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八章 又一个残忍的季节
一
1989年7月的最后一天，我拎着两只箱子搬进了北佳公司的宿舍。北佳公司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宿舍楼租下了一整层，然后再分租给公司的雇员。北京大学附中在海淀剧院旁边的一条胡同里，离北京大学南门约2公里。1984年熄灯事件四天之后，我曾经跟着游行队伍一直走到海淀剧院。转眼五年过去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北大每年9月份才开学。不过，8月10日左右，我在下班回中关村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了大批的返校学生。原来这一年北大提前至8月中旬开学，以弥补六月份提前放假的损失。
这么说，之华也应该回来了。
我想去找之华，但又一直拖着。我每天五点下班，回到宿舍就已经快7点了。如果事先没约好，之华也不一定在宿舍。但事先又没法儿约，因为我做事经常是临时起意。
我不再每个星期日都去办公室。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随时读书、写作，没有人打扰。不过在宿舍读书、写作的效率并不高。坐在办公室里，总还是有一种上班的仪式感，有利于保持专注。在自己家里，不知不觉就从椅子上挪到了床上，再在床头柜上放杯茶，来一袋薯片……
每个星期天早晨，我都要进行心理斗争：如果今天有十个小时可以支配，是六个小时在办公室（因为要花四个小时在路上），还是十个小时在家里能得到更好的结果？不论我走了哪条路，到了晚上总要后悔没走另一条。
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从早晨一睁眼就开始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留在家里，但是两个小时以后我又后悔了，于是想：现在立即出发还来得及。
我走出宿舍楼，迎面就是北大附中的操场。星期天的操场一个人都没有，显得比往日更辽阔。住校的学生一般星期日傍晚五点才开始返校，眼下的校园正夹在两段喧嚣之间。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宽广、寂廖的空间了。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天安门广场。秋天是北京最宜人的季节，既不冷也不热，让人恍然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操场，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变成了非物质的，只剩一股灵魂，就像一只失去了绳索的汽球，即将飞向高空。我抬头望去，天空中竟然没有一丝云，澄澈得如同擦得一尘不染的玻璃门。我感到一阵心痛，一阵晕眩。
我想起了之华。我今天必须要见到她。我去了北大附中的传达室，在那里拨通了之华宿舍所在楼层的号码。有人接了电话，帮我找到了她。我们约好在学校小卖部见面。
小卖部就在我当年住过的31楼旁边，在从31楼通向三角地的必经之路上。 记得那天我和之华一人买了一瓶酸奶，然后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两个人隔桌而坐。
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是半年前，按说这半年之内应该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一坐下来，三句两句就说到了6月4日。6月4日上午，去广场的学生撤回学校。有谣言说军队马上要来攻打学校，逮捕学生。之华几乎没参与过天安门事件，但当时学校的管理已经瘫痪，人人都认为军队会不分青红皂白血洗学校，于是学生们纷纷决定回家。之华也决定回天津。可怎么去北京火车站呢？北京火车站就在天安门旁边。要去北京火车站就绕不开天安门。
有个同学想起当年曾经坐火车去野三坡旅游，乘坐的是从八达岭到野三坡的列车，不需要经过北京火车站。野三坡是北京周边著名风景区，位于河北保定涞水县。保定位于北京西南150公里，天津位于北京东南150公里。北京、天津、保定正好组成了一个近似的等边三角形。如果走这条路线，那么她到了保定之后，还得再想办法往东走150公里。只要能躲过北京火车站这个是非之地，就算绕点路也没关系。
几个同学于是结伴出发。他们花了半天的时间奔走在学校周边几个火车站之间，只要远远地看见军人便改道而行。当天下午，他们终于坐上了开往保定的火车。车厢里全是大学生，哪个学校的都有，到哪里去的都有，眼下都只有一个目的：逃离北京。汽笛响了起来，也许是昂扬的汽笛声刺激了大家，也许是终于逃离北京让大家感到放松，不知谁起了个头，全车厢的人都唱起了《国际歌》。
“《国际歌》，”之华嘴角露出一抹玩世不恭的笑，“你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我在广场上天天都听这首歌。
