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之五：我走出校门后处理的头两个危重病例都是难产（中）

来源: 小百脸于 2019-01-07 17:44:41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37898 bytes)

谷歌地图示大宝哨村（此集故事发生地）位置，它在金沙江边：

大宝哨村边的金沙江悬崖上出产一种极稀有的石头，是制作文房珍品苴却砚的材料：

苴却砚以光滑细密、黑中带紫的石质和圆碧如玉、环晕多彩的石眼著称。据吹清末曾在巴拿马博览会获奖 http://book.kongfz.com/8602/195899263/ （我怀疑）。阿里巴巴网购广告每方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这是楚雄彝人古镇文物商店出售的一方苴却砚，（只有5个淡绿色的”眼“），叫价4888元：

这方苴却砚的多个“眼”略呈长条状，且是土黄色的。工匠将它刻成花生模样。叫价3888元：

那是我报到后的第四天。刚吃过早饭，周所长接到大宝哨大队赤脚医生的电话，说他们村有个四十多岁妇女生第9胎，肚子痛了三天了还生不出来，希望卫生所派医生出诊。周所长问产妇家是什么成份（那时规定都要问的）。对方犹豫了一下，回答是富农。

虽然是富农，诊还是要出的。不过医务人员心中会轻松一些，因为这些“阶级敌人”都很乖。即使医疗出什么差池，他们也绝不会告状。以后运动中也不可能被扣“阶级报复”的罪名。周所长派我和他的爱人张婉英医生一起去。后来我猜想他大概想探探这个新来的大学生有多少料（他自己是中专毕业）。

当时张医生和我简单商量了一下，认为高龄又生过多胎的产妇，总是子宫收缩乏力导致的。假如宫口开全了，打点催产素就解决问题了。后来弄得非常危险、被动。让我得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宝贵教训：不管什么病例，都要把问题考虑得周全些。

我们很快就步行出发了。我是男的，年纪又轻，药箱归我背。张医生拄了根木棍。大宝哨离公社12公里，在金沙江半山坡上。有公路直达，一路下坡，不难走。张医生四十来岁，昆明人，人很坦诚，好相处。后来我和他们夫妇成了好朋友，在我上调到州医院后，还曾乘出差的机会回渡口市去看望他们。

我们到了村口时那个赤脚医生正在等候。他带我们去产妇家，路上简单介绍了病情。原来这产妇的大女儿是他的未婚妻。既往8胎都是顺产，当地历来都在家中由村里接生婆侍候的。此次怀孕足月，没想到肚子痛了三天还是生不出来，羊水早破了，接生婆说她也没辙，让打电话请卫生所医生来。

说话间就到了产妇家。这是一间典型的云南农村土胚屋。进门是一间堂屋（相当于北美的 living room)。有侧门通向产妇卧室。卧室非常昏暗，只有侧墙上高处有一个书本大小的窗透进光来。接生婆一见我们如释重负，说医生来了就好就好就好。马上向我们交了责溜掉了。

典型的云南农村土胚屋（图片来源于网络），这种土胚屋现在比较少见了：

产妇神志清楚，能和我们交谈。我触摸了她的脉搏，跳得快而弱（本来这已经是一个明显信号了，但我实在没有经验，一时也太粗心，忽略了它）。又掀开被子，仔细听腹部胎心音：没有（第二个明显信号，又被我忽略了）。摸摸肚子，硬邦邦的（第三个明显信号，还是被该死的我忽略了）。我请张医生也听听，她也同意胎儿是死了。假如室内光照充足，又或者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警惕些，用手电筒照照产妇的眼睑结膜，立刻就能发现她已极度苍白，提示有大量失血。不幸我们都没有，危险正一步步逼近。

产妇的裤子早已被接生婆脱去，下身赤裸。我带上手套为她做阴道检查：子宫口已开全，羊膜也早破了，床垫上除羊水外，也混有少量血迹（第四个明显信号，又被我忽略了）。胎儿囟门及其上面的头发已经显现。这些情况和我们原来的预计大体符合，所以我走出来到堂屋，向在那里等候的男主人和赤脚医生交代了检查结果，特别向他们强调胎儿已经死了。现在需要注射催产素让死胎儿排出来，他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感谢医生帮我们救救大人。

