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二十章 寻找理想国
一
1997年夏天，我早早地办完护照，拿到簽证。从六月到八月，我无所事事地快乐着，於是就开始联系过去的熟人。我把能够去美国当作一个成就。我要跟朋友们一一告別。
我有一个朋友姓辛，我管他叫老辛。老辛毕业於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左右，我们在一次文学青年的聚会上相识，当时他在一所社区大学教中文。1992年，老辛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家餐馆。有一次，我们一帮文学青年去他的餐厅吃饭。看到老辛一会儿当厨师，一会儿当侍应，忙得不亦乐乎，有个朋友就表示遗憾，觉得老辛背离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走上赚钱的庸俗之路。等老辛忙完了，就过来和我们一起坐。他给我们讲了几个开餐厅的笑话，然后忽然问他的批评者：“我们开餐厅的，可以一辈子只吃自己餐厅的饭。你们写小说的，能不能一辈子只读自己写的小说？”一桌子的人都被逗笑了，只有老辛仍然板着脸，貌似是一本正经地在探讨问题。
我见老辛的次数不多，平均一年能见他两次，不过我在城里各处经常见到他新开的餐厅。他在发展加盟的餐厅连锁店，而且似乎很成功。大多数朋友都为他高兴，也有人觉得遗憾：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作家。老辛则说他从来都没想过以写作为生。
“那你上大学时候为什么学中文呢？”有一次，我问他。
“正因为学了中文，读了那么多经典作品，所以才发现自己没有才华。”他平淡地回答。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深想又不对劲儿。按他的逻辑，我们这些还没有放弃作家梦的人，要么读的经典作品不够多，要么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自己能写出传世经典。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觉得写作是一个争夺名声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特点就是赢者通吃。假设你生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你写得比同时代99%的作家都要好，只比莎士比亚差一点，结果你的毕生心血还是被时间湮灭。而作生意遵循另一种规则。比如开餐厅，无论是开成一个有十万连锁店的快餐帝国，还是在家门口摆个街边摊，你都有你的客户，你的市场份额，你赚你应得的利润。
还是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深想又不对劲儿。有道理，是因为它非常理性地衡量了投入与产出。不对劲儿，是因为写作的人基本上都是由激情来驱动。如果能以理性思维来权衡利弊，这种人压根儿就不可能从事文学写作。就算写作也是商业作家。
他同意我的判断：“我要是写作，也能进入作家富豪榜。不过，都是为了挣钱，又何必那么累呢？还是开餐厅吧，这个省力气。”
他又问我：“你为什么写作？”
我说：“我写作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独特之处。”
他很惊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确定你是否独特？”
其实我从来没深想过我为什么写作。这纯粹是话赶话的结果。我的回答听起来很不合逻辑，但如果深想一下，我就会发现：这就是事情一路发展下来的真实轨迹。我从小就确信我是独特的，我只是不知道我到底独特在哪里，以及这种独特是否有价值。写作是一种回顾和梳理，久而久之，写作就成了生活本身。
“有意思。”他说。
1997年7月，我到老辛的餐馆去吃饭。一见面，我发现他瘦了很多。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他的妻子和他离婚了。
“为什么？”我问。
“她觉得和我在一起太无聊太枯燥。”
老辛的确是事业心比较强的人，很少陪伴家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枯燥的人。恰恰相反，我觉得他相当幽默、机智。我喜欢和他聊天。我在和他聊天时经常能说出我自己以前未曾想到的观点。就比如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挖掘自己的独特之处，就纯粹是话赶话的结果。刚说出来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儿，但深想其实有道理。写作是我最后一个武器，我用它来定义自己的与众不同。时间一长，它本身就变成了目的。
既然他离婚了，我就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於是接下来，我们俩几乎天天约会。越是了解他，我越是觉得他很优秀。我认为我爱上了他。可是夏天一过，该到美国去上学了，我发现我还是爱美国更多一些。我告別了老辛，一个人去了美国。
我刚到美国，老辛就申请了B-1簽证去美国。他在洛杉矶简单办了几件公务，然后就到了我所在的尤金市 （Eugene）。他不喜欢住在学生宿舍里，我们就在远离学校的山上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他买了一辆车，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当时中国人拿B-1簽证最多只能停留三个月，於是11月中旬他就回了北京。他一走，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了。他的车就停在楼下，可是我不会开。同学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他在的时候，我的社会关系只有他；他一不在，我陷入完全的孤独。
我们住的公寓楼是两层的。我们的房子在上层，楼下住着公寓经理一家。他家有三个孩子，院子里有一个按摩浴缸。三个孩子每天写完作业就跳进去玩一会儿。那个浴缸的发动机“轰隆轰隆”地响著，孩子们大呼小叫地往里跳。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他们，脑子里不由地出现一个词组：沸腾的生活。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种沸腾的生活呢？我已经31岁了，刚刚开始读硕士，我们这个专业（东亚研究）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才可能找到工作。等我找到工作，跟老辛结婚，生儿育女，最顺利也得四十岁。更何况，老辛也不可能放弃他在中国的餐厅。他虽然追随我到了美国，但他内心深处是希望我放弃学业，跟他回中国去。