唱着唱着，火车出了北京，进了河北省界。车窗外就是辽阔的华北平原了。平原上有一条与铁路基本平行的若隐若现的公路。突然有人大喊：“快看，坦克！”大家都吓得一激棱。胆大的人探头去看，原来并不是坦克，只是柏油路面上留下的坦克履带辗过的痕迹。但唱歌的人还是住了嘴，甚至恨不得把刚刚唱出来的歌吞回去。
很多年后，我才理解到这一场景的象征意义。那天坐在火车上的学生们，绝大多数在6月3日晚上不曾坚守在天安门，也不曾目睹最激烈的战斗。他们只是通过幸存者的讲述才知道了坦克，但这也足以让他们恐惧，足以让他们一看到坦克履带辗过的痕迹就沉默下来。坦克就这样劫持了我们的头脑，从此后只要看到坦克的图象，甚至看到它的文字，听到它的发音，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就会产生恐惧信号，再将恐惧信号发送至全身，从而令我们心跳加速，冷汗直冒。
我们这一代再也不会抗议任何事了，二十年、三十年、有生之年。
透过小卖部的窗口，我默默地望着直通宿舍区的马路。马路北侧就是我当年住过的31楼。也不知道445房间现在住着什么人？玻璃窗擦得很干净，仔细看去，角落上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
“感觉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叹了一口气。
“是啊，”之华说，“不说这些了。”
“你最近忙什么？”我想换个话题。可是接下来我们的话题还是离不开天安门，只不过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余波和影响。
之华告诉我：现在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政治学习。要学习邓小平在戒严部队的讲话，要交代自己在六四里都做过什么，要对天安门事件中学生的观点展开深刻批判，要统一思想，承认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
“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我感到难以置信。“这个论证起来有点难度吧？”
之华说：党才不管你怎么论证呢。你只要跟着一起胡说八道就足够了。它并不在意你是否真心相信。你只要行为上步调一致，就说明你服了它。党的目的就达到了。
的确。我想起初中时我不跟我的同桌说话，我的理由是我的天性孤僻，但老师说：你并不需要改变性格，只需要改变行为。看来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思路。
我的酸奶瓶已经空了，吸管发出“扑扑”的声音，吸上来的都是空气。
之华忽然说：“我要去美国。”
我说：“你不是一直都要去美国吗？”
她说：“我一天也不想再等了。现在就要申请。”
之华读的比较文学需要三年时间拿到硕士。正常来说，她应该明年这个时候开始准备申请。
“咱俩一起复习托福、GRE吧，”她又说，“两个人可以互相督促。”
我说：“好”。
可是和之华分手后，我又犹豫了。报考托福和GRE需要单位人事部出一封介绍信。如果我去找北佳公司人事部，那等于告诉公司我要去美国。这样一来，老板就有可能解雇我，因为我已经有了二心。就算老板不解雇我，我也可能一年之后拿不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那我就成了全公司的笑话。
之华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她刚开始复习托福，学校就收紧了出国留学的口子。北京大学不再给在校生开考试介绍信。最后，她父母在天津托关系给她找到了一份介绍信。既然介绍信是从天津开出的，她就必须在天津的考场报名、考试。
介绍信是我们俩遇到的第一个共同的困难，面对这个困难的态度成了我们俩之间的分水岭。之华克服了困难，而我被困难克服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正式分道扬镳。
二
之华考托福的那天，我感到若有所失，一大早就跑到北京饭店楼下的邮局给她拍了封电报，预祝她考试成功。中午，她考完试回到家，才收到这份画蛇添足的电报。
拍完电报，我还觉得坐立不安，于是我给郭言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不长，核心信息就是一句话：“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曾经和你的先生有过密切的接触。”我没有署名。
我知道郭言妻子的名字，也知道她家的地址。我担心郭言看出我的笔迹，于是我让小赵帮我写了信封。信发出去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每天都在猜测：怎么还没反馈？难道信寄丟了？第四天，郭言来电话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干的好事儿！”
