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和见到的匡亚明校长
匡亚明校长在南京大学历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撼动的。十多年前，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中国最受推崇的十位校长，调查结果为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这是匡老的荣光，也是南大的荣光。
一九七八年，笔者考入南京大学时，正值匡亚明校长复出，第二次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听到有关匡校长的种种传说，在写本篇文章又向有关知情人士(包括匡老的生前秘书)或者在网上进行了查证。我们化学78级在校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同学“来日方长”已在他的公众号文章中写过的（大作随后附上），我就不再赘述了。
匡亚明一九二六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与康生是同学，并同时入党。早年在白区坚持革命活动，曾以江苏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我的一位来自宜兴的老朋友曾告诉过我，当年因为事情泄露未能成事。巧合的是，这位老朋友后来任南大匡亚明学院副院长和匡老创建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延安时期，匡亚明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康生的政治秘书，正式职务是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他同时担任其他政治局委员政治秘书的是胡乔木、黄华、王鹤寿、陶铸、师哲等人。他当时和毛泽东、康生同住一排窑洞。师哲的回忆录中说，匡亚明是他们这几个人中资格比较老的。匡老后来曾在有一次报告中提到，1981年最高领导人变动时，曾经征求过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他是其中之一。这大概是后来也有了他种种霸道故事的原因吧。
匡亚明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匡到延安后，康生送给他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后来，康生有一次征求意见，匡亚明以诚相告，没想到康生因此竟对他怀恨在心。“文革”时期，江苏的造反派代表到北京找康生了解匡亚明的情况，康说：“匡亚明这个人油水大得很。这个人思想很怪，你们要好好研究。”匡亚明是江苏最先被打倒的高级干部之一，又是最晚被“解放”的高级干部之一。有一次秘书特地问他：“康生让你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你对康生这个人怎么看？”他回答说：“康生这个人，要说他是‘反革命’，倒不见得。”
文革前，每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省委书记江渭清的车子刚刚开出，匡亚明的车子便随后而出，省长和省委其他领导们只能捏着鼻子让路，因为匡老江苏唯一与江渭清同为行政六级的干部。
还有一个故事，吉大的人说是发生在吉大，南大的人说是发生在南大。匡老上任后第一天，在大礼堂的麦克风在他讲话时突然中断，一怒之下，他解雇了管理扩音设备的职工。
一九七八年复出之后，他变得亲民多了。我们进校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了堂堂南大校长匡亚明住筒子楼的报道，而且是在胡耀邦指示下刊登的。时隔多年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了当时事情的原委。匡老文革前住在南大校园旁青岛路的一幢小楼中。那幢小楼原先是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先生的私产。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把陈先生贬到上海去做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所长，这幢小楼被认定是金陵大学校产，并被作为历任南大一把手的官邸。文革中匡老被打倒，就被赶到南园的一个地下室去了。一九七七年十月，南大一把手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当时的二把手XX主持工作，就搬了进去。一九七八年，匡老复出任校长兼第一书记，要住回这幢小楼，二把手就是不搬。区老没有像彭真那样吴德不搬走他就不复出(彭真复出的时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住在彭真文革前的官邸中，他老人家一定要等吴德搬走才复出)。匡老就到南园宿舍找了两间筒子楼住了进去，是想给二把手难堪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想法，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1979年，匡校长率领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回南大在大礼堂举行的报告会上，礼堂的灯泡照在匡校长亮亮的大脑门上。除了介绍各个大学的学术交流之外，他对美国的饮食是这样介绍的：“和我们中国相反，他们的牛排只是稍微煎一下，而蔬菜倒要煮很长时间，搞得呼烂呼烂的。”