感恩节假期到了，公寓经理一家人准备开着休旅车外出。那辆车很老了，平时就停在车道上，老辛曾经开玩笑地说：“那车大概是福特在世的时候亲手造的。”感恩节前一天的中午，公寓经理把工具铺了一地，开始对车辆进行检修。他修车的时候，我一直坐在窗前看书。我感觉他修了好几个小时。俄勒冈的冬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下来，我觉得他们家今天肯定走不成了。我饿了，就去厨房做饭。等我做好饭，再回到我的饭桌兼书桌前，忽然发现那辆车已经不见了。暮色四合，四下里静悄悄的。一头鹿从树林里钻出来，慢悠悠地把头探到栅栏里，好奇地打量著院子正中的按摩浴缸。按摩浴缸的水面平得像镜子，让我恍然间有从二楼直接跳进去的欲望。
我对面住着一个单身女子，她晚出早归，总是化着浓妆。她晚上出去干什么？去酒吧？我已经在这个城市里住了三个多月，还从来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酒吧呢。 我仿佛只去过学校、家，以及两者之间的街道。我一心等着老辛回来，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城市，去泡酒吧。1998年1月，老辛又申请到了一次B-1簽证。可是他一回来，我一心只想和他泡在一起，忘记了我曾经想泡酒吧的愿望 。三个月一到，老辛又该回北京了。他一走，我彻底失去了继续上学的耐心，决心第一学年结束就退学回北京。
我的导师Wendy Larson在1997年招了五个学生，一个美国学生，四个中国学生。我把退学的决定跟我的中国同学讲了，但我并没有从他们的脸上再一次看到我所期待的“哇”的反应。仔细想想，眼下的状况与1986年放弃计算机转到中文系的确是无法类比。当年我进入计算机系是遵从父母的愿望，转到中文系是纠正盲从的错误。现在我放弃的却是自己一年前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除了说明我善变，不可靠，还能说明什么？
之华和她的丈夫都在1996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她的丈夫是学化学的，在硅谷找到了工作。之华则在南方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tenure track的工作。之华的薪水显然不如她丈夫的高。权衡之下，她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机会。你瞧，为了家庭而放弃事业，这不是很常见的吗？我想给之华打电话。她一定能理解我。
之华的儿子还不到一岁。虽然之华告诉我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她儿子却不允许我们从容地閒聊。有时电话刚接通，忽然一阵婴儿的啼哭传来，之华就让我等一下。她的话筒放在桌子上，我能听到她在背景中哄孩子的各种声音。过了一会儿，她重新拿起话筒，我却忘了要说什么，只好胡乱编出一个问题问她。终于有一次，我们一直聊了下去，没有婴儿的打扰。於是在长长的铺垫之后，我终于吐露出：“我準备退学了”。
“退学？”之华很惊讶。
“我想结婚，可是老辛不可能放弃中国的事业。”
“这倒也可以理解，”之华说。
听她的意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并不值得提倡。她继续说： “就算你不读博士，也应该再坚持一年，拿到硕士再回去。”
“硕士有什么用？”我脱口而出。我心想：你都博士毕业了，不也还是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吗？
她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解释说：“就算硕士没用，你也要为你的导师著想。她录取了你，给了你奖学金，她对你是抱有期望的。如果你半途而废，这对她不公平，也会给她未来录取中国学生时制造障碍，对其它的留学生不公平。”
我知道之华是对的。最近几天上课的时候，我总是回避Wendy Larson的目光。我如何才能下决心告诉她：我要退学？回想1986年的时候，我是多么坦然地告诉计算机系的老师们：“我不愿意再学计算机，我要转到中文系去！”那时我是在解放自己。现在？我只是在自相矛盾。仅仅一年前，我还在个人陈述中充满激情地表达了我对俄勒冈大学的热爱。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我真恨不得半夜潜入系办公室，把我的申请材料找出来，烧掉。
老辛不在的时候，我对他的思念难以克制。有一次，我和老辛在洛杉矶的一位朋友通电话，得知不久前老辛刚刚给他打了电话（那时从中国往外国打长途电话还很贵），我当即嫉火中烧，立刻打电话质问老辛：为什么给张三李四都能打电话，却不给我打电话？只有当老辛保证以后每次给任何美国朋友打电话之前都要先给我打个电话，我才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放下电话三、两分钟之后，我的胜利感就被失败感代替。现在是3月份，我可以再熬三个月，一放暑假就回北京。但是如果暑假结束，我却再也没有勇气回来怎么办？如果事到临头再告诉导师我要退学，岂不是更不负责任？我打开电脑，给Wendy Larson写了电邮，用尽洪荒之力，按下了“发送”键。
一旦我决心要退学，我又发现学校里还有很多我未曾涉足过的角落。我决心把学校能提供的休閒设施都尝试一遍。有一天，我上学时背了一个大书包，里面装上游泳衣和洗漱用品。我下了课就去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就直奔游泳馆。游完泳，头发湿湿地，我背着大书包坐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我已经见识过游泳馆了，但我并不开心，反而意识到这个学校里还有更多空间是我未曾涉足的，还有更多生活内容是我闻所未闻的。想到我马上就要离开学校了，却始终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留学生活之中，我感到遗憾。
我又想起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我们都生活在洞穴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完美形式的影子。我们的现实生活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完美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接近，总是会存在些误差。
