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歼敌数量和伤亡情况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按照权威统计，国民党指挥下的中国军队大约伤亡320万人，为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牺牲。然而，严格说起来，从国民党军跑路的逃兵，远远多于牺牲的烈士。
跑路方式知多少
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曾提到，抗战国军伤亡病废，总共损失二百五十多万人，但同时期征调了壮丁一千一百万，补入部队八百万。
何应钦
据此来看，国军总兵力理应净增五百多万人。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大批国民党军官兵脚底抹油，以各种形式开溜。
怎样逃出国民党军队，这令不甘心在部队里卖命的士兵们大费周章。首先当然是直接从部队逃跑。这是最主要的逃亡方式。不过，各支部队情况有所差别，有的军、师管理水平相对较高，下级军官蹲门看守，想从军营直逃掉，还有一定难度。
另一可行的方式是利用新兵训练和交接的时机开溜。抗战时，国民党在各地设立师管区，负责征集和训练补充兵源。军政部也辖有若干新兵补充训练处。被强制征召的新兵苦不堪言，不时开溜，各师管区几乎每年每月都有逃兵。
国军新兵开赴前线
如比较严重的平秦师管区，至1941年8月已经逃走一万一千人左右。1945年4月，田武师管区第3补充团有兵员1825人，逃走118人。在新兵接领过程中，跑路的士兵也不少。1941年4月第2军第90补充团接领的547名新兵，在驻地和沿途逃亡了三分之一。
兵败如山倒，一旦打了败仗，士兵们也会趁机逃散。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谈到，某师原有战斗兵六千，经过战斗伤亡八九百，逃散三千人，结果只剩两千。
国军德械师
借伤病之机从医院逃跑，是国军官兵的又一捷径。截至1940年5月，国军伤病入院人数总计103万多，然而仅有半数归编。尽管军政部所辖医院医疗水平有限，也不至于把一半伤患治死治残。这是因为许多人选择离开军队，起码有12万人利用入院机会跑路。
这一趋势有增无减，1941年从医院逃跑的官兵又达到至少五万五千多人。何应钦1946年出版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认为国军因伤病逃亡的人数就有约60万。
到底逃亡多少人
八年抗战中，国军逃亡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以第33集团军为例。根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该集团军下属的第59军，全年逃兵数量达4800多人；第77军更严重，跑了5700人左右。平均每师都有一千多人逃亡。
第33集团军所属部队可是参加过平津抗战、枣宜战役等知名会战的，在国军中算得上主力兵团。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就是在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时亲临前线、壮烈殉国。即使如此，这支部队的基层官兵仍然大批逃跑。
张自忠将军
其他旁系杂牌军更加惨不忍睹。同样在1942年，粤军出身的第64军，一年内逃走了一万八千人，其所属三个师，每师都跑了四五千人，相当于第33集团军一个军的逃亡数。这样看来，第33集团军已经算是作战意志相当坚定的部队了。
除了普通士兵外，国军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逃亡的。1941年9月，国民党军政部通缉了一万四千名逃亡官兵，其中包括校官63人，尉官989人。
官兵大量逃亡，导致国民党军实际缺额严重。1940年，徐永昌在日记中记叙，国军各师平均缺额在三千上下。如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每师平均仅五千人。不过战斗力衰减对将军们不一定是坏事，徐永昌概括指出，国军将领兵额在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却永远要十成，从中便可大饱私囊。
徐永昌
根据研究，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逃兵总人数接近六百万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共约210万人，后经过扩编一度达到650万人，其中又有不少空额，1944年整缩为570万人。
一支军队逃兵人数超过全军规模，在世界军事史上也算罕见了。即使以国民党军抗战时期士兵总数计算，逃兵占比也超过了40％。
国军
大敌当前为何逃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捍卫民族独立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为何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国民党军会产生如此之多的逃兵呢？是这些人罔顾民族大义、拒绝保家卫国吗？显然并非如此。
国民党军军政管理混乱，高层把士兵当作一次性消耗品，军人待遇得不到保障，是士兵大规模逃亡的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党高级军官早已脱离基层、形成特权阶级，他们对广大士兵毫无感情，很少体恤。
以著名的远征军驻印军为例，在国军空运印度时，运输机只能载三十五到四十人，高层却指令挤进五十个人。所有士兵只穿短裤，因为上级认为在印度可以领到新军服，把旧衣服穿走是浪费，结果有的士兵在高空被活活冻死。
当1942年国统区发生大规模灾荒时，许多地方军队口粮短缺，作为最高指挥的蒋介石却声言「现在军队里面最大的毛病就是浪费」。
蒋介石拿亲身经历举例子：「现在一个士兵每天发二十六两面粉，大家还说吃不饱，这个话我想实在说不过去……从前我在敌国日本联队实习的时候，每天所吃的不但没有二十四两米，恐怕连二十两米都不足」，所以「我们中国人患病，多半是由于饮食没有节制，吃得太饱的缘故」。
蒋介石
然而实际上，空运到印度准备补充驻印军的士兵，经过美国军医体检，普遍营养不良，降低标准后还是有不少人被淘汰。
目睹这些现象，罗斯福派来的「监军」、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在日记中痛斥：「知识分子和富人们把他们的宝贝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他坚决要求驻印军「只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高级将领」。这种要求有一定道理。
史迪威
国军长官克扣军饷的恶习名闻中外。美国人在训练国民党军驻印部队时，为了杜绝补给上的腐败，采取供应到人的策略，以公开点名的方式将每份军饷发到每个士兵手中，驻印军战斗力得以大大提高。
再如，国军前线作战伤亡惨重，然而撤下来的伤患却难以得到有效医治。武汉会战期间，后方的伤兵医院甚至不能保证每人拥有床位，不少官兵席地而眠。
某次宋美龄来医院劳军，士兵每人发罐头一个，以为可以改善伙食了，结果发现不过是黄豆罐头，人人大失所望。
宋美龄
国民党政府不把士兵当人看，自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逃兵问题。他们为了应对兵员缺编，只能进一步加紧征调壮丁，从而陷入「补充－逃亡－补充」的恶性循环。本可成为雄厚战争基础的人力资源，就这样被大量浪费，加剧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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