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戏开始了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之十二）

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一章 大戏开始了

一

北京的春天非常短暂，从冬天到夏天的过渡往往只需要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不见，外婆家楼前的行道树就显著地丰满起来。

我在一团漆黑的楼道里摸索着走到外婆的房门前，刚拿出钥匙，还没来得及开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年青女子站在门口。我定晴一看，原来是陆华。

“芫芫回来了！”陆华回头向屋里宣布。外婆坐在床上，戴着墨镜，正在轻轻地左右摇晃。

“您怎么了？”我赶紧走到她的床边。她木然地望着我，右手按在心脏的部位：“心慌得难受。”

陆华从桌上拿出诊断报告递给我。那上面写着：“病人自述头昏，心脏疼痛，呼吸不畅。检查结果：血压、心跳正常，肺部无杂音。建议病人安静地休息。”

我立刻明白了。我外出的这几天，外婆又开始了无端的紧张、焦虑。

我说：“那您就安静地休息吧。您想吃点什么？我去给您买。”

她摆了摆手：“不用。你忙你自己的事吧。有陆华照顾我就很好。”

陆华立刻说：“芫芫回来了，我得回自己家了。”说完就开始收拾东西。我的折叠床打开着，显然她是睡在我的床上。她不是喜欢和我外婆挤在一起睡吗？为什么要睡到我的床上？看来只要条件允许，人人都喜欢拥有自己的空间。她麻利地把自己的衣服装进包里，然后要把折叠床收起来。我拦住她说：“不用了，就留在那里吧。省得我一会儿再打开。”

一切收拾停当，陆华走到我外婆的床前，一条腿跪下，双手扶着床边，仰视着我外婆：“您看，芫芫回来了。我昨天就跟您说：她说今天回来，就一定会今天回来。”

外婆紧紧抓住陆华的手，仿佛一个被丟在幼儿园的孩子终于见到家长，生怕家长再次转身走掉。她这是在无声地谴责我，可我又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事先已经通知她我要外出九天，而且我按时回来了。

我送陆华去车站。路上她对我解释说：五一过后她来北京办事，顺便来这里看看，不巧正赶上我外婆病了。外婆不肯放她走，她只好在这里住了几天。“老人家实在是太孤独了，”她说，“可是我家里还有生意，还有孩子。好在你回来了，我总算解脱了。”

“辛苦你了，”我说。

也许上帝一开始就安排错了。陆华应该做我外婆的亲外孙女。

二

整整一天，经过李伯伯门前，我总是放轻脚步，大气都不敢出。但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终于有一次，李伯伯的房门打开了，李伯伯本人笑眯眯地出现在门口。我只好说：“李伯伯，您好。”他说：“是你呀！好久不见了！”我问：“李敏在家吗？”他说：“李敏已经不住在这儿了，她结婚了。”我说：“恭喜恭喜！”他说：“你进来坐一会儿吧，我请你吃糖。”

我跟着李伯伯进了他的家。他指给我看摆在五斗橱上的李敏与丈夫的结婚照，还端出一大盘糖果。1989年的结婚照还比较简陋，但男生也穿深色礼服，女生也戴婚纱。李敏的皮肤光滑如丝，大眼睛十分明亮，整个人又端庄又美丽。看到她的幸福我心里隐隐作痛。我是弗洛依德的信徒。这件事用弗洛依德理论解释就非常简单：我自己的爱情没有出路，我又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所以我想躲开李敏的婚礼，于是我就把她的婚礼忘掉了。

我从盘子里挑了两颗糖，假装不经意地问到了李敏的新住址。5月8日一上班，我就去邮局给她拍了一封贺喜电报，并且寄了66元钱。我没能参加她的婚礼，现在补一个红包，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三

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荣光焕发地来到了办公室。看来休假真地很重要。只有休假才能使人重新焕发出工作的热情。他们两个都回了日本，用了一天时间到东京总部拜见了上司，然后各回各家。村田先生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住在大阪；川岛小姐的父母都住在东京近郊。村田先生提前回到中国，在上海逗留了两天；川岛小姐也提前离开了日本，到台湾玩儿了三天。这就是我听懂的全部。他们的谈话肯定还涉及到私生活的部分，只是我听不懂具体内容。我听得出川岛小姐在审问村田先生——大概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用升调来提出问题；村田先生回答问题时脸上带着害羞的表情。