汽车离学校越来越远，大片大片的绿油油的草坪向后退去，那么一种不真实的美。也许那就是我抓不住的，无法留在身边的，只能存在于想像中的美的形式？
二
6月16日凌晨五点，我坐上一架只能坐三十多人的小飞机从尤金机场起飞，颤颤巍巍地升入宝蓝色的夜空，向着南边的旧金山飞去。我坐在舷窗边，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将连成一片的天空和大地分开。计划成了现实，后悔已经晚了。
在旧金山机场停留了四个小时，终于到了登机时间。靠近机舱门的地方有一个柜子，上面放着一叠中文报纸。走近一看，是昨天的《人民日报》——想必是这架航班昨天从北京带过来的。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第一份彩色印刷的中文报纸。记得当年在北佳公司我曾经听过工程师讨论如何实现报纸的彩色印刷。一晃十年，彩色印刷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我随手拿了一份报纸，随着人流进入了机舱。我找到座位，放好行李，然后展开报纸。
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日。头版左上角是《人民日报》四个大字。下面是一篇短文，题为《人民日报五十华诞》，围绕这篇短文的有三张照片，分別是三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各自在读《人民日报》。
我不禁感到惊讶：江泽民居然还在领导中国。江泽民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被邓小平亲自选中来接替赵紫阳的。最近十年来，我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关心中国政治，甚至都忘了中国还有政治。没想到在踏入国门的一剎那——进入国航的飞机就算进入了中国领土，迎接我的居然是中国最具政治性的报纸。
这就是那个我急于回去的中国吗？
记得1997年夏天我离开北京之前，老辛特意带我去了北京市一家有名的国营餐厅。该餐厅的主打产品是馄饨。那家餐厅在北京繁华的钟鼓楼，顾客盈门。我们好不容易排队买了餐票，再排另一个队取餐，然后手端馄饨碗四处找座，还要留神別把汤洒了。终于坐下了，我咬了一口，觉得不对味儿，看了一眼馅，混混沌沌看不出所以然；再看汤，一种淡色的半透明的暧昧流体。我问老辛：“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你肯定这东西能吃？”老辛尝了一口馄饨，又喝了一口汤，把碗往旁边一推，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这当然不能吃，我们走吧。”我一脸疑惑地跟他走出了餐厅。走到大街上，老辛笑着说：“我已经下决心了，要去俄勒冈陪你读书六个月。看这家餐厅的经营水平，我就是六个月不在，我们公司原地不动，他们也超不过我们。”
这是老辛眼中的1990年代末的中国。国营企业已经衰退，因为它的管理机制、奖励机制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国营资本就像乌龟，私人资本就像兔子，乌龟生来就跑不过兔子，兔子不需要跟乌龟比，只需要注意別太骄傲。
飞机开始滑行，乘务员向乘客讲解安全须知。我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报纸。在三代领导人的照片下面有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中央电视台将于6月19日播出大型电视纪录片《跨世纪的握手—江泽民主席访美纪行》。这里提到的江泽民访美，发生在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当时在电视里看到过，不过没觉得是一件大事。经常有外国元首访问美国。我甚至都没注意中国元首的名字。
“跨世纪的握手”。“跨世纪”这个词让我联想到一座拱桥。那么这拱桥的起点在哪里呢？显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这么说，因天安门事件导致的中美之间的分歧已经被彻底跨越了。一座彩虹般的桥梁已经建立起来了。
也许，今后去美国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后悔了，随时可以再回来。
三
我回到北京，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有了家庭，再不是孤单一人。有老辛的收入维持生活，我过上了全职写作的日子。在90年代那段失业的时光里，我除了準备出国，也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等我回到北京，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作品开始有了影响。我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个长篇，进入了一个文学奖的短名单。1999底，我和北京作协簽约，成了簽约作家。2000年第一期的《青年文学》以我为封面，我成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文学新星。
2002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试图重新定义共产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吸取苏共解体的教训，通过“三个代表”来保持先进性，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所谓“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和老辛对这种东西都不敏感，但老辛的父亲，一个四十年代的地下党，兴奋地给我们打来电话：“儿子，你可以入党了。你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小王也可以试试，她算先进文化的代表。”
我们三言两语就拒绝了他。我们没兴趣代表任何人。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老辛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工人的剩余价值 ，随时都有被没收的可能。现在，我们至少不必为财富的合法性担心了。不仅不必担心，我们甚至还具备了先进性。
