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余，中国国民党左派要人，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的中心人物之一。
1906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法科经济系主任、教务长。
国立广东大学校长 (1925年11月-1926年6月)
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委会副委员长 (1926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年-)
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
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1931年-1932年)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1932年-1933年)
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1932年-1935年)
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 (1935年-1937年)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1941年7月-1943年2月)
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31日-1948年6月22日)
总统府资政 (1948年-1971年6月)
1934年6月30日，《申报》刊登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弹劾时任铁道部部长顾孟余的弹劾文：“（南京）监委刘侯武提劾铁道部长顾孟余，丧失国权违反国法，损害国益，渎职营私，经该院依法交由委员杨天骥等审查，认原弹劾案所称丧权辱国之处，尚无实证，然审查合同全部内容，及其签订手续，该部长实有违法舞弊情事，应依法移付惩戒，已由院缮检本案各件，备文呈请国府鉴核施行，原弹劾案及审查报告，呈国府文，今日由监院正式公布。”
这样一篇弹劾文在《申报》刊登后，立刻引起民众舆论沸腾。
于是，《顾孟余被弹劾后发表谈话（上）》《顾孟余被弹劾后发表谈话（下）》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934年7月3日、4日的《申报》刊出。在上述谈话中，顾孟余毫不掩盖其气愤之心，直接对监察院以及监察委员刘侯武进行了抨击：“该委员刘侯武不但昏聩糊涂，不察事实，且又造此毫无根据之谰言，全以毁坏他人名誉为事，但使国家有常法，社会有良俗，此种谰言，一出诸私人之口，已构成毁谤之罪，今以监察院之尊严，其行使职权，提出弹章，公开发表者，乃为文明国家法律所戒，风俗所不许，诚不禁为吾国监察制度之前途悲矣。”
按照顾孟余所发表的这些谈话内容来看，他的辩驳不仅直指刘侯武个人品行，更将矛头对准监察院，并对监察制度也表示相当不满。在义愤填膺地发表上述谈话后，顾孟余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为了表达愤懑之情和坚定的立场，竟然提出要辞去铁道部部长之职。
1932年5月，在顾孟余被弹劾风波发生前，监察院就曾试图借舆论的力量来“打老虎”。当时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以《上海停战协定》“不交立法院议决，遽行签字”为由，弹劾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认定汪精卫违法批准停战协定而不交立法院审查，应付惩戒。然而，于右任心里很清楚，如果只是将弹劾案上报国民政府，肯定没有结果。所以，当时他便想通过报纸公开此事，从而扩大事态。可是，没想到的是，弹劾文送到报社后，却被警备部扣压，终没能发表。而汪精卫又以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国民党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曾有决议“此次协定既非媾和条约，应照外交部所拟办法，交行政院，似办理完竣，再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报告”为由，对监察院的弹劾进行了反驳。紧接着，汪精卫又通过中政会，作出了一个决议：“以此次停战协定，业经中政会议通过，手续完备，对监院提请惩汪一节，应毋庸议。”“应毋庸议”这四个字，矛头针对着监察院，就是说，监察院对于这个弹劾案不能再有异议。说到底，弹劾是无效的，甚至是无根据的。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结果，身为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以及参与弹劾的各监察委员，心中是何种滋味。
在蒋汪合作局面下，利益受损方于右任、孙科等人对汪精卫、顾孟余联合发起的反击。
于右任与汪精卫、顾孟余嫌隙由来已久。尤其是1931年，于右任曾因汪精卫、顾孟余的关系错失了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降居为监察院院长。
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汤山，引发了宁粤对立局面。此间，汪精卫态度严明地站在胡汉民一方，要与胡汉民合作反蒋。在宁粤双方争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胡汉民。此后，胡汉民径直前去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而在由谁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事上，胡汉民特意致信汪精卫，让林森出任了国民政府主席。而于右任要出任国府主席的事情，当时一些报纸实际上都已经有相关的报道了。面对这样的结果，于右任大怒，因此恨顾孟余入骨。由此，于右任对汪精卫、顾孟余产生了深深的嫌隙。
利益受损方除了于右任以外，还有孙科。孙科虽然是孙中山的儿子，但在国民党内实际上并非实力派。在蒋介石与胡汉民闹翻后，宁粤局面形成之时，孙科曾与汪精卫合作，出任行政院院长，一度组成了“新政府”。但随着蒋、汪和解后开始对以孙科为首的“新政府”进行联合压迫，孙科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以于右任为首的监察院，一再针对汪精卫及汪派人物进行弹劾，这极大地刺激了汪精卫等人的神经。
1934年7月11日，国民党最高政治机关中政会召开，针对顾孟余被弹劾案进行讨论。在汪精卫等人的力主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规定：“一、监察院弹劾案原文与被弹劾人申辩书及一切有关该案之内容消息，非经受理本案之机关决定公布以前，概不得披露；二、凡经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政务官，经惩戒机关决定处分后，中央政治会议认为必要时，得复核之；三、关于国策及有关中国在国际地位之重要文件，非经中央政治会议之核定，不得披露。”
《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的出台，对监察院而言，无疑是重锤一击。为了维护各自的立场，汪精卫与于右任均公开表示要辞职，甚至那些监察院委员们也表示要与于右任共同辞职，以表明立场。
此时蒋介石为维持与汪的合作局面，在“弹劾”问题上采取了支持汪精卫和顾孟余的态度。
面对监察院全体请辞的情形，汪精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在各方妥协斡旋下，1934年10月31日，中政会再次举行会议，重新议决三项办法，修改后的三项办法如下：“一、弹劾案移付惩戒之后，应由受理机关将弹劾文与被弹劾人之申辩书同时发表，交立法院修正弹劾法及公务员惩戒法；二、凡经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之政务官被付惩戒时，其惩戒之决定书应呈报中央政治会议；三、关于国策及有关在国际地位之重要文件，非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定不得披露一节，本年6月已有办法，不必重复规定。”
此次决议的修改，体现了蒋、汪之间的共识，也对监察院做出一定的让步。虽然一些局外人认为此次决议与前相较，“不过减轻文字上之分量而已”，但实质上，对于惩戒权，中政会放弃了“复核变更”权，对司法独立原则有所保留。从这个角度来讲，此次修订较前有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在得到中政会关于三项办法的修订结果后，表示“决议恰当，悬案结束，至慰”，一颗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至此，顾孟余被弹劾案在各方妥协让步下，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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