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说：“你给小叶写了信，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你。”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我真是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比毒蛇还狠毒，比狐狸还狡猾。竟然还找个男生替你写信封。那封信是我从传达室里拿到的，是我亲手交给小叶的，我还跟她开玩笑说：‘看看，这是哪个仰慕者给你写的情书啊？’”
我终于“噗嗤”乐出声来。
“我真是瞎了眼！”他忿忿地挂断了电话。
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这下他甭想忘记我了。他的老婆没事儿就会提醒他。
三
我错过了和之华一起考TOEFL，但我还没有完全泯灭去美国的幻想。我在大学四年级考过一次托福，成绩还不错，我认为我不用复习托福，只复习GRE就可以。我还有时间，还赶得上之华的脚步。
但是，新的干扰接踵而至。
进入10月，佳能公司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村田先生结婚了。这本来是私事，按道理应与工作无关，但村田先生结婚后，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影响到了我们。结婚前，他一下班就跑去和女朋友约会；一旦结婚，他经常下班后拉着我们一起去吃饭。川岛小姐解释：日本的风俗就是这样的。男人如果回家过早，会被太太看不起，认为你在公司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日本男人下班后都不回家，即使没有工作也要在办公室呆到很晚，要么就跟上司、同事一起吃饭、喝酒，总之必须要拖到很晚才回家，这样才会在太太面前有面子。我觉得这个风俗匪夷所思。川岛小姐也很不喜欢这个风俗，她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坚决不嫁日本人的原因。
我们每周至少会有两次饭聚。能够导致饭聚的理由有：东京总部有人来北京出差；佳能香港公司有人来北京出差；佳能大连公司有人来北京出差。如果实在没人来北京出差，村田先生就会找北京当地与佳能业务有关的人，比如照相机维修站的经理、复印机维修站的经理，等等。
这些吃吃喝喝的活动，并不仅仅达到了消磨时间，避免过早回家的目的。有时饭桌上的随意闲聊，还真地涉及到业务和情报。比如我就是在饭桌上第一次听说水货的问题。水货就是走私货。198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走私的方法是先用大船把商品从外国运来，再将商品用塑料袋密封好后投入约定的浅海中，陆地上的人划着小船到约定的地点将货物取走。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产品就叫做“水货”。多年以后，“水货”用来泛指用各种手段逃避关稅的商品。比如有人假装成旅游者，在身上绑上几十台手机，通过陆地海关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这种人也被称作“水货客”。在80年代末，中国市场上的佳能相机有相当一部分是水货，但日本总公司并不掌握具体数据。有一次，村田先生在吃饭的时候问北京照相机维修站的经理：每月来维修照相机的客人中，有多少人是有保修卡的？有多少人是没有保修卡的？通过经理的回答，他能大致估算出水货在中国市场的占比。
第二件事，是公司来了两个新雇员。大连工厂开业，业务量增加，于是公司又从FESCO聘请了两个刚从外语学院毕业的学生。男生姓顾，女生姓廖。这两个人虽然比我只小一岁，但风格与我完全不同。我至今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外语学院与综合大学的区別，还是89前与89后的区別。小顾是第一个对我进行时尚启蒙的人。记得有一次，他穿了一件条纹衬衫来上班。那条纹好像斑马身上的花纹，看得我直头昏。我问他：“你穿的这是什么？看着眼晕。”他指着身上的衬衫，很骄傲地说：“这可是小筱顺子。”下一次，他又穿了一件让我眼花撩乱的条纹衬衫来，我说：“啊！你又穿了小……小……条顺子！”他就摇摇头，非常无奈的样子，似乎是说“朽木不可雕也”。他们俩的日语都非常好。我在佳能公司一年多，日语水平始终一般，只能听得懂最基本的对话。他们俩一入职，我立刻有了耳聪目明的感觉。小廖经常向我转达村田和川岛聊的八卦。看起来，老板们也不是整天都在谈工作。
有一天，小廖告诉我：村田先生对川岛小姐说：今年的预算很可能花不完，我们必须突击花钱，不然总公司就会削减明年的预算。川岛小姐说：预算没花完又不是我们不努力，是因为受到天安门事件的影响。村田先生说：只怕到年底，大家都把天安门事件忘了，只记得我们没花完预算。川岛小姐说：那我们去唱卡拉OK吧。
这个情报的核心是：我们很快就要去唱卡拉OK了，你赶紧练歌吧！
我从来没唱过卡拉OK，但是我听很多日本人说过：这是日本对世界的三大发明之一。另外两大发明是方便面和随身听。不过，在1989年，卡拉OK在中国还没有成为全民广泛参与的娱乐，而是一项只能在四星级以上饭店里找到的高消费娱乐。进入12月份，果然如小廖透露的，我们在吃完饭后新增了一个项目：去卡拉OK。我第一次玩卡拉OK，一句都不敢唱，就坐在那里，看別人唱，给別人鼓掌。去到第三次，才壮着胆子选了一首歌。
