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据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
研究历时数月，后形成一批绝密文件，至2003年始解密公布。
这些文件，代表了日本政府在外交折冲层面，对二战败因的一种反思。鉴于中国抗战，亦主要胜在外交折冲，日本对败之反思，与中国对胜之理解，实为一事之两面。故日本此番反思，实能加深及修正国人对抗战的诸多认知。
其反思具体如下：
1、不该因“九一八事变”而退出国联。
文件认为，即便外务省无力阻止军方的行动，也不应该让事件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应该让日本退出国联。即便国联成员国全体反对“满洲国独立”，日本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应设法留在其中。简言之，退出国联，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成了日本和英美决裂的开端”，为其后与德、意结盟提供了路径。相反，作为敌人的苏联，稍后“不仅加入了国际联盟，还通过与欧洲的邻接各国签订各种条约，不断巩固了国际地位”。①
2、不该与德国缔结防共协定。
文件认为，日、德缔结防共协定，从日本的立场而言，是为了牵制苏联。但因为苏联当时“在对外行使武力方面一直比较本分”，故很难让不满希特勒政权的英、法等国，对日本与德国的亲近，产生同情与理解。所以，日、德签订防共协定，“除满足了日本想摆脱国际孤立的感受以外，可以说在对外关系上没有任何益处。”
3、不该在没有任何让步准备的前提下对美交涉。
1941年初开始的日美交涉，日方在关键问题（诸如日军在中国的驻留）上立场非常强硬，毫无妥协。文件认为，“现在看来，那时日本应忍痛做出让步。……真要想使日美交涉成立的话，当然应该备有接受对方主张的觉悟。另外……在这几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使交涉成立，对日本是极为有利的。……进而言之，如没有让步的准备，最好不要尝试交涉。因为那样会使形势全面恶化。”尤其是在御前会议上已得出结论，认为对美战争，“初期能够取胜，但最终还是缺乏使敌屈服的手段”，仍选择在不让步的前提下对美交涉，下一步无疑只能是打不赢的战争了。
图注：近卫文麿（前排右二）内阁合影。近卫在侵华战争期间三次组阁，1945年曾被天皇指定请苏联出面斡旋对美英停战
4、不该幻想将苏联拉入三国同盟。
文件认为：二战爆发之初，日本采取不介入政策，本有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但稍后政府竟一厢情愿地相信德、苏关系良好，认为与德、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后，能够通过德国这个“正直的中介人”，把苏联也拉入到同盟之中，太过失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开始就以四国同盟为目标，只要苏联不加入，就不缔结三国同盟。”简言之，除了帮助德国牵制美国、而使本无对日作战意图的美国陡增对日恶感之外，缔结三国同盟，“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5、不该幻想通过对苏妥协来压服英美。
日本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本有通过对苏妥协，以“使日美外交能朝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展开”的目的，但却未意识到，苏联之所以愿意签订中立条约，也是“为了给予日美的对抗增加刺激”。 文件认为，“历史所证明的是，日本只有和美英提携，才能够有利于展开对俄外交；与此相反，日本和英美反目，结果都是不得不屈服于俄国的威势之下。但松冈外相却试图通过向苏联妥协来压服美英，这个策略不仅徒增美英的恶感，最终结局，也不过是为斯大林所期待的日美关系的恶化作贡献而已。……只要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就注定必然会给苏联利用。”简言之，中立条约，不但促使日本军部对美态度硬化，而且使苏联“在对美英交易时居于有利的地位”，条约“所有方面都是有助于苏联的……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祸害了。”
6、不该幻想通过苏联的斡旋来终止战争。
1945年6月，日本政府“决定通过苏联实现和平”，并派遣特使赴莫斯科，希望苏联担当对美英的斡旋角色。该决策主要是受军方所迫而采取。文件认为，“日本不应该给予苏联任何对日参战的机会，应迅速直接对美英通告无条件投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它。像依赖苏联斡旋终止战争这样的事，实为最愚蠢的政策。”“不直接或间接以美英为对手，进行和平交涉，却要求苏联这样的国家斡旋和平，这一点尤其应该予以批判。……如果在雅尔塔宣言之前向美英投降，苏联的参战，以及让苏联分享对日战争战果的事情就不会存在。”
不难看出，外务省该项调研文件，涉及对苏问题之反思，用词最为沉痛。可供参照的，是吉田茂1945年4月因反战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后的审讯供词。吉田氏声称：
“无论谁怎么说，日本若不同美英交好，就决不能成为繁荣的国家。”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