四
2002年春天，忽然有谣传说一批假疫苗进了北京。政府已经辟谣了，可大家还是宁可信其有。为了安全起见，我带女儿去协和医院国际部打针。那里的疫苗都是进口的。
外宾服务部的候诊室宽敞、安静、明亮。等待的时候，我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本《新周刊》。《新周刊》是由广东出版集团和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的一本杂志，创刊於1996年。杂志的内容定位于新闻与城市生活，口号是“做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这一期《新周刊》的主打文章叫做《忽然中产》，封面上是一幅漫画：一家三口外加一只狗兴致勃勃地坐在一辆汽车上，汽车腾飞在城市上空。这辆车仿佛是一张飞毯，正带着一家人开心地奔向远方。文章说：“‘中产’正成为21世纪的热门词 ‘中产运动’开始了人们互相问：‘你进入中产阶级了吗？’”
文章给“中产”列了六个标準：住在郊外的別墅区；购买进口的法国家俱；拥有私人会所的会员卡；经常去由外籍厨师主理的西餐厅就餐；在和睦家医院生孩子；读《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经济报导》。
我情不自禁地拿这些标準来比对自己的生活。我家当时已经有了別墅，但因为在北京北部的郊区，生活不如城里方便，所以我一直没有搬过去。最主要的，是我女儿的保姆荣反对搬过去。我们现在住的玉泉路离地铁站很近。我外出可以开车，荣外出只能乘地铁。她每周都有一天休假，她会在休假时间到处去玩儿。如果我们搬到郊区去，她外出时就得把很多时间花在交通上。自从我女儿出生后，荣就到了我家。老辛的餐厅越开越多，他每天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经常是我、女儿、荣三个人。荣已经成了我家的成员，我不希望她不开心。
200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荣一大早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了。她打算先去找在一家餐厅打工的表姐，然后两人一起去香山看红叶。通常她会在晚饭前回来，但这一天已经晚上9点了，荣还没有回来。那时手机还是奢侈品，荣自然没有手机。我给她表姐工作的餐厅打电话，得知她的表姐也没有回到餐厅。既然是和表姐在一起，我就没有特別地担心。
荣一夜未归。她的表姐也没有回到餐厅。我觉得出了问题，於是给派出所打电话报案。警察把荣的姓名、长相特征、身份证号记了下来，然后说一有消息就给我回电话。
晚上五点左右，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儿，说荣和她的表姐被关在位于昌平区的收容所里。不知为什么，我倒有些放心了，被警察抓走总比被坏人拐走要好。当时，各地政府都设有收容所，目的是为了帮助城市里的流浪汉和乞讨者返回家乡。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收容所会故意将流浪汉和乞讨者关押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让他们做免费的劳工，然后才把他们送回家乡。发展到后来，个別警察在大街上随便抓人，就算你不是流浪汉，有工作和住所，只要看你不像北京人，先抓起来让你干一个星期的苦力再说。
我当即开着车去了昌平，左拐右绕，在一个建筑工地旁边找到一个大院，四周的高墙上都有铁丝网，院门口有一只兇残的大狼狗。我直接把车开到院子里，一个身材瘦小，眼睛斜视的辅警出来接待了我。我说了荣和她表姐的名字。他什么证明文件也不要，就要钱。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山东人，收容所已经为她们买好了回山东的火车票，明天一早就準备送她们回家。车票是不退的，你就把车票钱外加两人住在这里两天的食宿费一共400元交给我吧。我一听，实在是不贵。如果是绑票，哪有400块钱就能赎回两个人的？
我交了钱，领了人。两个女孩子坐在车上，一句话都不想说。我先把荣的表姐送回餐厅，然后带着荣回家。一进家门，我女儿高兴地扑到荣的身上：“荣姐姐，你怎么变黑了？” 荣终于“哇”地一声嚎啕大哭。
过了几天，荣才断断续续地跟我讲起了那天的经历。荣和她的表姐在大街上被警察拦住，要求查验她们的暂住证。给员工办暂住证是雇主的责任。荣因为在我家里工作，我就没有给她办暂住证，这是我的失误。 不过，荣的表姐是有暂住证的，因为她在餐厅工作，随时会有警察来餐厅检查，所以餐厅老板们都不敢疏忽。荣的表姐拿出暂住证后，警察一把抢过去撕掉，然后说：“你没有暂住证，跟我们走吧。”
两人被送到昌平的一个建筑工地去筛沙子。如果有亲戚朋友带钱来赎，收容所就会放人。每一个人被放走之前，其它人都把自己的电话写在小纸条上，托她出去后通知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接到那个陌生女孩的电话。
这件事对荣的打击很大。荣是个很漂亮的姑娘，爱化妆，爱打扮，以前每次外出，从来也没被警察拦住过，她认为自己至少从外表上和北京人是一样的。在昌平筛了两天沙子，她被晒得黑油油的，过了大约半个月才恢复以前白皙的皮肤。
再遇到休息日，荣也不敢出去玩儿了，可是一天到晚住在公寓里实在是闷得厉害。再说，我有时候也希望荣能带我女儿出去散散步，但现在她连小区里的儿童游乐场都不敢去了。
2003年初，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郊外的別墅里。这个小区占地3000亩，共有別墅1600幢。小区内有两个人工湖，如果想在小区内走路转一圈，至少要一个小时。小区内实行封闭式管理，警察不会进小区来抓人。搬到別墅区，至少解决了荣的散步问题。休息日，她可以坐在湖边，拿着一本小说读一天。她也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小区里的有机农庄去买菜，还会带着我女儿去小区里的儿童游乐场玩耍。她也交到了一些朋友。各家保姆带着孩子玩儿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聊聊天。