和匡校长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82年初夏。那时，我们跟着后来的南京大学代校长、中科院院士陈懿老师做本科毕业论文。我们的实验需要几种轻组分气体化合物作为标准物。匡校长夫人丁莹如老师在我们教研室。陈老师想起来，家用液化气中含有这几种化合物。而当时有家用液化气的只有丁老师家。陈老师给丁老师打了电话之后，我们课题组的王理宗老师就带着我们做毕业论文的三位同学来到高云岭的匡校长家。那时匡校长刚从南大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任名誉校长。推开院门，一个穿着老头衫，手里拿着芭蕉扇的老头儿，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向我们询问了姓名，又问了几句学习和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
转眼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南大经过了几年折腾之后，曲钦岳先生接过南京大学校长的重任。在任命大会上，我们又见到了久违了的匡亚明校长。主席台上，匡校长发表了一通慷概激昂的讲话：“曲钦岳同志是天文领域最高水平的顶尖科学家。他知道在专业上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应该知道怎么把南大领在正确的道路上。不像有些人，（这时他看了一下坐在他旁边的原二把手），不懂什么东西，还大权在握，不知道要把南大带到哪儿去。”讲完之后，他紧紧地握着曲钦岳校长的手。在这南大历史上两任最优秀的校长交接的时刻，我们在礼堂的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怀念匡亚明先生（散文）
Original 来日方长 绿水青山文化园地 6月15日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梁由之先生主编了一套《梦想与路径》的丛书。这是一部百年文萃，按照时间顺序，每年收录了数篇文章，忠实记录了10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丛书共三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从当当网购得这部丛书已经多年，一直放在枕头边，经常晚上入睡前拿起书来翻翻，每一次就读其中某一年的文章。不求甚解的个性，决定了我读书不是为了解惑，主要还是消遣，一目十行，并不掩卷沉思，读完也就完了。最近读了1942年的几篇文章，可谓篇篇经典，其中有丁玲女士的《风雨中忆萧红》和丰子恺先生的《怀李叔同先生》。丁玲是小说家，刻画人物形象细致；丰子恺是人们熟知的漫画家，散文写得也很好。他写弘一法师，写其“认真”：由旧家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二变为音乐教师，再变为道人，最后变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很像，这缘于他做人的“认真”。弘一法师是丰先生的老师，匡亚明是我们的校长，我就以“宽厚”为特点，模仿丰先生写下《怀念匡亚明先生》一文。
我是1978年9月下旬进入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的，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二届新生。那时文革刚结束，对学生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还很受重视，让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便是首选方式。国庆节后，系政治辅导员组织新生参加位于北京西路北侧教师宿舍楼建设工地劳动。我们这一组负责搬砖头，即把砖从堆场一块一块地搬到脚手架上。为了表现积极，大家争先恐后，前面同学码好砖，蹲下身子，双手兜住最底层那块砖站起来刚走，后面的人便接着码砖了。工地上一派忙碌景象，身穿深蓝色涤卡中山装的同学胸前粘上红色的砖灰特别醒目。这时有两辆汽车在工地围挡入口处停了下来，前面的是一辆军用吉普，后面的是一辆豆绿色上海牌轿车。从轿车里走出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长者，头发稀疏，但仍然顽强地向脑后梳去，在秋天的阳光下，映衬光秃的头皮，很容易让人想起四川的“川”字，浓密的眉毛几乎都被褐色粗框眼镜全部遮住了，透过眼镜让人接触的目光似有一份慈祥。他拄着拐杖，走路比较慢，每停一处，都努力挺直微微佝偻的身躯。