只要去卡拉OK，最早也要11点才能结束。回家的时候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我只能打出租。虽然吃饭、唱歌都是由公司付钱，但是坐出租的钱只能自己付。我们活动的地方基本都在北京的东部，我的宿舍在北京西北，每次打车至少要二十块钱。
1989年底，教育部发出了通知：出国留学要向国家交纳培养费。我们当年的大学教育是免费的。天安门事件后很多学生都在办出国手续，国家很生气，认为花了本国纳稅人的钱却培养了一群白眼狼，于是规定大学毕业后工作不满六年就出国的，需要把培养费还给国家。我们私下里把这笔钱叫做“赎身费”。当时的价格是大学本科每年2,500，研究生每年4,000。我是本科毕业，出国要交给国家10000元。10000元对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即使我这样的高收入人士，不吃不喝不交房租也要攒二十个月才能凑足赎身费。
可是我要吃要喝还要交房租，还要支付额外的消费，比如深夜坐出租车回家。每次参加完这样的娱乐活动，一出饭店的大门，我就开始后悔：我这是在干什么？我浪费了本该用于复习英语的时间，浪费了本该用于赎身的金钱。深冬夜晚的北京，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透过车窗望着向后迅速退去的空旷的街道，我感到自己的出国梦也渐行渐远，一去不复返了。
没有人强迫我去参加这些娱乐活动，我完全可以下班后和大家说再见，然后坐上回中关村的公共汽车，并且利用通勤的时间背单词，练听力。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目的明确的人，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也就不能逆水行舟。这么多年来，我唯一主动做过的有难度的事情就是转系。这是因为我要反抗父母为我选择的人生。也就是说，我唯一的动力就是叛逆。
天安门事件后，社会氛围悄然转向。在政治生活层面，普通人完全没有了话语权。在经济生活层面，可选项却开始慢慢增多，甚至不再有一种选项占据主导位置。这样的氛围恰恰使得喜欢叛逆的人失去了方向。叛逆其实是简单的，只要凡事反着来就行。在一个机会相对多样的社会里，人们需要的是选择的能力，而我是在匮乏中长大的，我最缺的就是选择能力。一旦需要我自己选择、比较、权衡，确定目标，坚定执行，我就感到无从下手。大到去美国留学还是留在中国工作，小到星期日去办公室还是留在家里，我都会犹豫不决，错失机会。到那时为止，我唯一可以夸耀的仍然是转系。当年我的同学们都因此认定我是一个独立、有主见的人，但其实我才是一个缺少方向的盲目的人。
1990年1月11日，北京市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令。其实在那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对戒严令没有感觉了。突然听到戒严令解除，我还有点诧异：原来这大半年来一直处在戒严状态之下？那么多个夜晚，我坐在出租车上穿城而过，原来一直都有解放军在远处冷冷地看着？
四
金钱的力量卷土重来，以报复性的加速度飞奔而来。我仿佛又回到了1989年年初与之华的争论之中，只不过反方的对手换了人。之华已经完全把我置之度外了，她一心一意在忙出国。我只能去骚扰別人。日本总公司继续给北京办事处寄来大量的文具、小礼品、掛历、宣传画册、产品说明书。我的工作之一仍然是将上述宣传品散发出去。我跟许多老同学联系上，一旦要到对方的地址，二话不说就给人家寄礼品。
我记得当时最受欢迎的是五种颜色的圆珠笔。时下这种东西普通文具店都有售，但在那时却是少见的精巧小玩意儿。当时中国的圆珠笔只能造出红、蓝、黑三种颜色，但日本却能造出黄色和绿色。那不是一般的黄和绿，那种黄，柔软得就像初生的小鸭子嘴上的毛；那种绿，娇嫩得就像初春的草地，或是树上的新芽。
我一心一意想让我的朋友们理解物质的美好。物质的美好不一定会带来精神的堕落，有时甚至正相反，物质的美好甚至能带来精神的升华。比如电话。先进的电话能更快、更优质地传递信息，从而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当时绝大多数电话号码都是六位数，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七位数。七位数意味着是程控电话，程控电话意味着可以直拨长途。先进的通讯手段能够使友情得到更迅速、便利的沟通，这绝对应该属于精神享受的范围。