我们刚搬进別墅，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是出生于湖北农村的一名大学生，2003年春节过后，他前往广州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还没来得及办暂住证，他就在街头被警察抓住，送进了收容所。孙志刚性格倔强，言语中顶撞了警察，於是在警察的暗示下，他遭到了其它被收容人员的殴打，最后死于收容所。此案经过《南方周末》广泛深入的报导，成了压垮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5月份，三名法学博士俞江、滕彪、许志永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他们认为这份文件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牴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此后，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彻底调查孙志刚案，并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特別的调查。6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簽署国务院令，公布了《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著《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正式废止。
这么说，荣可以自由地出去玩儿了。
但我却不想再搬回玉泉路的公寓了，因为我发现住在別墅里有很多好处。首先，2003年春天北京爆发了SARS疫情。SARS是通过呼吸传染的疫病。我家在玉泉路的那幢楼里不巧有两例SARS病人，於是整幢楼被隔离了一个月。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并不是每年都会发生，但却让我倍加珍惜郊外的低密度人口居住环境。
其次，住在公寓里，最大的问题是装修。一幢六层的公寓里有十二个单元，总有一家在装修。每家装修一个月，一年轮下来，第一个装修的人家感觉自己的风格已经过时了，於是又开始了新一轮装修。装修工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对于上班的人并没有影响，但我是坐在家里写作的。每天早晨我一打开电脑，装修工人也上班了，风钻的声音，鎯头的声音，声声刺耳。住在別墅区，就不会受到邻居装修的困扰。
我再也不肯搬回玉泉路了。荣很失望，她还是更喜欢城市生活。她离开了我。
荣之后，我雇了一个姓孟的阿姨，孟年纪比我还大两岁，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她出来打工是为了给孩子挣学费，所以并不在意雇主是住在郊外还是住在城市。孟来到我家之后，我女儿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幼儿园离我家8公里左右，每天有班车接送。女儿一上幼儿园，孟的工作也就变得轻松了。她喜欢做饭，也很有灵气，经常拿着菜谱琢磨一些新的菜式。我早晨九点左右开始写作，有时写到中午，正赶上一个关键情节，我很想一气呵成，不让灵感中断。但如果我不吃饭，孟就等着我，这让我感觉很内疚，於是每天只要她一喊：“吃饭了。”我就乖乖地走到餐厅，和她一起吃饭。
我和邻居们没有密切的来往。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不主动和別人来往，这与我外婆家所住的公寓楼简直是两个极端。不过，孟和其它家庭的保姆有来往，所以她的消息比我灵通。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孟对我说：“你知道吗？昨天林太太半夜回家，她忘了带钥匙，她丈夫不给她开门，她开车把车库门都撞坏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睡得死死的”。
住在这个別墅区的女性大多都比丈夫年轻，有些人比丈夫年轻三十多岁。林是唯一一个比丈夫老的。自从孟告诉我这件事，再路过林家，我就情不自禁地多看一眼。林家的花园是附近几家里最好的，她家有各种果树，花儿按照季节排列，每季都有花儿开放。有一天，我路过林家时放慢脚步，向花园里窥探，没想到林太太就站在一棵树下，见我放慢了脚步，她就笑眯眯地从树荫下走了出来。我顿时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偷东西被当场捉住一样。
我只好假装对她的花园感兴趣，向她请教了一个园艺的问题。她很耐心地给我讲解。在讲述的过程中，她仿佛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我丈夫是初中同学，当年我们俩一起去插队，所以我们都对园艺感兴趣。”
“你俩是同学？”我不禁脱口而出，“原来你们俩年龄一样大啊！”
“是啊，我们俩一起插队，一起回到北京，一起创业，一晃都快三十年了。在咱们这个小区里，像我们这样的原配夫妻大概不多见吧？”
“不多见。”我由衷地说。
“原配有原配的烦恼。填房有填房的烦恼。別看现在年轻，早晚也一样人老色衰。”
“是啊，是啊！”我频频点头，然后落荒而逃，“填房”、“人老色衰”，这些词都让我觉得很难听。
我可和那些当演员的当模特的阔太太们不一样。作为北京作协的簽约作家，我每年要开至少两次会。有一次，我们开会的地点在北京市委党校。那个地方管理很严格，需要出入证。第一天开会回家，我没有把车停进车库里，而是倒着开上停车道，让车头冲着大路，这样路人就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的出入证。那个会只开了三天，但会议结束后半个多月我才把车证取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孟哭丧着脸对我说：“邻居们都知道你是作家了，现在他们都不许自己家的保姆跟我聊天了。”
五
2004年，在与北京作协的第二个合同期，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我起初不敢相信，还专门为此去了趟医院。专业设备的检测结果仍然是阳性。开车回家，路上经过一座立交桥，在桥上盘来盘去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一种突围的感觉：这可能是我逃离的一个机会。