川岛小姐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等村田先生不在眼前，她就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村田先生为什么要去上海吗？他去相亲了。”

我恍然大悟。村田先生已经40多岁了，但是一直没结婚。我猜这多半是因为他坎坷的境遇。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不太容易找到般配的中国女孩子。1978年他回到日本时已经30岁了，已经错过了结婚的黄金期。

“那个女孩子很漂亮很年轻，”川岛小姐继续说，“我鼓励他加油！”

过了两天，川岛小姐忽然问我：“中文的‘移情’是什么意思？”我被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难住了，只好说：“我得通过上下文作出判断。”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扭扭捏捏地递给我一张纸。这是一封用繁体中文写的信，台头是“亲爱的川岛小姐”。我当即推断出：川岛小姐去台湾也是和恋爱有关。她似乎不想让我把这封信从头读到尾，只是指着“移情”两个字让我看。我把那两个字所在的段落读了一下，就明白了川岛小姐困惑的原因。我告诉她：“中文的‘移情’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移情別恋’，也就是他不爱你了，把对你的感情转到別人身上；另一种是‘移情作用’，他在身边的每一件事物上都看得到你的影子。‘感时花溅泪，恨別鸟惊心’，说的就是看到一朵花，就会想到‘你美得像花一样’，听到鸟叫也会想到‘你的声音是多么婉转动听’”。

实际上，对方的“移情”两字用得很生硬，不像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人。也许对方是在台湾留学的外国人。但不管怎么说，经过我一番牵强附会的美化，川岛小姐的脸上现出幸福的微笑。

唉，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容易幸福的人？

四

从5月8日到5月12日，零星的抗议活动也有，但总体上说，这些抗议都不再有席卷社会各阶层的气势。5 月9日，北京记者代表向全国记协递交了有上千名记者、编辑簽名的请愿书，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进行新闻改革。 这当然也是一件大事，但是影响局限在专业人士范围内；5月10日学生们搞了一个自行车游行。之前的游行都是走路，学生们很疲劳，于是组织者就建议换一个方式。骑自行车当然轻松很多，但游行是一种表演，观众们想看到表演者在台上卖力气。学生们成群结队风一般地飘过，叮叮当当的车铃声在风中回荡，女生们长发飘飘，显得十分浪漫惬意。市民们当然就无所谓。你们玩儿得开心就好。

5月9日，从日本总公司来了一位名叫井上的专务。井上先生40多岁，身材硕长，样子有些像日本歌星西城秀树，只是头发有些花白。川岛小姐很喜欢他。井上先生一说话，川岛小姐就发出银铃一样的笑声。井上先生的最终目的地是大连，他在我们办公室只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就和村田先生一起去了机场。我听说佳能公司要在大连建一个合资公司，生产用于复印机和打印机的墨盒。看来佳能公司已经下定决心要推进大连项目。

5月11日上午，村田先生和井上先生再次一起出现在办公室，外加一个姓陈的小姐。陈小姐是村田先生在大连雇的日语翻译。井上先生对她的工作特別满意，于是把她带回了北京，请她为自己做一天导游。井上先生要坐下午四点的飞机回东京，他想利用在北京的半天时间去看看长城。川岛小姐很不喜欢陈小姐，她吩咐小赵在一天结束之后直接把陈小姐送到机场，不必再让她回到北京办事处。

小赵带着井上先生和陈小姐刚走，川岛小姐就把愤怒发泄在我身上：“王さん，为什么你不好好学习日语？你到佳能公司已经快一年了，为什么还不能独当一面？为什么需要公司专门从大连请一个翻译到北京来？”

村田先生赶紧说：“请陈小姐来北京的费用是井上先生自己付的，不是公司付的。”

川岛小姐没有话说了，但还是一看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川岛小姐的责问让我很郁闷。我承认我的日语进步不大。学语言最重要的是环境，我现在工作在一个日语环境里，可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加以利用，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基础训练不够，即使每天都在听日语，实际也听不懂多少。

时间过得太快了。如果不是川岛小姐提起，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来佳能公司已经快一年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我要去报一个日语学习班，从基础学起。

我在《北京晚报》的分类广告上找日语学校，发现天安门西边的二十八中就有一个夜校。当天下班后我顺路去学校询问如何报名，得知日语课是三个月一期，下一期从六月一日开始。我当即交了费，领了教材。

