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筆者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以下是筆者在天津第一棉纺织厂调查所得的职工生活情况：
【可否將以下資料改用表格顯示？如附表】
时间：1975年
天津棉纺一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家庭月收入情况如下：
人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占总人数的2.32%
人均收入10-11元的6人占总人数的1.74%
人均收入11-12元的7人占总人数的2.02%
人均收入13-15元的28人占总人数的8.11%
人均收入15-20元的65人占总人数的18.8%
人均收入20-25元的231人占总人数的66.95%
其中，人均收入达25元的只有几户。
天津棉纺一厂在当时是待遇較高的国营大厂，其他不少单位职工的收入比棉纺一厂低很多。
此外，由於经济停滞，就业机会少，政府只好强制1,6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将城镇就业矛盾向农村转移。下乡知识青年不能维持生活，城镇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给以接济。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户。按国家所公布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困难户，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４平方米的有21.6万户，住房不方便（大儿大女同室）的有24.3万户。这是改革以后七八年的情况，比改革前还是有所改善。
據筆者1972年在天津房管部门調查得知，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一到晚上，中年夫妇睡在床上，已经成年的孙子上了小吊楼，年老的爷爷奶奶和已经成年的孙女儿打地铺。这种情况到1980年代中期还没有大的改变。1972年，筆者到天津钢丝绳厂调查得知，这个厂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无房结婚的8户，危房待修的7户。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白天他们是无法睡觉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1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摄氏39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筆者和同事杜润三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