既然子宫口已开全，注射催产素就是安全的。注射后不到15分钟，宫缩开始密起来，而且一阵阵越强而有力。这时考虑到她已是怀第9胎，产后子宫肌肉必然收缩乏力，我让张医生抽好一支麦角注射液（一种强力的子宫肌收缩剂）摆好。一候胎儿排出，立即给她注射使子宫强烈收缩以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歪打正着的措施后来证明太太太及时和有效了。很可能产妇的命就是在那一霎那之间（早5分钟晚5分钟注射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挽回来的。

到底是生过8胎的妇女，产道十分松弛。不一会胎儿头部就钻出了产道。胎头是整个胎儿最宽最硬的部分。胎头出来了，整个胎儿身体也很快就会出来。我马上让张医生立即为产妇注射麦角。我自己抓住胎儿双肩往外拖。胎儿刚出，本来应该等几分钟才剥离的胎盘连带三大块拳头大小的血块立即一起轰的一声冲了出来，随后又带出大约一升多的剩余血性羊水和小血块。原来是完全性胎盘早期剥离！！！产妇立刻昏迷了过去。刚为她注射完麦角的张医生朝堂屋大喊：“快快快！快进来！”男主人和赤脚医生马上跑进来。我一边迅速地为产妇做下腹部强力按摩（本来是为了促进子宫收缩，但在那种情况下还有增加腹部压力的作用），一边指挥赤脚医生从药箱中取出仅有的两支25毫升的50%葡萄糖注射液锯开。张医生抽好为她静脉注射。赤脚医生说他的药箱中也有1盒（5支），也拿进来接着打。过了一会病人总算慢慢清醒了。张医生又为她量血压，非常低。（我们直到这时才想到应该量血压，你说该死不该死？）。

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对这一典型胎盘早期剥离病例发生（我到州医院进修后看教科书才得出的）诸葛亮分析。正常情况下，胎盘要等到胎儿娩出后数分钟才慢慢从子宫内膜脱离。假如妊娠20周后或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在胎儿娩出前，部分或全部从子宫壁剥离，称为胎盘早剥。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急症，为农村妇女产后大出血死亡的重要原因。胎盘早剥主要症状为阴道流血，可伴有轻度腹痛。剥离面积大的，胎儿往往死亡。高龄多胎史的产妇、吸烟、外伤等等都会诱发胎盘早剥（这几条因素此产妇都具备，但都被我们忽略了，只因为我们根本不懂。我就从未见过一例）；农村彝族妇女大都用烟锅吸自种的草烟，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怪就是“姑娘屁股别烟袋”；而这产妇分娩前还在田里劳动，腹部很可能受撞击过。三天前她在地里干活时开始腹痛，那时应该就已是胎盘早期剥离开始的征兆。接生婆误以为开始分娩的腹痛。其实分娩的腹痛是一阵一阵痛，并不断加密和加剧；而几天后我追问病史时她回忆说的是持续性隐痛。如果有经验的医生是不难鉴别并尽快处理的。但甚至连我们这样从公社卫生所来的“医生”（还冠名曰“大学毕业生”）都不懂的话，那怎能怪接生婆？肚子痛了三天，子宫里出了至少两千毫升血。由于血是慢慢地出，所以产妇身体（她颇健硕）的代偿能力掩盖了大量失血的真相。另外，她这三天中一直平躺着，甚至连头昏都不一定明显，也许她自己不愿意麻烦家人和医生而没讲出来。等到胎儿、胎盘和羊水骤然排出，腹部内压急剧下降，回流左心房血液也突然降低。心脏泵向全身（首先是脑部）的血量严重不足，导致昏迷。

赤脚医生说，他的合作医疗站还有两盒25毫升的50%葡萄糖注射液，快快跑去把它们全拿了来。我们一支接一支的注射，病人的情况稳定了下来，血压也上升了。事后回顾，虽然我们误诊（或叫漏诊），至少当时的处理原则却是正确而且非常有效的。稍有差错，这产妇的生命就悬了。我和张医生商量之后，对男主人说，你也看到了，眼下你婆娘的情况很危险，得马上送卫生所抢救。他马上同意了，赤脚医生找来几个彝族小伙扎担架。产妇两个女儿把母亲扶坐起来试图为她扎包头。