五

5月13日是个星期六。这一天是川岛小姐值班，不过她午饭之后就去了国际俱乐部。送完川岛小姐，小赵直接去FESCO开会。办公室又成了我一个人的。我给自己沏了一杯茶，打开电脑开始写作。下午两点左右，忽然电话响了。是之华打来的。

“是你呀！”我又惊又喜。“你还记得我呀？”

她说上星期就给我打过，可是没人接。我说：是的，公司放假了。我去上海了。然后我问：“前一阵北大天天有人来天安门游行，你来过吗？”她说：“前一阵我身体不好，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感觉这个回答怪怪的，似乎是说给別人听的。

正想着，只听她说：“我有一个朋友，需要复印几份文件，一时找不到人帮忙。你能帮她复印吗？”

我说：“当然可以呀。只是她得到北京饭店来，是不是太远了？”

她说：“没事儿，她反正要去那边。”

然后她把话筒转给了她的朋友。对方自我介绍叫肖玲。我们简单聊了两句，我告诉了肖玲我的房间号。

放下电话，我把这件事又想了一遍：什么东西能让肖玲跑这么远到我这里来复印呢？显然不是答辩用的毕业论文，或者其它学术性的资料。一定是需要在天安门散发的传单。前几天我曾经听说过：学生们自己办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被公安部宣布为非法出版物，任何营业性的复印店都不准为其提供印刷服务。肖玲来复印的大概就是这类东西。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兴奋，感觉自己终于能有机会为学生们做些什么了。

下午四点左右，我听到有人敲门。把门打开，只见一个瘦小精干的女生站在门前。她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我请她进来，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接过杯子一下子就把水喝光了。我又给她倒了一杯，这次她不急着喝，而是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直接了当地说：“能帮我复印一千份吗？”

“一千”这个数字让我有些吃惊，但更让我吃惊的还是文件的题目。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绝食宣言》。

“你们要绝食？”

“是的。”她冷静地点点头，也许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反应，所以见怪不怪：“我们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最终决定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同学们已经付出的努力不付诸东流。否则的话，以前一个月的抗争很快就会被人淡忘。”

“嗯，你说得对。”我点点头，想到自己上个星期居然去报名学日语了，分明是马上要回到平庸生活的节奏。

“一千份，可以吗？”她又问了一遍。

我觉得有点为难：“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复印纸。”

我站起身，走进办公室。她端着水，跟在我后面。我打开储物柜，看到里面只剩下五包复印纸了。每包纸五百张，印一千份就意味着复印纸会少掉两包。一下午就减少五分之二的库存，那还是比较容易被老板发现的。

她显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继续说：“学生们现在应该已经到广场了。每一个参加绝食的人都写了遗书。”是啊，有些人可能会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却在纠结复印纸的张数。大不了自己掏钱买两包补上呗。于是我说：“没问题。”

印到八百多份时，机器出了故障。故障号码显示是卡纸。卡纸是常见问题，我把那几个常见卡点都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我只好找出维修手册，查“高阶诊断”。但是肖玲已经等不及了，她说：“就这些就好。我先走了。”我给她找出两个有佳能标志的礼品袋，把复印好的文件分装在两个袋子里。她一手拎着一个离开了。

我把机器拆到业余维修人员所能拆到的最大程度，终于找到了卡纸点。那张纸已经被揉成了一团，一拉就碎，我花了很长时间用一把精密改锥从缝隙里一点一点剔出了碎纸。

六

星期一，村田先生黑着脸来上班了。他刚一坐下，我就把茶递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就抓起了电话。电话接通了，他又以一连串的道歉开始了与日本总部的通话。我判断村田犯了错误。前几天风平浪静，村田先生一定判断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了，于是井上专务才会来中国推动大连项目。总部想必对此十分恼火。我很替村田先生感到不平。绝食是个多么横空出世的主意，一般人谁能预测得到？村田先生预测不到不是他的错。再说，学生绝食为什么会影响大连的项目呢？

连川岛小姐都对我没好气，好像我有什么责任似的。川岛小姐那点小心思我也清楚 得很。她希望在大连设一个办事处，她去大连办事处当首席代表。村田先生则希望把北京办事处升格成北方办事处，自己兼顾北京和大连两个地方。前一阵，看起来是村田先生占了上风，所以川岛小姐才会对大连的陈小姐一百个嫌弃。因为如果事情按村田先生的计划走，陈小姐就是大连的二老板，跟川岛小姐平起平坐了。