随从不停地向他汇报工程进展，只见他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询问建筑材料供应情况。我们的辅导员连忙上前面去：“匡校长好！您来视察工地啦！”“哇！”他就是匡校长、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大学校长！大家的惊奇都写在了脸上。匡校长对辅导员微笑地点点头。辅导员指着灰头土脸的我们汇报说：“他们是78级新生，由化学系组织来参加劳动锻炼的。”“噢？”匡校长皱了皱眉头，清了清嗓子，似乎要把声音盖过附近卷扬机的马达声，大声道：“锻炼是需要的，但不能耽误功课。”“时间不长，就一周。”“瞎搞！怎么能这样呢？”匡校长立即板起了脸，微微下垂的腮帮上几粒老人斑因为生气而凸起：“结束了文革动乱，大家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分夺秒，埋头苦干。老师的天职是教学，学生的任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让他们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建筑工地上呢？他们的阵地应该在课堂！”“这个……”不等辅导员分辨，匡校长挥了挥手说：“到此为止，饭前结束。以后不能这么干了。”见辅导员脸红了，他又换了口气，和蔼道：“文革十年，耽误了许多，现在是百废待兴。我们要摒弃文革的错误做法，探索更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大家顿时一阵欢呼：“劳动结束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匡校长。
我第二次见到匡校长是在大礼堂欢迎全体新生的大会上。大礼堂光线很暗，我拿着入场卷摸索找到座位，刚坐下来，主席台上灯光就亮了。整个主席台布置得很简易，只由两张课桌拼接而成，上面铺着紫罗兰色的绒布，放着两只麦克风。主席台背景是一张巨幅蓝色布景，上面挂着白色的华国锋的手迹：“努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运动进行曲中，匡校长走上了讲台，这次他并没有拄拐杖。在他身后是学校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章德。他们一落座，整个大礼堂便鸦雀无声。会议由章德主持。他在作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热情地说：“下面就请我们学校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匡亚明同志讲话！”大家立即跟着章德热烈地鼓起掌来，有的同学甚至激动得站了起来。那一天匡校长身穿黑色的中山装，在白炽灯光下努力表现得很庄重，但油光发亮的秃顶使这种庄重大打折扣，会场气氛则平添了几分随和。当时匡校长刚被解放不久，他就从蹲“牛棚”说起。说起文革浩劫，对祖国文化摧残，痛心疾首；谈及西方科技发达、我国落后状况，分外焦急；讲到未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一脸庄重。他时而挥挥手，时而擦擦脑门上的汗，最后干脆解开中山装上的风纪扣子，大声地说：“同学们：当我们传统的农耕文明在1840年迎头撞上了武装到牙齿、正在无限扩张中的西方工业文明时，便不可避免地爆发鸦片战争，也开始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战败后，国人掀起蓬蓬勃勃的洋务运动，后又发起风起云涌的变法维新，一直到辛亥革命，大清帝国成了民国，独裁帝制变成了民主共和，制度发生了变化，可还是强盛不起来。于是国人进一步认为是我们思想文化有问题，以为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所以就要砸烂孔家店，所以要革命。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革命的极端形式。这场动乱几乎耽误了一代人。你们能有今天的学习环境完全得益于党中央拨乱反正，必须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国有些大学，由于被“四人帮”插手过多，成了文革的重灾区，以致声誉每况愈下。我们要吸取教训，再不能自乱了，要把所有精力放在教学上，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在这里我给大家表个态，本校任何人，不管是教授、讲师，还是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位同学，有什么诉求，对什么不满，都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甚至可以到我家里来谈，但千万不要走上街头游行，也不要罢课。作为校长，我保证尽一切可能满足大家正当要求。谢谢大家！”说着，匡校长站立起来，前倾50度，给大家鞠了一个躬，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上二年级的那个冬天，有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正在教学楼前面的草地上做广播操，只见五个身披白大褂、头上扎着白头巾的食堂女工每人推着一辆售货车，在教学楼前一字排开，掀开车上的棉被，顿时腾起一团白雾。