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语言。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数以亿计的英语学习人口。一个典型的西方语言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难道仅仅是因为19世纪英国发动殖民战争的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谈到中国人说英语的历史，首先要知道英国人最早何时来过中国。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了一个“不安分”的国家，扩张的需求越发强烈。明朝末年，英国人就曾派船队到澳门，要求与中国通商。那时，中英两国人员的语言交流依靠的是葡萄牙人做翻译，毕竟葡萄牙比英国更早来到中国。英国人懂两句蹩脚的葡萄牙文，葡萄牙人也会说两句并不太流利的英文。此时，中文与英文的对话，还需要“第三者”。
1792年9月，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以乾隆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英国人第一次以官方代表团的身份来到中国。此时，中英之间的交流仍然需要“第三者”——拉丁文。向乾隆呈上的国书最早是英文版本，然后先要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由使团翻译由拉丁文转换为中文。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官方交往，拉丁文又充当了“小三”的角色。
那时的中英官方交往少而又少，但民间交往已经十分活跃。所谓民间交往就是国际贸易。此时位于广州的十三行则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创立于康熙年间的广州十三行，是当时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由于长期与英国打交道的原因，在十三行工作的中国人率先学会了英语，这种英语就是“广东英语”。
据《广州番鬼录》 记载，当时的“广东英语”是混杂了葡萄牙语与印度语，甚至马来语的一种新式综合性语言。可以想象，这种英语与标准的英语有很大距离，只限于商贸往来的一些基本交流。比如询问货物多重，价格多少，如何存放等问题。
商业贸易交往成为英语进入中国重要的一条途径，但却不是唯一的途径。还有一条路径是其他人很少注意到的，那就是传教。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也不是清朝独有，明朝就已经开始，但那时唯独没有英国传教士。明末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不是英国人，而是意大利人。
英国传教士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是1807年。25岁的未婚小伙、基督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只身来到中国传教。此时，清政府严禁民间与外族人士私自接触。马礼逊初到中国时，只居住在澳门，因为只有那里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马礼逊的中文老师就是他的中国仆人。仆人随身携带着毒药，以便在官府在逮捕他时，随时准备自尽。马礼逊学习中文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卿美兄曾专门写有文章《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是如何学习中文的》，在此不再赘述。
马礼逊学习中文神速，仅仅三年时间，他就编辑出版了中英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该字典的问世堪称划时代的里程碑事件，为英语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礼逊毕竟是传教士，他还是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人。但真正开始推动大范围英语教育则是他开办的“英华书院”。
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的“英华书院”正式成立，学生以中国的青少年为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际学校，其中最大的亮点便是中英文双语教学。课程不仅有英文，还有数学、语文、历史、地理，当然还有神学。马礼逊创办学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教授中国人学习英语来信仰基督教。当时外国传教士因为语言沟通障碍很难开展传教工作，中国人也非常抵触。由此，开办英文学校，先让中国人学习知识，学习英文，便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于这类学校，富裕家庭是不屑的。为了招生，学校只好以包食宿、包学费来吸引贫民子女。寒门子弟成了第一批大规模学习英文的中国人。很难想象，近代中国的国际化教育是从他们身上开始的。这种状况与二百年后的今天恰恰相反。
后来，这类传教士开办的学校越来越多，但主要集中在澳门地区。1825年，英华书院扩招，开始招收女生。1830年，伦敦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古特拉富夫人专门开办了针对女性的私塾，同样是中英文双语教学。1839年，英国人温施娣和美国传教士布朗秉承马礼逊的遗志，创办了马礼逊学堂。课程全部为西学课程，采用全英语教学。低年级主要以认字识字、 文法练习、 英汉互译等课程为主，高年级则以文章翻译、 “书信翻译、 听力练习等课程为主。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就曾在此学校就读。容闳后来也成为中国留学事业的最重要推动者。
由此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前，英语向中国“殖民”主要是两条途径，一条是贸易线，主要区域就是澳门、广州十三行。一条线则是传教线，也以澳门学校为主。贸易人员与贫民子女成为最早学习英语的群体。