所以，如果大连的项目不能顺利开展——虽然我并不相信这一点——那是村田先生受到了挫败。川岛小姐又会有什么损失呢？

也许，我低估了川岛小姐对公司的忠诚。日本员工对公司都是非常忠诚的，这是因为日本公司不会随便开除员工。一旦进了公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的员工都会一直干到退体。这种终身雇佣制把个人与公司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当经济危机到来时，美国公司会解雇员工，日本员工则会自愿减薪，和公司一起渡过难关。

不过，也正是终身雇佣制给公司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1970至1980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公司过分乐观，新增了很多雇员，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出口受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公司急需新的利润增长点。在中国建立加工厂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中国劳工便宜，而且不需要终身雇佣。所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对佳能公司有利，也就是有利于川岛小姐的根本利益，她当然希望项目进展顺利。至于当不上大连的首席代表，相比之下就是小事一桩。

整个上午，从街上不时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已经是绝食的第三天了，不断有学生昏倒。尽管我们在11楼，救护车的笛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甚至能通过救护车的笛声来判断它前往哪个医院。北京医院还是协和医院？

11点左右，办公室忽然迎来了一段奇异的安静时光。窗外不再有救护车的笛声，也没有电话打进来，就像两次战役之间不详的寂静。就在这时，村田先生忽然问：“小王，你说学生们到底为什么要绝食？”

我说：“希望跟政府对话，希望政府撤回426社论，承认学生们是爱国行动。”我记得《绝食宣言》上有三条要求，不过我只记得这两条。

“你不觉得这很无聊吗？”

“为什么？”我真心不明白。

“是不是爱国行动，你们难道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为什么非要政府承认？”

“如果政府不承认的话，将来学生们回到学校去上课，很有可能遭到秋后算账。”我替学生辩解起来。

“所以就要占领广场？逼着政府承认自己爱国？简直是一群被宠坏了的孩子！”他越说越气，气得把手里的笔一扔。可怜的笔滚到桌子边上，无声地落到地毯上。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绝食有些不妥。确实有点像小孩子跟大人耍赖：你不承认你错了，我就不吃饭！你要是心疼我，你就答应我的要求；你要是不心疼，你就是没人性，不配做父母。

我不再说话。办公室墙上的挂钟一指向12点，我立刻站起来，走到了街上。刚一出北京饭店，我的心立刻就软了。在11层楼上虽然也能听到救护车的笛声，但声音不够尖锐凄厉。不管村田先生的分析多么有道理，一旦我置身于街头，一旦救护车的笛声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到我的心脏里，我立刻就产生了一种身体反应，一种发自五脏六腑的无以名状的悲剧感。

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几乎没有一寸空地。外人根本无法靠近绝食学生所在的区域。绝食学生所在的区域被用绳子圈起来，绳子外面有至少两层纠察队。救护车停在纠察队外围。一旦有学生晕倒，纠察队会立刻手拉手清理出一条通道，将晕倒的学生抬上救护车，再让救护车迅速开出广场。

我在人群中左冲右突，试图接近绝食学生所在的区域。过了一会儿我就放弃了。一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二来，为什么非要看绝食学生呢？他们又不是珍稀动物。如果抱着好奇心去看他们，那是对学生舍身取义的亵渎。我后来是从电视上才看到了学生早期绝食的画面。

走在回北京饭店的路上，我感觉路上行人的表情也有了变化。中国人素以表情麻木著称——究竟是我们缺乏丰富的情感，还是我们不愿意流露自己的情感，我到底也说不清楚。然而，在5月15日的中午，我强烈地感觉到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在说话。有人愤怒，有人焦灼，有人无奈，但没有人无动于衷。

“学生们在绝食！”似乎每个人都在用眼神告诉另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不擅言辞，脸上缺少表情的中国人，但是在那天中午，我感觉我认识街上所有的人，可以和每一个人轻易地讲话，因为冰面已经被打破，第一个句子已经说出：“有人在绝食。”

我绕道王府井，买了两包复印纸。等我把这两包纸放回柜子里，我才发现我买的纸和公司使用的纸不是同一个品牌。如果老板们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但如果他们注意到了，我还真不好解释。

小赵去服务台抽烟，我追了出去。公司的办公用品一直都是由小赵购买，只有他知道在哪个商店能买到同样品牌的复印纸。

“你问这个干什么？”小赵反问。

“没事儿。”我说，“就是随便问问。”