大家好奇地上前一看，原来是卖包子的。据其中一位师傅介绍，这是匡校长提议的，即在上午四节课的中间时段，给同学们准备包子，让大家增加能量，免得上第四节课时因为饥饿而降低学习效果。这对还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的我，可谓雪里送炭。菜包子三分钱一只，肉包子五分钱一个。如果你要蘸着辣酱吃，还免费提供酱料与托盘。我几乎每天都在做完广播操后买一只包子，吃了一只还想吃，但微薄的助学金不能供我多买一个。元旦过后的一天，匡校长陪同外宾路过此地，停下来问大家：“包子味道怎像？你们喜欢不喜欢？”“好吃，好吃，太香了！我们喜欢吃，只是买不起。”“不是有助学金吗？怎么会买不起呀？”他一脸不解。我连忙挤上前去，给他详细列出了伙食费、书费、业余时间看电影，逛公园购门票、买邮票寄家信等等开支，解释了助学金不够用的因由。匡校长听完没发一言便默默离开了。第二年春季一开学，我们的助学金就增加了三块五。据说这是由匡校长向教育部蒋南翔部长反映的。蒋部长再向邓小平同志请示。不久全国所有在读大学生都增加了助学金。别小看这区区三块五角钱，那时可以买一百只包子，分到每天就可以吃上三只了。匡校长不仅是一位引导我们追求真理、积极向上的好校长，还是关心我们生活、爱护我们的好长辈。
到了大学三年级，基础课已基本学完，开始学习专业课，学习相对自由了。那时南京大学是全国少有的实行学分制的高校。这是由匡校长倡议的，在南京大学首批试点。学分制规定，任何一位同学只要积累必修课、指定选修课的学分，都可以选修其它自己感兴趣，甚至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学科，比如美术鉴赏、古词欣赏、戏剧创作等等。我有一个同学选修了人体解剖学，考试还获得了高分。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女人的骨头比男人少一根的。这位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学院，后来成了国内知名的法医专家。我选修了美术鉴赏和古词欣赏两门课。美术鉴赏课是学校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请来的老师讲的。这位老师对西洋美术史颇有研究，从中世纪教堂画，到文艺复兴三杰，再到法国宫廷画派，一直到近代抽象派和现代野兽派画家的代表作，一一讲解，从创作背景，到画家身世，从构图技巧，到色彩使用，娓娓道来，不仅让我们鉴赏到美术作品，更领略了西方文明的渐进过程。古词欣赏则是由中文系程千帆先生教授的。程先生曾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和南京市文联主席，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就。程先生授课很认真，上课铃还没响他就把古词写在黑板上了。他的板书都是竖排，简直就是粉笔书法作品。讲到动情处，他还会吟咏起来。所谓吟咏就是按照古代音律唱词。记得讲柳永《雨霖铃》那堂课，程先生格外动情，当场含着热泪把整篇词高声吟咏一遍。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道出了自古以来所有痴男怨女的心声。下课时，我们奇迹般地看到匡校长从后排走了过来，原来他也来听课的！大家呼啦一下就把匡校长围住了。只见他用力拨开人群，走到程先生面前，身体微微前倾，真诚地致谢道：“程先生，您辛苦了！”程先生笑而不语，静静地收拾教案走出了教室。同学们很快就把匡校长围得水泄不通。有抱怨伙食不好的，有请求晚上延长熄灯时间的，有提议开辟通宵自习室的，还有人要求给每个班级配一台电视机，方便大家看体育比赛的。匡校长对每一个建议都认真听，并承诺尽快给大家一个说法。临走时还再三劝告我们，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断丰富自己，做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
匡校长恢复职务后曾一度遍觅英才，当时有的人政治上还没有得到平反就被他请到南京大学来了。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有趣的是，恢复高考制度是武汉大学教授查全兴在1977年全国科教座谈会上提出来，后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很快实行的，匡校长却从武汉大学挖来了程先生。一起过来的还有张月超教授，是一位外国文学专家，文革前曾出版过《欧洲文学史》。程、张二位老教授到了南京大学，匡校长亲自确定他们的工资待遇，全部享受专家待遇。据说他曾亲自吩咐过学校财务处长：“你每个月要专门派人把工资送到两位专家的家里去。”财务处长问道：“这钱从哪里开支呢？”他则回答道：“我要你每个月把钱送到他们家，至于钱从哪里出？这要请你想办法呢。”这就是匡校长的风格。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作风，立刻震撼了当时的中国高校，同时给武汉大学造成了巨大压力。