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文人的向阳湖（上）
寻踪向阳湖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地方，在6年时间里，先后聚集了近6000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文化官员，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接受思想教育。
您有兴趣随我去看看吗？
初夏时节，我来到慕名已久的湖北省咸宁市向阳湖。
进入向阳湖镇时，已是夕阳西下。
夕阳下的路标
很顺利，离镇上两公里，找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总部的旧址。
大门与内景
“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展览厅”
让人惊喜的是，“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已于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村民们很热心，带我去看“五七干校”的老建筑。
这家门牌上写着：”吕济民旧居“
度娘告诉我：吕济民，1928年出生，留苏研究生，文革前就担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长，文革后历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
据说，这种标牌原有很多，但大多已被村民们摘掉了。
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建筑
看得出，这里的村民还不富裕。
他们租住在破矮的房屋中，但这些原属干校的旧建筑已不许拆除、改建。
暮色苍茫，只能明天再来。
向阳湖镇居然没有一家旅社，只能住到10余公里外的一个路边宾馆里。
阳光下的“向阳区”
第二天早上，起了一个大早，想趁早拍摄向阳湖的日出。
可惜，没找到规模较大的水面，只看见成片的荷塘。
在村民的指点下，又找到了“五七干校”留下的一些旧建筑。
朝阳下的干校旧建筑
”五七干校“留下的红旗桥
向阳桥，也已列入保护范围
”向阳湖文化名人博物馆“即将落成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最重要的一处旧址——“向阳区”。
作为中文系毕业生，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如雷贯耳、景仰已久的姓名。
萧乾先生是著名的记者、翻译家
诗人牛汉，是最后离开向阳湖的“五七战士”
剧作家陈白尘，在这里记下了《牛棚日记》
绿原、韦君宜、冯雪峰比邻而居
杨匡满、杨伯峻、严文井也曾为邻居
周汝昌、李季、许觉民、孟超旧居（拼图）
张天翼、周明、侯金镜、冯牧旧居（拼图）
这些旧居大多数不是一人一间的单身宿舍，而是没有隔墙的集体宿舍。
宿舍内景
小卖部和医务室（拼图）
“向阳区”已经整修一新，风景如画，幽深宁静，诠释着岁月静好。
幽深宁静的“向阳区”
“五七干校”的兴衰
“五七干校”的诞生，得从“五七指示”说起。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封信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要求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的思想。很快，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
1968年5月，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将新成立的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旧址（网络图片）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人民日报》编者按还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各地的“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黑龙江省仅用半个月，就办了110所“五七”干校，学员2万多人，正在筹办的还有40多所。
据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各省、地、县兴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千计。
“五七干校”大规模涌现还有几个深层次原因：
第一，1968年，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裁并和人员精简，且是“边精简，边撤并，边下放”。如1969年7月，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个精简方案提出：国务院所属62个部门合并为21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共计21万人。
第二，经过文革的洗礼，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戴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帽子，失去了进入新生政权的资格，只能下放劳动接受改造。
第三，由于大学停办、中学停课等原因，城市人口需要疏散。1968年12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推广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经验。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一个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随即出现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运动。
第四，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形势日趋紧张，备战任务压倒一切，大中城市急需大规模疏散人员。
由于上述因素的叠加，1968-1969年，中国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交响乐中，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只是其中的一个声部。
当时，高级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并不罕见，如肖克上将下放江西省云山农垦部“五七干校”，胡耀邦下放河南省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也走出了一些风云人物，如设在河南省西华县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后来出了两位副总理：朱镕基、李岚清。
向阳湖干校“向阳区”门口的标语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无论资历深浅、职级大小，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文艺工作者……有的还拖家带口，在五七干校生活的子女被称为“向阳花”。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除老弱病残者外”的政策并未得到落实，年龄最大的年逾七十（如俞平伯），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者更多。据谭解文《一页沉重的历史记录》一文介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军代表宣布了三条原则：
（一）老弱病残都要走，走不动的用担架抬，一个不留，这叫“连根拔”。
（二）革命群众下去是劳动锻炼，那些头上有“帽子”的，下去是劳动改造。
（三）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劝告你们，别再痴心妄想回北京城，北京不再需要你们。
到干校后，这些“五七战士”不分年龄、性别，均按照军队编制，编入划定的连、排、班，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过着军事化生活，出工收工需整队喊口号、唱语录歌，甚至参加野营拉练。除了参加政治运动、接受思想教育外，他们还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如种田、种菜、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
木刻版画《“五七干校”的夜读》，由著名画家朱宣威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网络图片）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开始调整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逐步“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剩下的“五七战士”的环境也明显宽松起来。
各地“五七干校”渐趋冷清、衰落，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干部及其家属滞留干校，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政治运动时，有些“五七干校”就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坚持原有办学规模的，只有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位于江西省进贤县）等少数干校了。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五七干校”退出了历史舞台。
六千文人的聚集
据著名作家张光年在《向阳日记》一书中介绍：向阳湖“五七干校”的规模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设在江西省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当时，接收文化系统人员的还有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主要接收中国文联下辖的影协、剧协、美协、曲协人员，如吴祖光、钟惦棐、华君武）、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主要接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人员，如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但规模都不如向阳湖干校。因此，向阳湖干校也是文化名人最集中、文化资源最丰富的“五七干校”。
1969年至1974年间，原文化部机关干部和作家、艺术家、学者、出版家、电影工作者6000余人（含少数家属），分三批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下放向阳湖的单位，包括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国家博物馆（含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总店等26个单位。
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有冰 心、冯雪峰、沈从文、张光年、臧克家、萧 乾、陈白尘、冯 牧、郭小川、王世襄、周巍峙、罗哲文、周汝昌、张天翼、严文井、李 季、司徒慧敏、金冲及、陈翰伯、王子野、牛 汉、韦君宜、范 曾等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1900年出生的冰心老人。
”向阳湖文化名人博物馆“前面的雕塑
在向阳湖干校，他们烧砖盖房，围湖造田，种菜种稻，短则1年，长则5年，为当地留下了上万亩湖田，上千栋红砖房。更值得铭记的是，侯金镜等10余位文化人长眠在向阳湖畔。
2018年9月24日 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