某一天，我心血来潮，给大学时认识的一个男生打了个长途电话。那男生比我大几岁，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个研究生。他是江苏人，毕业后回了南京。接到我的电话，他并没有感到友谊的温暖，反而紧张兮兮地告诉我：他马上要结婚了，下班后要和女朋友一起逛商店买家俱，不能见我。我告诉他：“我在北京，不在南京”。他说：“可是你的电话不是长途啊？” 当时要打长途，一般都要先接通北京市长话局，报上自己的帐号，再报上对方的省市和电话号码，由话务员为你接驳。他一拿起话筒就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话务员说的“现在为您接通长途”，于是死活不肯相信我的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我反覆解释什么是程控电话，什么是直拨长途，他始终将信将疑，最后还问我找他有事儿吗？是不是要他帮忙购买返京的火车票？我气急败坏地说：“不用。我买火车票都是直接去外宾售票处，拿外汇券买，不用排队！”放下电话，我万分沮丧，感觉自己到底还是成了炫富的暴发户，一点也没体现出精神上的高层次。
我经常主动向之华提供帮助。隔几天我就会问她：你有没有补充的申请资料需要用传真发给美国？我可以替你发传真。我能发传真！但她总是说：“噢，谢谢啦！暂时还不需要发电传。”我于是就很生气：传真，传真，说了多少遍了，那是传真！
“真”，就是原封不动，栩栩如生。“传真”，就是把图象原封不动地发送到远方。要想对“真”字有感觉，你必须忘掉那个“电”字。技术发展到这一步，电早已成了不言而喻的。人应该对电浑然不觉才是。总是对“电”念念不忘，说明你的头脑还在前现代社会。
我对一切带“电”的词深恶痛绝。当时，北大激光照排系统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宣传语，叫做“告別纸与笔，迎来光与电”。北大人的观念居然也可以土得掉渣。
五
1990年春天，郭言给我来电话，告诉我：他和妻子分居了。
我说：“呵呵，又分居了？”
他说：这回是真的。离婚程序已经启动。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等待。他妻子单位要分房子。当时中国的单位一般不会给独身女性分房子，所以必须要等他妻子拿到房子之后才能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在她没拿到房子之前，她住在他们共同拥有的那间房子里。他搬了出来，毕竟他是有过错的一方。
他特意强调“有过错”，大概是想说：他的过错我得承担一半。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中央党校学习，住在党校的宿舍里。他要在那里学习半年。
我说：“好好学习吧。从党校毕业你就可以升主编了。”
他说：“我没想那么多，眼下没有地方住，正好报社有个脱产学习的名额，我就来了。不过我住的条件还不错，一个人住一间房。你不来看我吗？”
我说：“一个人住一间房多好啊！好好作梦吧！”
六
之华被康奈尔录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为什么有些难过。对于好朋友的成功，我第一次产生了嫉妒之心。这种嫉妒不仅仅是源于她得到的东西我也想要，还源于我见证了她如何一步步去实现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每一个障碍面前，我都是知难而退，她却是迎难而上。我们俩之间的距离于是越来越大。
有一天，公司聚会我喝了一点酒，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有些昏眩。在一种既满足又迷茫的情绪中，我想到了之华。我想她是因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所以才要去美国。她是学比较文学的，如果毕业后被分到政府的宣传部门，党需要她论证资本主义民主都是假的，她就得援引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样的学术生涯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她必须去美国。而我就不同了。我在佳能公司的工作与政治没有关系。我不必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
再说，我是要当作家的，而作家最宝贵的财富是生活。美国虽然好，但如果我现在去美国，进一个大学，读一个博士，什么时候才能接触到核心的美国生活？中国就不同了，它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在经历一个大时代。我在中国的生活比普通的中国人更加精采。这就好比看拳击比赛，我如果到了美国，只能坐在后排，我现在在中国，坐的可是拳击台边上的第一排。
我就这样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
我准备打持久战。我的宿舍本来是按照双人房间来布置的，里面有两张床、两个书架、两张书桌、两把椅子。这些家俱都是公司配给的。我打定主意自己一个人住，于是就让公司后勤处把一张床拉走。然后，我请同事帮忙，把一个书架移到屋子正中，起到一个屏风的作用，将一间房分成了睡觉和工作两个区域。我认为这样改造一下，有利于我专心学习和工作。
收拾完以后，同事们都说我这间房是整个宿舍区里最像家的。大家都表示以后要经常来我这里吃饭、聚会、打麻将。