在这之前，我的写作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不前。我的故事还停留在90年代的白领生活。那段生活在当时还算是新鲜的经验，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就已经是一种相对普遍的人生状态了。我在签约期间出版过四部长篇：《什么都有代价》、《你选择的生活》、《幸存者》和《似非而是的生活》。这几个长篇里，《什么都有代价》因为得到“当代文学拉力赛”的某一站冠军，影响相对大些，但实际上它的结构并不好。那时我还缺乏写长篇的经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幸存者》，可惜这本书现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了。我最不满意的是《似非而是的生活》，偏偏这本书时至今日还能买到。有些新认识的人，去网上搜我的书，一搜就搜到《似非而是的生活》，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下单了，我只好说：“千万别读！拿来我退你钱。”
自从我结婚以后，我就失去了从生活中摄取灵感的能力。我的生活并不完美，但又达不到有益于写作的痛苦程度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我的生活就有点像这种带虱子的袍子。虱子搞得人挺烦，但这种烦没有深度。要是真地没吃没穿了，我倒也许能获得一种深刻得足以刺激灵感的痛苦。在这时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其实是在袍子上多添了几个虱子。但同时，因为我必须去国外生，我可以暂时喘口气，从我无法胜任的专业作家的岗位上后撤一段时间。
说到这里，我必须岔开一下，说说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当时在北京，超生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交罚款就行。交罚款我可以接受，但问题在于罚款的数额不确定。北京市官方公布的标准是：罚款额为全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至10位。北京市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万元，即使按照10倍计算，也不过是12万元，还在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我听说如果计划生育委员会得知你很有钱，就会专门为你把标准改成：被罚款家庭的实际年收入的3倍至10倍。我周围既有人被罚了五百万，也有人被罚了八万。用五百万买一个生育权，我认为太贵，而且不合理。生育，在我看来，已经是为社会做贡献了，为什么还要被罚？
所以，要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最保险的方法还是去国外生。我申请了加拿大移民，可是不巧赶上一个高峰期，估计大约两年才能审理我的案件。听说新西兰批得快，我又赶紧向新西兰递交了申请。新西兰投资移民分三步。第一步是资格审查，获得批准之后就可以得到为期一年的临时签证，申请人可以利用这一年出入新西兰，考察投资环境，把资金打入新西兰的帐户里；一旦资金到位，就可以得到一个为期两年的有条件移民签证。如果在这两年中资金始终存在新西兰，就可以在两年后得到一个“永久回头签证”。换句话说，新西兰的永久居留权是以签证的形式赋予的。只要得到”永久回头签证“，你可以随时离开新西兰，也可以随时返回。这样的移民条件比加拿大、美国都要宽松很多。
2005年1月，我通过了第一步资格审查，拿到了工作签证。2005年3月，我来到了新西兰。
2005年1月，我最后一次以签约作家的身份参加了北京作协的年度总结会。我们的会通常是在郊区的一个宾馆里举行。会议在下午，大家轮流发言总结。那次会上多了几个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作家，我记得有周大新和阎连科。作协的队伍更加兵强马壮，但我却要当逃兵了。我本来信心满满，发言的时候却突然结巴起来。我说我怀了孕，要去国外生孩子。大家纷纷表示：“这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什么比当母亲更重要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去餐厅吃饭。从会议室往餐厅走的路上，我就已经有了不自在的感觉。我已经不属于这个群体了。饭桌上，大家纷纷问我去哪个国家，我说去新西兰。有人问为什么是新西兰，我又开始从头讲我的移民故事。我有心不回答这类问题。我们是作家呀！我们应该谈文学呀！可是不说这些我又能说什么呢？这是我唯一能奉献给大家的有价值的信息。
六
我一下飞机，就对新西兰一百个失望。新西兰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少，市场小。我到新西兰的时候，全国只有两家连锁超市，一家叫Food Town，一家叫Count Down；我到那里不久，这两家超市就宣布合并了。电视台只有三个，分别是新西兰一台、新西兰二台、新西兰三台。记得有一天我买了一张报纸，居然在第一版的右下角看到关于某农场几头牛神秘死亡的报道。
给我办移民的律师是个香港移民。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思路混乱，效率低下。我去过他的办公室两次，两次他给我讲同一个笑话。他说他有个客户，儿子赌博，输掉了投资款，父亲却要求他给移民部写信，说把钱输到赌场也算是投资到了新西兰。我一开始还琢磨：他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发现他什么意思都没有，就是闲得慌，想和人聊天，又聊不出任何内容。在美国你绝对碰不到这样的律师，你想听美国律师给你讲笑话，他得向你按小时收费。
新西兰倒真是个很美的地方。新西兰国土由两个形状狭长的岛屿组成，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在奥克兰散步，无论朝哪个方向走，走着走着都能很快看到海。新西兰的海岸有一种戏剧感。比如在光滑平坦的沙滩尽头，在沙滩与海水接壤的地方，会突然立起一座小山，让人无法不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新西兰海岸漫步，常常让我想起简·坎平的《钢琴课》里的海滩，原始、荒凉、野性。当然新西兰也有平坦舒缓，适合休閒活动的海滩，比如Howick所在的半岛，形状像一只伸进大海里的梨，长长的梨柄的尖端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碧绿的草地直插进蔚蓝色的大海里，令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奥克兰还是世界上人均拥有船只最多的城市。Howick所在的半岛西海岸有个半月湾，东海岸有个米申湾。一般来说，只要地名里有“湾”，那里就会有一个帆船俱乐部。
听说新西兰又叫Aotearoa，在原住民语言中是“长白云的故乡”的意思，我感觉豁然开朗。新西兰海岸的那种戏剧感，有一多半到归功於天上的云。