1840年，在隆隆炮声中，英国人给中国人送来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上海等多处口岸。1843年，上海开埠。大批广东商人北上，赴上海寻找机会。“广东英语”也被带到了上海，逐渐又繁衍成了“洋泾浜英语”。上海租界内的小商贩掌握的都是这种英语，虽然有时候外国人听起来也是一头雾水。详细参见卿美兄写的另一篇文章《晚清的中式英语如何让老外抓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英语开始向中国北方民间“殖民”。两次鸦片战争，中英之间的交流因为翻译问题闹了很多误会，尤其是二鸦，被一个间谍害惨了（参见卿美兄的文章《鸦片战争期间, 中国翻译的水平有多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认为，“造成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相互憎恶和摩擦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愿望。”为此，清政府痛定思痛，于1861年1月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英文学校，也是清政府正式认可英文的开始。随后，上海、广州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校长，开始以培养翻译、洋务人才为主，最初课程只有英文。各地的同文馆几乎就相当于英文的“黄埔军校”，从这里走出了大批懂英文的中国人。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所聘请的12位英文老师大都毕业于此。后来在上海创办英华书院的美国传教士傅兰雅就曾在京师同文馆担任英文老师。
同样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喜提”教会大学的状态，英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1864年，由英国、美国、加拿大多个基督教会联合创立的齐鲁大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187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1881年，上海圣约翰书院采用全英语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全英语教学的大学。后来的诸如燕京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震旦大学都属于此类。
教会大学招生对英文水平有一定要求，比如入学资格，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要对英文的听力、阅读、写作、语法、词汇量进行测试。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要求则是，“英文文法，投考者须熟悉各词类之关系及用法之规则、分析辞句之法、连字之大略规则……”据统计，至1877 年止，英国、美国等基督新教教会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达 347 所，就读学生总计 5917 人。至19世纪末，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达到了2000余所，学生共有4万余人。
为了方便中国人学习英文，1862年，毕业于马礼逊学堂的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编写了一部《英语集全》。此书后来成为英文学习的畅销书，唐廷枢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编写英文教材的中国人。
1872年，在第一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容闳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派出留学生出国读书，这一批30名学生就是留美幼童，平均年龄只有12岁。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第一批学员赴欧洲学习。留美幼童与留欧学生又对后来中国人学习英文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也就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即60-70年代左右，中国人慢慢开始以会英文为自豪。很简单，洋务运动时期，掌握了英语，容易找到高薪工作。如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就很抢手。商行、海关、铁路、电报局等都大量需要懂英文的人才。
以英文为荣，就产生了重视英文，轻视中文的后果，在一些大学甚至成为了不良风气。一位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圣约翰学生最耀眼的标志就是有一口地道的英语，很多学生以此为荣，飞扬跋扈……在谈话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用英语交流，用中文反而不习惯。”
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一位叫周中信的传教士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 “近十年来，英语已经成为中国学生最向往的学习课程……”
一些富家子弟也开始主动学习英语，如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他们都是聘请了专门的英文老师。上层社会开始逐渐对英文发生兴趣。最后连末代皇帝也不示弱，溥仪聘请了英国人庄士敦进紫禁城专门教授自己英文。
虽然英语经历了大范围的推广，但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熟悉英语的人仍然不是很普遍，这种状态直至清朝灭亡也没有改变。
1912 年，英国大作家狄更斯访问中国，他发现，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基本都是上流社会的人，懂英文的普通百姓差不多就是“洋泾浜英语”的水平。其实，这种状况再正常不过，因为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最好的英文教育。卿美兄的文章《晚清的中国人如何学英语? 》也谈到过此问题。
掐指算来，英文已经“殖民”中国二百余年。这二百多年，也是中国人的英文折磨史。从贸易人员到寒门子弟，从澳门到上海，从教会学校到同文馆，传教士传播福音再到中国人主动学习。可以看出，英文在中国的推广，遵循的是由南方到北方，由底层到上层、由民间到官方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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