七
之华拿到了美国的录取，并不意味着她就能顺利赴美。她正在读研二，还有一年才能毕业，现在赴美只能先退学，然后以无业青年的身份申请护照。我感觉退学的决定非常冒险。万一去不成美国，中国的学位又没有拿到，那岂不是两边都失去了？但是之华决心已定。
春暖花开的四月份，她的退学手续办好了，就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她忽然问我能不能找个地方看录影带？当年，很多外国电影都是以录影带的形式在中国流传。如果一个人有一盘，大家就要轮流借，每个人只能看一晚。之华到手了一盘改编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布拉格之恋》。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你马上就要去美国了，到了美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她说：“我是为了你才借的，我知道你最喜欢这本书。”
这倒也是。等之华走了，凭我的社会关系，肯定是借不到这种录影带的。看看我身边这些人，哪个像喜欢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穿小筱顺子的小顾？还是喜欢唱卡拉OK的小廖？
我把我认识的所有熟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想到了郭言。
我给郭言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找个看录影带的地方，他说党校里有个活动室，里面有放录像的设备。我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能在党校放吗？他说：“没问题。党校不像你想的那么僵化。党要指导群众的思想，必须了解群众的思想。社会上的人喜欢看的东西，我们都要知道。”
晚上，我和之华拿着录影带到了党校。郭言在电话里给了我详细的指示，按照他的指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他所说的那栋楼。活动室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女性。她自我介绍说姓魏，郭言下午去清华听讲座了，拜托她在这里等我们。之华拿出录像带试了一下，没问题，能播放。魏大姐又说我们应该去储藏室多搬几把椅子来，估计今晚会来很多人。
我搬着椅子正往活动室走，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郭言。我曾经有过很多幻想，关于我们在何种情况下重逢。在街上，在车上，在剧院，在书店。每个场景都是彩色的。但当我真正见到他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忽然变成了黑白的。我们仿佛不是立于当下，而是站在久远的过去。
我愣了几秒，最后以一种调侃的语调说：“嘿，你怎么变矮了？”
他有点扫兴，但也不是真地生气。他说：“你呀，你就找不出更好听的话来说吗？”
甭管好听与否。我说的是真话。每当我重返一个地方，我总是觉得那个地方更小了，更窄了，前往那个地方的路更短了。这是因为我自己还在发育。我才23岁，俗话说“二十三，蹿一蹿。”不过，即便是真话，我也不必非要实话实说。我为什么非要扫别人的兴呢？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在我的每一段关系中，我真正要寻找的都是我已经长大的证据。我急切地想要确认自己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强大。并且我还要求对方承认这一点。这是我和外婆决裂的根本原因。在她心目中，我永远是十二岁时一听说回天津就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女孩，而我却急于证明我早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已经可以闯世界了。这就是为什么她更喜欢陆华的原因。我被她赶出来真是活该。
就在那一瞬间，我原谅了外婆。我把椅子放下，向郭言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高兴。”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这是比友谊更亲密的握手。一股压抑已久的欲念经由我的手臂传入我的心脏，令我心跳加速。不过，这欲念又不够强大，不够狂野，即使压抑了它也不会令我悲伤欲绝。
我们俩从楼里溜出来，走到一个小花园里。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我问：“工作还好吧？”
“还行，”他说，并不显得很热心。
“等你从党校毕业，报社肯定会提拔你。”我想挑他爱听的话说。我相信如果我努力，也能招人喜欢。