在新西兰海边，经常能见到一种透镜状云（lenticular cloud）, 它的形成据说与新西兰海岸多山有关。当海风吹过山脉，就会形成上下震动。空气根据水分含量的不同而形成分层，每一层的空气都与水分饱和，其结果就是形成多层次的透镜状云。
这种透镜状云看起来非常壮观，非常有戏剧感。有时像天空中飘浮着的一艘飞船；有时像是一只巨大的茶碟；有时像一只不停地缓慢旋转的陀螺；有时像龙卷风，高高地向天空深处卷起；也有时天上仿佛发生了雪崩，一泄千里；还有时像是在深蓝的海水中潜游著一条巨大的白鲸鱼。如果说云的形状与新西兰的地貌有关，那么云的颜色大概就跟远离大陆有关。在这茫茫无际的南太平洋上，因为污染相对少，新西兰的云彩就显得特別洁白。
望着变化万千的新西兰海岸的云，我的思绪时常回到俄勒冈的尤金。那里也是秋、冬、春三季有雨，地带植被丰富，和新西兰的景观有些相象。但那里总给你一种内在拥有丰富张力的感觉。虽然我到底也没有摸到它的脉膊，可我总觉得它内在是紧张的。不像新西兰，它里里外外都是悠闲的。我想起当年坐在汽车上，看大片大片的绿油油的草坪向后退去，那么一种痛心疾首，那么一种抓不住的不真实的美。我作出了结论：尽管我永远也找不到理想的国土，但尤金是离理想最近的。
2005年圣诞节的时候，北京的律师忽然通知我：加拿大移民局给我发来了体检通知。如果体检通过，我就可以得到加拿大移民纸了。这个消息来得正是时候。我想我可以定居在加拿大的西海岸，温哥华离尤金才七个小时车程。
2006年2月底，奥斯卡颁奖。那一年，《指环王》是最大的赢家。导演获奖的时候说了一句：“Go, kiwi!”我心里忽然一动。Kiwi是一种新西兰特有的鸟，也是新西兰的象征和新西兰人的代称。我如果不来新西兰， 我大概很难通过背单词了解kiwi的意思。
我儿子也算一个kiwi呢。这是我与新西兰的缘分。但我还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虚幻的理由离开了它。新西兰接纳了我和我的儿子，而我却没有报答它。不过，我安慰自己说：我和新西兰毕竟只有一年的联系。我和中国有将近40年的联系呢，还不是说走就走，六亲不认。
离开新西兰前，我要去市中心办点事。奥克兰的市中心和全世界所有的大都市一样，有密集的高楼，众多的单行道，又因为多山，所以道路弯弯曲曲，上下坡很多。我每次去市中心，都要拐错几个弯。一旦拐错了，就只好继续往前开，看到一条安静的街再拐进去，停下来，拿出地图，重新规划路线。只有这一次，我一次都没停。虽然也曾拐错弯，但我心里已经对市中心一带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即使拐错，我也能大体判断出目的地在哪个方向，在下一个路口左转或右转，从而一气呵成地到达目的地。
我在附近停好车，往目的地走。就在这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深深的遗憾：我花了一年时间，终于熟悉了奥克兰的市中心，但我却再也不需要这个知识了。
七
就这样，我带着出生在新西兰的儿子又回到了中国。在中国等了大半年，加拿大的移民签证批了下来，于是我们全家又登陆加拿大。
到了温哥华机场，我们先要前往移民入境厅办理落地手续。移民入境厅就在机场到达厅的一侧。等待面谈时，我们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行李传送带。我们家的几只箱子在传送带上孤独地旋转，一圈又一圈。我女儿伊娃对房间尽头的自动售货机更感兴趣。她想买一瓶饮料，可是我没有加拿大硬币。我从中国的银行换了一些纸币，有一百的，有二十的，就是没有硬币。直到今天，每次我到达温哥华国际机场，等行李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要看一眼移民入境厅。那架自动售货机一直都在。
就这样，我成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过了半年，我拿到了美国十年往返签证。每到节假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开车往南。从我住的列治文往南开半个小时就到了和平门海关，过了海关就是美国的华盛顿州，再继续往南开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西雅图。一过了边境，我就觉得如鱼得水，连美国的空气都令人心旷神怡。我经常过了边境后在第一个休息站停下来，在休息站旁边的树林里漫步，一边走一边说：“美国的空气都这么好闻！”以至于伊娃都烦了：“又来了！”
现在想来，这其实也是正常的。加拿大是寒冷的国家，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沿着美加边境的一个窄条分布。换句话说，边境以北的加拿大部分是人口密度极高的都市，边境以南的美国部分却是边陲小镇，人口密度极低。两相比较，当然一过边境就进入了大自然，负氧离子含量极高，令人感觉心旷神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有点像，都是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人烟稀少的地方；天上云舒云卷，仪态万千；大朵大朵颜色绚丽的花在地上绽放；每个院子都打理得精致、细腻，却又永远看不到打理院子的人。华盛顿州的色、形、味总让我想起自己一直没有追寻到的“理想的形式”。
虽然尤金离温哥华才七个小时车程，但我也不敢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开车过去。2007年圣诞节假期，老辛来温哥华。有他当司机，我终于圆了重返尤金的梦。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西雅图。第二天在波特兰玩儿了几个小时，进入尤金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当时市场上已经有了GPS，但是我们的习惯还停留在使用地图册的阶段。我们担心会迷路，计划一下高速就找个加油站买本地图。然而我们一下高速就发现：根本不可能迷路，尤金只有一条主街，右前方就是当年我们刚到尤金时落过脚的Motel 66——红色的霓虹灯字母“vacancy”（有空房）在迷蒙的夜空中闪烁。
第二天早晨，老辛说他没睡好，哪里也不想去，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们故地重游。我努力想找回当年那种迷失的感觉，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发现：想迷路很难。城市如此，学校也如此。我记忆中校园是很大的，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教学楼要走好久，当年我下了课，必须飞奔着去上另一节课，因为只有十分钟，中间还要去小卖部买一杯咖啡。一切都是满满的，挤挤的，令人目不睱接的。而现在，我还没开始正式走呢，就已经从这头到了那头。我对此完全没有准备，只好再掉头往回走，找个教学楼，好歹留个影。