“包头”是彝家妇女的普遍装束：用长长的宽布条扎在头部。云南十八怪中另有一怪是“有布不穿头上戴”，就是指的包头。我这里ZT网上的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刚把产妇扶坐起来，立刻她又昏迷了过去。天哪！这是典型的“体位性虚脱”。因为头部升高导致心脏输向大脑的血液不足引致的。毕竟她此时还非常缺血虚弱（可以说是处于亚休克临界状态）。赶快赶快将她又放平睡下，然后又继续静脉注射葡萄糖。谢天谢地，慢慢地她的神智又恢复，血压也重新升到正常水平而且稳定了。

       好！我宣布：我们可以动身了，但搬动病人时必须保持平躺，“包头”再不能扎了，也不能睡枕头。从村里到公社全是上坡路，所以病人必须脚在前，头在后（让头部有较充足的血液供应，虽然她会不太舒服）。四周已是漆黑，赤脚医生举着松明火把在前边带路，四个彝族小伙抬担架。男主人、张医生和我紧跟病人。每走三、四公里，停下来略微休息。张医生和我同产妇说一两句话，确定她神志清楚；又摸摸脉搏。说实话，,我们的葡萄糖已经用完, 如果在路上血压又下降，那可真没法了。

皇天保佑，一路平安！半夜时分我们顺利到达卫生所。周所长叫醒了几位员工。人命关天，大家齐心协力。量血压的量血压，打吊针的打吊针。药房保管帮我找到两瓶平常不太常用的右旋糖酐，这时可真是宝贝，马上输上一瓶。它有提高血浆胶体渗透压、增加血浆容量和维持血压的作用，还能阻止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粘滞性，从而改善微循环。

病人情况显著改善了。周所长说，百医生，看来病人好些了。你们俩今天幸苦辛苦大大的，先回去休息。这里我暂时看着，万一有什么需要我再请你起来商量好不好。明天你再接这班。他说得很诚恳，我也不再客气。回到宿舍头一倒睡熟了。

第二天起床先去看病人。她的精神好多了，还喝了一碗杨大妈送来的米汤（杨大妈没生过孩子，心肠好，还特爱多管闲事）。检查下边阴道出血已经不多。周所长说看来已经脱离危险期，不需要特护了，我完全赞成。回头又对她男人说，你家婆娘这回出了好多血，得补回来。我们这里没有输血设备，你看看是不是上县医院继续治疗。他说：医生，我家婆娘这回得到你们这么多医生抢救，能捡回这条命真不容易。我刚才跟周所长说了，感谢你们大恩大德。我家(经济)很困难，现在还欠队上的债，上县医院实在做不到。这回本来准备她坐月子养得有几只老母鸡。我已经让姑爷（那赤脚医生）回去杀一只熬汤来给她喝，今天下午就能送到。能不能恢复就看她的命了。好不了也不怪你们。

当天下午那赤脚医生和他未婚妻背来一些衣服、大米、饭锅、碗筷等生活用品。还有一土锅鸡汤，姑娘一勺一勺喂她妈（还输着液）吃。赤脚医生问我估计还得住几天。我说要没啥意外，个把礼拜就可以慢慢走路回去。又问他丈母娘这医药费合作医疗站能抬（报销）不？他答合作医疗站早几个月就已经没钱进药了, 到外面看病谁都不能报销。建站才两年，一直经费不足。合作医疗站经费来源：大队公益金和公积金中提留占65%，其余35%由农民交纳，每人每年由生产队在分红中扣两块钱。这样全年经费满打满算也就6千来块钱，要负担一千多人的医药。进一次药就用光了。这几个月只好个个都用针灸草药治疗。没有效？谁愿到有效的医院看病我管不着，但想在我这儿抬医药费我可真没办法。实话告诉你：昨天我丈母娘打的那三盒葡萄糖，是我最后的家底。我也再干不下去了，过了这几天关了门回生产队挖泥巴去。大队干部早就不想再动用那些公益金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啦。

他说的这些情况我两年前（1968年底）在广东博罗县杨村公社马喜岭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杂忆之二十一：认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中国农村》 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605/912441.html
时就见到过。当时毛的一个批示，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一哄而起。但国家并没有向合作医疗站投入一分钱。有点像李鹏批评彭定康建香港新机场“你请客，我掏钱”。领袖的关怀带来干部、农民的苦恼。农村本来已经被折腾得够穷的了，怎么还能再负担这么庞大的工程。果然几年后大多草草解散了事。“定于一尊”的闹剧，“拍脑门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笑话，永远在中国反反复复发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