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该书一经出版，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媒体热议不断。以笔者所见，即有逄先知、金冲及、林蕴晖等多位学者专家撰文详述该书的出版过程，解析其内容与意义等。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笔者在通读完该书后，深觉该书论述严谨、史料扎实、文风朴素，令人折服。
《党史第二卷》所涵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共和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诸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臧否，历来可谓是争讼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这些热点，笔者亦是兴趣盎然，但诸多热点之中，尤其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党史第二卷》中对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时期大陆非正常人口死亡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表述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563 页）在《党史第二卷》出版后，有媒体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这种报道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早在199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一书中，就已经公布过相关数据。本次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万”，“9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的来源。“1000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的《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则来源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的《当代中国人口》。
还有一处耐人咀嚼的细节：两书中所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仅只是指1960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党史第二卷》涉及29年间的大量数据，但罕有对数据来源的详尽注解，相比于此，著者如此对待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就愈发显得慎重与意味深长了。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饥荒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那么，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作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这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在许多著述中都有所反映。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其近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很令人遗憾，对此问题，尚未有“众口一词”的答案。这个疑问的解决，目前我们还只能期待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与相关档案的进一步开放。无论“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在《党史第二卷》中，对“大跃进”的历史有着客观地描述，对引发“大跃进”的原因亦有切实反思，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回避，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地应被我们后人铭记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