小赵不买账：“没事儿你问这个干嘛？”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不妥当。因为我们俩是有明确分工的，我最好还是把话说清，免得他误以为我要篡权。

我说：前天……北京大学的朋友……八百份《绝食宣言》。

“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早说啊。”小赵释然了。

第二天，小赵把纸买了回来。我要付给他钱，他坚决不收。连小赵都开始同情学生了，我不得不承认绝食的凝聚力。

八

从5月15日到5月20日，办公室静得像坟墓一般。村田先生勉强维持着平静的面部表情，但我能读出他平静外表下的焦灼。川岛小姐竟然有一天没有化妆就来上班了。我惊讶地发现：她的脸上有许多浅坑。不化妆就来上班，川岛小姐一定是认为世界末日快到了，无所谓了。我告诉她今天上午有个外事活动，她如梦方醒，提着化妆包就进了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她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可是已经晚了，那张有坑的脸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有人管我，我被允许无限期地停留在广场。我把冲洗好的照片交给村田先生，由他来分类、挑选，每六张照片复印在一张A纸上，再用传真发给东京总部。起初发一张传真一分钟都不到，后来传真越来越慢，有时一张传真要发半个小时。其实，当时北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我拍的照片肯定没有专业记者拍得好，但这些照片却是我们办公室能做出的唯一的贡献。这表明我们没有自暴自弃，还在逆水行舟，正常运转。

我在广场上天天都会碰到熟人。自从学生开始绝食以来，北京几乎所有的单位都陆续来到广场表示声援。我的大学同学们一毕业就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和很多人都不再有联系。如今我们竟在广场上团聚了。有一天，我遇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我有两个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那里，一个去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另一个去了语言研究所。这两个同学有着相当大的性格反差。去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那个戴着眼镜，整天看书，表情迷濛；去了语言研究所的那个，高挑漂亮，能说会道，周旋于男生之间，善于让男生们表情迷濛。如今这两个人挥舞着小旗子，肩并肩走在游行队伍里，一幅同志加战友的画面。

还有一天，我在广场上竟然看到了几拨中学生。其中一队打着“月坛中学”的旗子。我认出了住在我外婆家楼上的几个孩子。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这不就是那些坐在楼门口吃工厂免费冰棍的小屁孩儿吗？居然也来参加游行了！而且还打扮得像模像样的，每人头上都缠着一条红布，上面用墨汁写着“民主斗士”。

5月18日，学生绝食请愿进入第6天。到这天为止，被送进医院治疗的绝食学生已达3504人次，有32人病情严重。各界人士忧心如焚，再次爆发逾百万人的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谴责当局的冷漠无情。许多民主党派、团体及知名人士纷纷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或发出公开信和呼吁书，紧急呼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人迅速与学生进行坦诚的对话，尽速解决问题，挽救学生生命。

5月18日上午11时，李鹏等人终于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与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这场对话我是当天晚上通过电视才看到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人告诉外国记者：李鹏的智商低于100，这个人就被判了刑，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说实话，当中国领导人出现在媒体上时，他们永远是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所以他们的智商对我来说都差不多，李鹏并不显得特别弱智。这下好了，对话是你来我往，事先准备得再充分，也需要临场发挥，于是李鹏的智商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全国人民的眼前。晚饭后，我早早地打开了电视，等着看李鹏出洋相。

当李鹏和绝食同学见面时，他首先试图表现得像一个亲切的长辈：“我看到你们年龄都不大，我最小的孩子也比你们大。”这一招没有奏效。那些大学生们一点也不客气，语气强硬地向李鹏提出了两条要求，要求他现场作出答覆。

李鹏说：“刚才同学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很理解同学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关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我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就是不讲！”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几天来内心的阴霾一扫而空。李鹏的确智商堪忧呀。

接下来，李鹏说：“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王丹说：“如果造成动乱，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负。”李鹏立刻接上话岔：“我们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心里一动，感觉李鹏的话里有不详的意味。

这时吾尔开希说：“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

这句话再次让我陷入沉思。

自从学生运动升级为绝食，我们在讨论形势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团结工会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它有能力开始罢工，也有能力停止罢工，所以它才能作为工人的代表与政府谈判。但吾尔开希的话却表现出他不理解学生自治组织的意义和功能。如果广场上每个绝食学生都必须感到满意，如果学生领袖不能代表学生与政府达成协议，那么最后岂不是还要政府来收拾局面？

联想到李鹏刚才说的“我们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李鹏的智商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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