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1日星期五夜间，在给毛泽东拍发了那条神秘的密电之后，张学良召集了一个大约十来个高级将领的会议。他命令他们逮捕蒋的总参谋长；接管总督办公室解除警察和一个国民党准军事部队——蓝衣社的武装；并占领机场。张的贴身警卫长，一名26岁的上尉，随后带领200人赶赴临潼，12日上午5时，他在那里领导了对蒋的住宅的突袭。总司令的卫队抵抗了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蒋介石逃往避暑地后面的那块覆盖着白雪的岩石山坡。两个小时以后，他在一个狭小的山洞里被找到了，只穿着一件睡衣，冷得直哆嗦，在逃亡的极度惊慌之中失落了他的假牙，几乎不能说话。伏在那位年轻上尉的背上，他从那个不算尊贵的藏身之地被带出来，又坐上汽车被送进城里。在那里张学良为他所遭受到的凄惨待遇连声道歉。向他保证他个人的安全，然后重复他自夏天以来一直在提出的要求：蒋改变他的政策，并抵抗日本。
共产党员人，包括领导人和士兵，都狂喜地接收了这个消息。当晚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毛、朱德和周恩来要求审判蒋。“我们这时为之扬眉吐气，”张国焘以后回忆说，“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第二天早晨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朱德、张国焘和其余大多数领导层的成员议论说，被俘的总司令应予处死。他不仅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以一种可耻的绥靖政策背信弃义地勾结日本，通敌卖国，而且只是在数日前他还最后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一项和解，宁可继续“剿匪”而不搞民族抗战。在做总结时，毛宣布说，适当的过程应是，把蒋押上“人民的审判台”以公开揭露他的罪行。与此同时，一方面应当做出艰苦的努力以争取南京政府内左、中翼派别对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国民党右翼领导人以武力平息西安兵变的动向。
在那个周末的一系列电报中，党的立场被传达给张学良。毛和周在电文中强调了红军保持与少帅行动一致性，及他们的使西北成为战争的大本营的决心。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中共的计谋开始化解了。
张明确表示，他的目标不是惩罚蒋介石，而是如他在政变当日早晨通报南京政府的“致全国电”中所说的，迫使蒋“补赎前愆”：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这就意味着，一旦大元帅接受兵变者的要求，这些要求也反应了共产党人一直在做的要求——亦即，应扩大政府，包容所有爱国党派的代表；应停止内战；应恢复政治自由；未来的政策应根据“民族救亡”（即抵抗日本）——的原则，他就应当继续作为国家领袖。
同时，在南京，蒋的被拘押触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方是他的令人尊敬的妻子宋美龄所领导的他的拥戴者们，他们力促和平解决；另一方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所领导的右翼与亲日派领导人的松散联盟，他们想要轰炸西安，实行大规模的征讨。宋美龄略占上风，但是很明显，如果和平努力陷入泥潭，接下来的就会是军事进攻。
因此，12月17日到周恩来经过一段从保安出发，骑在骡背上到延安，又是长时间的等待张派飞机来接，及至飞抵西安时为止，时局已经大变。南京的力量对比正朝着中共所不希望的方向转变。审判蒋的主张开始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就在这个关头，斯大林插手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不经意的沙文主义方式，对中共的利益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以至于毛气得都说不出话来。远非一次“革命事件”，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张的兵变是“另一次日本阴谋......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鲁莽的声明，连国民党都瞧着它很可笑。在一份抵达保安的时间与周恩来到达西安的时间相仿的电报中，共产国际总书记乔治.季米特洛夫对说张的行动“客观上损害”了反日团结是什么意思作了解释，并建议中共“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以后逐渐显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11月份，在毛不知就里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做出新的尝试争取国民党政府成为一个盟友，反对刚刚由日本和德国建立起来的□□产国际的协定，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安全条约的谈判。蒋的被捕使这一切化为疑云。对斯大林来说，中共关心些什么是不相干的事：阻碍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能被允许的。
莫斯科与中共领导层之间的磨擦很难说是新闻了。但是，在以前，责难的问题总是很微妙的。谁能够肯定地说，莫斯科就不兴犯什么过错，或者继任的中国领导人就不会误解了莫斯科的路线？
1936年斯大林的谕旨可就不一样了。苏联的绝对可靠与同志情谊的神话给摔得粉碎。