不久，匡校长请程、张二位教授在专家楼吃饭，边吃边聊，谈笑风生。情到浓时，他拿出武汉大学校长的一封信给二位教授看。武大校长在信里说，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希望南京大学能够从他们两人中返回一名。匡校长看着两位面面相觑的教授说：“你们两位是我请过来的，虽然时间不长，已经取得一些教学科研成果。如果现在想回去，我没意见，欢送你们。如果你们回去一位，我也同意。一切由你们自己定。”好马不吃回头草，两位教授当然选择留下来。由于程先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1979年底全面纠正错划右派后才得以将组织关系转到南京大学来。不久，程先生就成了中文系的台柱子，不仅深研古代文化与文化批评，还积极响应匡校长的号召，亲自给一年级新生教授语文。过去我们批判司马迁“士为知己者死”的落后思想，认为革命原则第一，人当为革命而死，重如泰山；为知己者死，则轻于鸿毛。匡校长如此重视程先生，程先生是知恩图报的。遇到匡校长是程先生的幸运，是匡校长让他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实现了人生价值。我们相信，程先生对匡校长是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的。即便如此，我们坚信程先生当作匡校长的面，他不会说任何感谢话，更不必有一句恭维语言。1980年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20世纪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是久禁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我们那时在初初开禁的阳光下，去学着真诚善良地相爱，去激情燃烧地争夺我们渴望的生活…… 匡校长就是那个美好时代给过我们阳光的人，就是那个时代教会我们真诚善良地学会爱的人。
不久就到了大学四年级第一个学期，又是一个冬日的夜晚，我们在看完1982年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客场比赛后都很兴奋。那场球赛，中国队上半场0:2落后，下半场接连攻入对方四球，最终以4:2反败为胜。一起看球的几位同学相邀出去找一家饭店搓一顿，好好庆祝一下。其时，夜已深，街上的饭店都打烊了。后来我们一行辗转到了南园的留学生俱乐部，服务生却不让我们进，说是这里只对外国教师和留学生开放。班长很气愤：“旧中国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那还是在租界，难道新中国还有中国人不让进的地方？岂有此理！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谁也阻挡不了。”一方坚持要进，一方坚决不让进。眼看矛盾就要激化，这时有位同学说：“找匡校长！他说过有问题找他的，看看他有什么说法。”我立即表示疑问：“人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天这么冷，这么晚了为这等小事惊动他，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但没有人接受我的意见，大家还真的跑到校园保卫处给匡校长家打电话，责问他留学生俱乐部为什么歧视中国人。匡校长在电话里很客气：“现在已经很晚了，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我有一个会，估计九点半就结束，到时候你们到我办公室来谈。先消消气，不要影响明天的学习。”我们愤愤地回到宿舍，睡了一个囫囵觉。第二天早上九点不到，我和班长还有团支部书记三人就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敲门，没人应。隔壁会议室传来了匡校长的声音：“这一批新房必须先分给教学科研骨干！你们看看许多中年教师，孩子都上初中了，还住在筒子楼里。不少科学院学部委员连一间书房都没有，太说不过去了。我不是反对给处长们、科长们分配房子，事情得一步一步来，先解决教授、讲师们的住房问题，然后再考虑行政人员的困难。学校应该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这是一次学校党委会，主题是研究教职工住房分配。会议本该上午九点就要结束的，一直开到十点还在进行。由于不少委员不同意匡校长的分配方案，会议就不能形成决议。10：20匡校长宣布散会，铁青着脸走了出来。看到我们在他的门前转悠，便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刚说明来意，他就拍了拍光秃的脑门抱歉道：“对不起，开会把这事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都在改革开放。留学生俱乐部的做法与中央要求不一致，是错误的。开放了俱乐部只会有利于对外交流，我马上责成后勤部处理这件事，最迟下周六就可以解决。”但这次匡校长食言了，留学生俱乐部一直到我们毕业时都没有对本国学生开放，因为匡校长不久就辞职了。坊间流传由于匡校长在分房问题上不肯妥协，以致于后来召开党委会不是这位请假，就是那位生病，还有的借故出差，怎么也凑不齐法定人数，只得被迫辞职。