“也许吧，”他想了想，“不过有什么用呢？我对这个国家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这是天安门事件后一种普遍的悲观。八十年代惊鸿一瞥的自由，尽管当时我们觉得很不足，现在却已经一点都不剩了。这是之华为什么非要去美国的原因。可她毕竟年轻，英语又好。
我再一次感受到六四后社会的改变。我对这种改变的估计总是不够，也许永远不够。
“你知道我曾经为你担心吗？”我盯着他的眼睛。“我觉得六三那天晚上你可能在广场。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你老婆接的。”
“我一猜就是你。”他说。“我应该向你报个平安。”
我的眼泪涌了上来：“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老婆写那封信吗？”
“我知道。”他平静地说。“是我不好。我应该给你报个平安。不过¼¼”他耸了耸肩，没往下说。
我觉得沉冤昭雪了。我擦了擦眼泪：“对不起。”
“无所谓啦，要离的早晚得离。” 他转向我，伸出双手抓住我的肩膀。
“我想问你个问题。”我说。
“问吧。”他期待地望着我。
“关于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有两种理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知道你在问什么，”他说。“从我所处的位置，我的确没看到大规模的屠杀。零星的枪声是有的，也许有个别人被杀。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学生们是和平撤退了。”
“你肯定吗？”我追问。
“我不肯定。我为什么要肯定？”他忽然生了气，“不管我说什么，我总要受到攻击。人人都期待我说他们想听的话。”
“算了，别生气。”我说。“我只是想知道真相，我没有先入之见。”
他望着我，叹了口气：“这就是你想问我的？”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问他离婚手续到底交上去没有？要不要问他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一起？
“让我再想想。”我说。
“好吧，”他松开了我的肩膀上，“慢慢想，别急。”
我们回到了活动室。我把郭言介绍给之华。我事先没有告诉之华我和郭言之间的故事，只说是一个朋友。但是我以前跟郭言讲过很多之华的事，所以郭言表现出对之华非常了解的样子，让她十分惊讶。她时时狐疑地望向我，我假装没看见。
电影是全英文对白，既没有中文字幕，也没有英文字幕，在场的人都说听不懂。我也基本听不懂，但我对小说很熟悉，于是仗着对原作的记忆，连蒙带猜地给大家充当翻译。电影结尾时，撒宾娜接到一封信，告诉她托马斯和特里莎死了。我哭得翻不下去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那女人手里拿的什么，竟会有这种效果。
郭言要送我们到党校大门，我拒绝了。
和之华走出党校大门的瞬间，我忽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看录像。我并非找不到其它看录像的地方。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和郭言有个了结。
现在，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但我并没有感觉到轻松，而是内心充满悲哀和怀疑。
我和之华坐上了同一辆汽车。她在北大南门下车，我还要继续坐两站。今夜一别，不知多少年后才能相聚。我想说一些有意义的话，但说出来的仍然是细碎的小事。夜已经很深了，汽车在空旷的街道上开得飞快。不一会儿，南门到了。我目送她下车，忽然想起初中时，她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搬家去了秦皇岛。现在已经比那时好多了，我们至少还有机会告别。可告别又是什么呢？就是向对方挥一挥手的机会吗？突然之间，我觉得仪式是一种如此空洞的东西。我从不在意过节，对大家普遍看重的仪式感嗤之以鼻，大约就是在那时埋下的种子。汽车再次启动。我们俩一个车上一个车下，机械地空洞地朝着彼此的方向挥手。
从现在起，我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没有友谊，没有爱情，也没有外婆。不管是好是坏，这是我的选择。在一个选择如此有限的夹缝里，我仍然最大化地实现了孤立。我还在成长，也许只差最后一步。我决心要独自走完这最后一公里。我不需要指引，不需要陪伴，也不需要干扰。
我拿出随身声，开始播放崔健。又是一个四月，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但是我发现我比去年从歌词里听出了更多的内涵。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
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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