他的调停更是十分难堪的，因为到最后，这次事件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共业已接受，无论张学良的姿态和南京方面的发展如何，除寻求一项和平结果外，它无可选择。斯大林下令的效果只能是暗中动摇毛的地位，毁掉共产党人在张学良眼中的可靠性，并且，至少在理论上，在蒋介石走向谈判桌的动机上改观颇多。
然而，到那时为止，事态已经发展出一种自身的动力来了。总司令本人已经清醒过来，主张调停了。22日，宋美龄与她的兄长宋子文也到了西安，与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突然而起那样，这场风波也突然结束了。圣诞节那天，蒋飞回南京。少帅为显示忠诚起见，也与他一起去了。
总司令被囚禁时紧闭着的大门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可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在他随后的公开声明中，蒋坚持说他曾坚定地拒绝加入政治会谈，也没有签署过任何东西。从技术上说，这是真实的。周恩来对毛说，谈判是在与宋氏兄妹间进行的，但那只是他们就张学良的主要要求达成共识之后，在此之前总司令曾给予周一项口头承诺——他会无保留地接受做出的决定。毛的判断是，蒋依然暖昧和推托，因此没法子知道他是否会执行他现在否认所达成的协议，而且，即使他这样做，那也是在威逼之下做出来的。第一个迹象与往常一样糟糕。少帅这个牺牲品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十年监禁，又蒙特赦被软禁在家中，从那时起直到五十多年以后在台湾过他的90岁生日时，他才重获自由。而就是由于他的鲁莽的举动才使得协商成为可能。远不如蒋所承诺的向后转，国民党反而增派了援军。在南京，压力迫使他再进行一次征伐。张的军队开始建筑防御工事，并且在1937年1月，毛对红军说，必须“坚定地进行战备”。两个月以后，危机过去了。蒋和周恩来恢复了接触，开始是间接的，然后是面对面的。但是期盼中的联合战线还是像以往那样难以捉摸。在整个的春季和初夏，双方还是就从红军应有的师的数量到他们的帽子上应该佩戴哪一种徽记这一类问题争执不休。
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样声明，西安事件是转折点，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毛在蒋获释后不久对政治局说，如果同国民党的停战付诸实施的话，那也不是因为总司令做过的承诺，而是由于“形势使然，别无选择”，这也许更接近事实。西安的事态只不过是一种催化剂，而不是所涉问题的主导因素。直到7月7日，当日本军队占领距北京8公里的、曾以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命名的卢沟桥附近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站时，太平洋战争也就开始了。
甚至到那时为止，总司令还是踌躇不前。日本人进攻一星期后，他还是不愿意红军开赴前线。在一封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毛提请注意：不可让蒋感觉到他被逼上了悬崖。我们的责任现在是鼓励他迈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最后一步——这一点上可能还会出现问题。我们已经到了确定的时刻，这将决定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否。现在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必须全盘改变其政策的时候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与这一总路线相一致。
1937年7月15日，就在毛签署了这封电报的几天之后，周恩来去了庐山，这是总司令正驻住的、靠近南昌的一个避暑胜地，他们举行了当年的第三次会晤。周交给蒋一份宣言草案，重复了早先共产党的各项提议，并保证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发动的民主革命的支持。作为回报，他说，中共只有两项实际要求：一是对日开战；二是“民主”——共产党活动合法化的替换词。
蒋还是裹足不前。7月28日，毛发出最后通牒：以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的红军，将于8月20日开赴前线，而无论国民党同意与否。
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北京，当月30日占领天津。十天又过去了。8月13日，他们又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本人的权力基础。抉择已经无可推延。“去告诉周恩来，”他对一名助手指示说，“共产党应该马上派出他们的军队。他们不要再等待了”。不久后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最后，9月22日，国民党发布了周恩来两个月前递交的宣言，总司令亲自宣布，在国家的利益上重新恢复统一战线。
蒋之不愿意中止交易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十年当中，他成功地将共产党赶进荒野，逼上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边缘，现在，他们又回到了政治中心，成为一个具有宪法地位、全国性大舞台和一个被认可的国家级的合法政党。对毛而言，通向权力的坦途已经打开。如同他数十年后对来访的日本首相、大惑不解的田中角荣所说，这条路是日本人给打开的。
摘自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所著《毛泽东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