敞开。

“私通外番”

乾隆十四年六月，陈怡老携六七名家人以及其他“番人”计33人，带着大量银两启程归国，行至厦门时，改雇渔船秘密潜回老家福建龙溪县，不料官员早已得知，他还没踏入家门，就被捉住。

清朝此前厉行海禁，限制闽人出境的理由之一是侨民勾结外国势力威胁国家安全。陈怡老亦难逃这一疑罪。

福建巡抚潘思榘告诉乾隆帝，陈怡老“私往噶喇叭，潜住十余年”，在印尼充当“甲必丹”，还“携带番妇，并所生子女银两货物”归国，乾隆帝怀疑他“借端恐吓番夷，虚张声势，更或洩内地情形，别滋事衅”。刑部奏准，“陈怡老应照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例，发边远充军”。

然而乾隆帝获得的信息是错误的。陈怡老并未在印尼充当“甲必丹”，而是“雷珍兰”，前者是荷兰殖民当局的华人社区事务主管官员，后者只是协助甲必丹处理日常事务的副官。二者并无实权，顶多是充当华人与当局沟通的纽带，“雷珍兰”的实际权力更小。乾隆十五年三月，刑部奏准拟定的“交结外国”罪名，更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之上。

但在当时条件下，取证已无可能。陈怡老百口莫辩，唯有认罪一途。于是陈氏所带货物全部被地方官没收，家人尽数遣返印尼（一说老幼男女三十余口尽数被害），所搭乘的货船船主谢东发还受杖责、枷号示众。

陈怡老的遭遇传到南洋，影响十分恶劣。诸多欲归国的华侨望而却步，“自陈怡老获谴之后，贩洋之人，以为大戒。身家稍裕者，总不敢归。即归矣，吏役乡保，吓骗需索，其家立破。是贩洋有室家之人，终无生还日，倚闾守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愁怨者何止数十万户”。回国后的侨民，不仅需要面对朝廷禁令的责罚，还有当地胥役等基层官吏的敲诈勒索，哪怕家财万贯亦经不起这番折腾，最终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

然而，即便朝廷设置种种障碍，也难阻断侨民对故国的思念。陈怡老案后，仍有不少显赫华侨试图回国，结果是增加了更多类似的“陈怡老案”。比如乾隆十九年，福建官员抓到一名菲律宾华商、福建武举人杨廷魁，他以进贡使团的副使身份回国，本想衣锦还乡，却被朝廷发配边疆做苦力，财物被没收。又如乾隆四十九年，三宝垄甲必丹华人陈历生去世，他要求死后必须归国安葬，棺材上岸后，官员以其“私通外国” 罪名扣押，后经亲友贿赂大量财物，方才放行。

有家不能回，回家亦如身在异乡。华侨之苦，莫此为甚。

心灵创伤

海外经商会惹来边衅，威胁朝廷安全，这是清朝评估明代以来倭寇、海贼、郑氏反清势力扰乱沿海边疆之后得出的结论。限制出境固然实现了所谓的“安静”，但滋生了更多问题。

由于闽人被禁止下南洋谋生，当地不少人陷入赤贫，沦为盗贼。一部分人又往内地迁移，土客械斗时有发生。而限制华侨入境，又在海外产生恶劣影响，母国不管，华人竟成孤儿。这一“集体记忆”，给华侨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

乾隆十九年，皇帝对身怀故土之思的侨民再次格外“开恩”。陈宏谋奏准颁发《晓谕出洋贸易各民携眷回籍檄》，其中提到“无论例前例后，果因货账未清，不能依限回籍者，一概准其回籍”，意在鼓励华侨归国，但其中又附加种种条件，使诚意大打折扣。清朝要求，回籍的人，必须是“货账未清”者、“本身已故，遗留妻妾子女”者，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良民”，船户应对此担保。

黄遵宪

条件越多，为证明符合条件的手续越复杂，朝廷官员就越多刁难的手段，所谓“私通外番”这种在当时很难得以确证的政治罪名，更是一顶随时可以用来敲诈勒索的帽子。檄文并不能打破华人归国的梦魇，甚至到清末还依然存在。晚清诗人黄遵宪曾驻新加坡总领事，他曾写下诗歌《番客篇》，其中就提到华侨归国后，地方“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

岂不念家山 , 无奈乡人薄。

一闻番客归，探囊直启钥。

西邻方责言，东市又相斫。

亲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

曾有和兰客，携归百囊橐。

耽耽虎视者，伸手不能攫。

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

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

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

事隔百余年，闻之尚骇愕。

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锅？

黄遵宪光绪十七年（1891年）担任新加坡总领事，诗中“闻之尚骇愕” 之事，即发生在百余年前的乾隆、嘉庆年间，“陈怡老案”便是启动华侨悲情叙事的第一道闸门。

华侨归国障碍直到清末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才逐渐打破。随着朝廷官员的频繁出使，华侨虽在外国，仍不变服饰、不变发型、怀念故国的举动给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光绪十九年，时任出使欧洲英、法等四国大臣的外交官薛福成上疏光绪帝，请求开放海禁，获准。清朝最终废除了自康熙末年以来推行的各条出海、入境禁令，谕令“外洋侨民听其归里，严禁族邻讹索，胥吏侵扰”。

“陈怡老案”百余年后，包括南洋在内的所有侨民遂得以合法出入境，已不再是“天朝弃民”，不再是“非奸即盗”，身份合法化，实现了权益保护的第一步。然而，此时的清朝日薄西山，正经历着痛苦的国家转型，无力海外维权。这大概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