很快就到做毕业论文时间了，我的下铺李同学的指导老师名叫徐建华，是一位单身中年教师，在光化学方面很有成就。有一天我们两人路过新甲楼，看到徐老师捧着一只西瓜往宿舍走，便笑嘻嘻地上前说：“徐老师，我们来帮你搬西瓜。”徐老师笑笑，便把西瓜往李同学怀里一放，边掏房门钥匙边客气地说：“走，到我那里去吃西瓜。”这是由原国民政府大员居住的旧别墅隔出的一间房，又被一分为二，外间是书桌兼餐桌，里间是卧室。房间里很凌乱，到处摆放书籍，有英文的，有德文的，还有日文的，化学杂志居多。我们要给徐老师整理房间，他坚决不让，害怕把书籍弄乱了。谈起匡校长辞职，徐老师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是1965年南大本校的毕业生，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毕业就被留在了学校。文革动乱后，他参加了学校造反派，虽然不是骨干，但也算是积极分子。有一次在批斗匡校长的群众大会上，受到蛊惑的他，一时情绪失控，当众扇了匡校长一记耳光。后来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太莽撞了，多次想找匡校长忏悔，哪里找得到老校长？匡校长在“牛棚”里一呆就是十年！等到匡校长恢复了职务，他多次想去道歉，却又不敢、不好意思去。匡校长多次托化学系领导带信给他，请他去校长办公室谈谈，他还是不敢去。1978年5月的一天，徐老师正在实验室做试验，隐约感觉后面有人跟着，便回头一看，原来是匡校长。徐老师立刻期期艾艾：“匡，匡，匡校长，您，您，您怎么在这里？”“你做试验真投入呀，背后有人站着都不知道。”匡校长笑着道，还轻轻拍了拍徐老师的肩膀。这个亲昵的动作，让徐老师轻松了不少，马上报以校长抱歉的一笑。匡校长似乎看出了徐老师的心思，倒为他开脱起来：“文革嘛，完全是颠倒黑白，把人怂恿成了鬼。你那时还是个娃娃，做错了事，认识就好。听其他老师说，你的思想负担很重，没必要嘛。小平同志说得好，团结一致向前看。你要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把耽误的时光夺回来。你的科研成果就是对我最好的道歉！”徐老师说此处，不禁感慨道：“匡校长，真君子！我再不卖力地干，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啊。”
临近毕业时，虽然匡先生已不再担任南大校长，但同学们还是想请他在我们纪念册上题词，再一次接受他的教诲。请求匡校长题词的任务就落在了班长和我的肩上。有班长去，算是走组织程序；要我跟着，希望以我的口才打动他老人家。我们两人步行到山西路军人俱乐部附近匡校长的家。按了按门铃，走出一位保姆一样的女孩子，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把来意一说，她就要关门了，让我们去省人大常委会的匡校长办公室去找他。我们正要失望地离开，身穿背心短裤的匡校长走了出来，问明了原委便把我们带到书房坐下。看到我们满头是汗，他亲自切了一只西瓜，用托盘放在我俩面前，然后坐在藤椅上，抱歉地笑道：“最近中央要求不准对领导干部搞个人崇拜。耀邦同志、紫阳同志都不题词了。我要相应党的号召，所以不能给你们题词。”我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接道：“匡校长，你现在已经不是南大的校长，所以不算是我们的领导，但可以算作南大的一位师长。老师给学生题词也不违背中央指示精神嘛。”匡校长挤了挤眼睛，一副老顽童的样子，呵呵笑道：“你这个小鬼很会变通，很严肃的事情到你这里就轻松了。好吧！我这个老教师就破这次例。”说完，他就让保姆拿来砚台、毛笔和宣纸铺在书桌上。我在一旁研墨，班长按着宣纸的上角。匡校长沉吟了一会儿，写了一段马克思的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勇于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一题词复印在我们班毕业纪念册的首页，原手迹一直被我保存至今。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变化，匡校长嘱咐犹在耳边，时常鼓励我们认真工作，不断进取，努力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匡校长是老革命，在革命生涯里始终不忘学习，后来还担任过中国孔子研究会会长。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会出版了数百万字《孔子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等著作，为研究、普及国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革前匡校长就是国家六级干部，但我们从不见他有官派作风。匡校长，亚明先生是一位好校长，一位好长辈，还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我怀念他，所有为中国大学教育现状担忧的人们都应该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