我还带孩子们去了当年我住的公寓。我们公寓所在的那条路叫“狐狸尾巴”。因为公寓在山上，“狐狸尾巴”在我记忆中是条坡度很大的路。当年老辛开车送我上下学的时候，如果没人，他就会故意开得很快，造成一种失重的感觉，吓得我大呼小叫。我事先告诉孩子们：“等到了狐狸尾巴，你可得小心点儿。路很陡的。”
我找到了当年住的公寓，在窗下拍了一张照片。往回走的路上，伊娃忽然问：“狐狸尾巴已经过去了？”
我们回到旅馆，老辛还是哪里也不想去。我已经把尤金都转遍了，而这时也才刚刚过五点。我不知道这个晚上怎么过。这时伊娃忽然提出：能不能给我买个Tamagochi？这是当年游行的一种电子玩具。加拿大也有卖的，但是美国更便宜，而且俄勒冈没有消费税。我当即决定去购物中心。这是此次最后一个追忆似水年华的机会了。
拐下高速，刚进入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车这么少？我把车停下，将信将疑地走到购物中心大门前，才发现商场已经关门了。
开什么玩笑？尤金竟然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六点就关门停业的城市？当年我心目中遥不可及的沸腾的生活，究竟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我们开车回家，本来计划中途再休息一晚，但是我们兴味索然，一口气连着开了七个小时，直到美加边境。
八
2008年的感恩节假期，我去了北加州圣何塞看之华。加拿大的感恩节和美国的感恩节不是同一天，我的感恩节周末对于之华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她要带儿子、女儿去上各种课外班。我跟着她送孩子们去学校。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俩就在外面逛商场，或者聊天。到了周一，她要去上班了，我参加了个旧金山一日游。结果我没有计算好时间，错过了飞机。当晚已经没有直飞温哥华的飞机了。我可以选择在机场住一夜，第二天再飞回温哥华，但那时我在《明报》温哥华版工作，我不想让主管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于是我果断改了机票，凌晨一点多到西雅图Tacoma机场。
从机场租了一辆车，我喝了一杯浓咖啡，就开车上路了。一连三个小时，我一个人安静地开夜路。出了西雅图，基本就是荒郊野地。偶尔有一个小镇，路边立着加油店的标志。过了Burlington后有将近40公里是没有人烟的山区。这段崎岖、黑暗的山路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双峰》。《双峰》的故事就发生在华盛顿州，那里也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双峰》的主角是一个FBI侦探，喜欢对着一个只住在录音机里的神秘的黛安自言自语，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于是，当我在盘山公路上绕来绕去的时候，我也忽然有了一种自言自语的冲动。
我问我自己：你的生活在哪里出了错？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感觉我的生活出了问题，但我一直说不清问题所在。就像我一直坚信我与众不同，但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同一样。我想到一年前的俄勒冈之行以充满希望始，以希望破灭终，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还没长大。从前，在故地重游的时候，我总会觉得那个地方更小了，更窄了，前往那个地方的路更短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自己还在发育。但我上次离开俄勒冈已经三十二岁了，说自己那时候还没长大，多少有点可笑。
但我的确还没有长大，不是指身高还有发展空间，而是指精神上还没有成熟。一方面，我对别人给我安排的角色总是不甘心，我觉得我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但另一方面，我又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什么，因而并不反对接受别人对我的安排。
我一心要写作，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写得最好的还是1990年代后期的几个中短篇。那时候我失业，看不到前途，忧思感愤颇多。现在我的生活虽然并不完美，但又不是那种有益于艺术创作的残缺，而是日常生活的烦扰，既不完美，又不深刻。
就在这时，我萌生了用英语写作的想法。也许把自己逼到语言的绝境，我就能回到九十年代后期的状态了。
九
2009年，我辞掉了工作，去温哥华电影学院上学。
在温哥华电影学院的第一节课上，老师让大家谈谈各自的“罪恶的快感 ”（guilty pleasure）。我不懂这个词组，就根据guilty（罪恶的）和pleasure（快乐）推测：大概是让大家例举自己喜欢的犯罪电影。不巧的是，坐在我左边的同学们纷纷报出我闻所未闻的电影名，没有给我修正误解的机会。轮到我，我响亮地报出了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全班同学都向我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下课之后， 我找了一个面相善良的同学虚心请教。对方解释说：guilty pleasure指的是那些你明知不太好但还是特別享受的电影，“罪恶的快乐”。
怪不得他们那样看我呢。原来guilty please是指那些太通俗的，批评家评价不高的，作为专业人士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喜欢看的电影。我想起1989年夏天我在胡同中穿行时看到的电影海报。那几部你明知道它是胡扯，但还是有点想看的电影。我想起我拥有过的一种独特的思乡之情：对我从未拥有过的生活，从未去过的地方产生的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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