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去》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之十一）

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章  到上海去

一

4月25日下午，佳能公司总部一位姓二阶堂的高层给北京办事处打了个电话。二阶堂先生有个侄女，正在北京大学留学。二阶堂先生的哥哥听说北京大学已经开始罢课了，担心出现暴乱的局面，昨天晚上数次给北大留学生楼打电话，一直到今天下午还是没找到女儿。电话是川岛小姐接的，挂上电话后，她简要地向我复述了一下情况，然后指示我去北京大学“解救”二阶堂小姐。

我见过二阶堂小姐一次，她是和川岛小姐完全不同的类型。她留着男生似的短发，抽烟，举手投足都是一种懒洋洋的神情。她倒是非常好相处，也许因为她并不是我的老板。

上次她到我们办公室来，问我愿不愿意下班后带她去王府井玩儿，还让我带她去找北京最好吃的餐厅。我就把她带到了经营山东菜的翠华楼。当时北京最时髦的是广东菜。新兴的富裕阶层觉得山东菜过时而粗糙，这多半是因为山东菜的代表餐厅都是国营餐厅，而国营餐厅缺乏服务意识。我是半个山东人，知道去哪个餐厅点哪道菜才能去粗存精，最大地体现出山东菜的优势。翠华楼餐厅果然给二阶堂小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川岛小姐叮嘱我说：“一定要找到她本人，找不到就在宿舍楼前等。如果下午六点前能找到她，就把她带回北京饭店；六点以后，就把她送到我住的永安公寓。”川岛小姐还叫小赵送我去。从前，我外出办事都是自己叫出租车。如果小赵送我，那两位老板外出就只能打出租车了。这说明解救二阶堂小姐是今天的头等大事。

二

机动车进北大只能走西门。从西门进了北大，我意外发现北大非常平静。迎面是一片水塘，塘中飘浮着荷叶，光秃秃的茎伸出水面，好像旗杆在等待旗帜。小赵说：“这就是你们学校？一点不像大学，倒像个公园。”如果从西门进北大，这的确是北大给人的第一印象。我忽然有些伤感。因为我在北大上了四年学，却从未完整地领略过它的美。每年荷花一开，我们就放暑假了；等到再开学，荷花已经谢了。

留学生住在勺园，这是当时北大最漂亮的宿舍楼。小赵把车停在勺园前面，我一个人走了进去。一个中年妇女在传达室值班。中国人出入留学生楼首先要经过被访问者的许可，然后凭证件登记。我对值班员说：“我要找二阶堂小姐，”话还没说完，她就说：“我先给你问一下吧”，然后就拨通了二阶堂小姐房间的分机。她拿着话筒等了一会儿，不时瞄我一眼，最后放下话筒，说：“她不在。”

我说：“我知道她不在。是她的父亲急着找她，从昨天起就给她打电话，但是一直都打不通。有什么方法能联系到她吗？”

她问：“你和她父亲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是北佳公司的工作人员，北佳公司是一个中日合资公司。她父亲的弟弟是日方的老板。” 说完，我把工作证拿出来，递给了她。

她拿起我的工作证看了一会儿，说：“这上面写的是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

我又给她解释了一遍北大科技开发部与合资公司的关系。

她皱着眉头：“这么乱。”

我附和着她说：“可不是嘛。”

 “她不在。”她又强调了一遍。

我说：“我的老板让我必须找到她，这是涉及到中日关系的大事。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她呢？”

她说：“你可以呼她。她有呼机。”

这倒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我问她：“你知道她的呼机号吗？”

她说：“我知道，但是我不能给你。”她瞥了我的工作证一眼说：“除非你有外交部的介绍信。”

看来我的级别不够。我回到车里，把情况跟小赵讲了。我提议我们去北大三角地附近的邮局，用那里的公用电话把新情况汇报给川岛小姐。小赵说：“告诉川岛小姐也没有用。她父亲都不知道她的呼机号，说明她不想让他们找到她。你还是得回去找那个值班员。如果他是男的，我就过去请他抽根烟，套套近乎。既然她是女的，那就只能你去对付了。你能不能送她点小礼物？”

我想到我带着相机包，里面还有一卷富士胶卷。

富士胶卷果然起了作用。值班员找出记录本，查到二阶堂小姐的呼机号，然后呼了她。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她对着话筒说：“这儿有你的朋友找你。”说完就把话筒递给了我。

我急忙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是我呀，佳能北京办事处的小王。你还记得我吗？”

“嗯——，当然记得”，她的声音里透着无所谓。“什么事儿啊？”

“你父亲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把你接到川岛小姐的公寓去。”

“请你转告他们我很好，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也不会去天安门。”她满不在乎地说。我完全能想像出她的不耐烦。事实上，我也觉得她的父亲有些过虑了。北京大学并不像外人想像的如同一锅沸腾的水，站在锅边就有可能被烫着。至少在外国留学生所住的区域，生活和往日一样平静。

可是“解救”二阶堂小姐是老板交给我的任务。我个人的判断无足轻重。我可怜兮兮地说：“川岛小姐要我把你接回去。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会被开除的。”

电话那边沉默下来。我们俩至少还有翠华楼的交情，她不至于这么狠心吧？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跟我回去，至少给你父亲打个电话，跟他说明一下？”我也不想太为难她，于是让了一步。

“嗯——”她嘟囔着，十分不情愿：“好吧。我过两个小时回去。”

“你在哪里？我有车，我可以去接你。”

“不用，”她说：“我答应回去就一定会回去。”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满面春风地从勺园里走出来，向小赵比了一个V的手势。听说二阶堂小姐两个小时后才回来，小赵说：“那我去加点油。”我说：“好吧，两小时后见。”

我背着相机包，向之华住的43楼走去。

43楼是研究生楼。这里也是十分平静，一点也不像我想像中沸腾的北京大学。也许研究生不像本科生那样热衷于游行示威？离之华住的地方越近，我的脚步越慢。见了之华我们能聊什么呢？话题肯定离不开学生运动。可是我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也许完全不同，也许会因为看法不同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算了，还是不要去找她了。我想起上次我们见面话不投机的情景。我转过身，开始朝三角地的方向走去。

三

到了三角地，那个记忆中的北大便又回来了。三角地上的布告栏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旁边的官方布告栏也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就直接贴在玻璃窗表面，完全覆盖了玻璃窗内的官方公告。连三角地旁边的树上也挂了很多标语。一根生了锈的铁棍上挂着一条床单，上面用大字写着：“不自由勿宁死。”

我不禁精神一振。看来运动远没有结束。我贪婪地阅读起来。对胡耀邦的悼念已经成了过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基本都是号召罢课、争取自由、揭露腐败。有一张大字报列出中央领导人子女在各个部门担任的领导职务，其中特别提到了康华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于是把这张大字报拍了下来。

康华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时，邓朴方正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读书，受到红卫兵的迫害成了残疾人。1984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那一年，邓朴方成立了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后来又在1987年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邓朴方办康华公司的初衷，是为了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募集资金。但由于邓小平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康华公司要什么指标都能得到，于是就轻而易举地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

佳能相机在北京的维修业务，就是承包给了一家名字里有“康华”两字的公司。那其实是一家很普通的照相机商店，佳能之所以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它在东单，离北京饭店近，联络起来比较方便。那家店的经理姓孙，很瘦，但是脑袋很大，秃顶。每次他动手修相机之前，都要先戴上一副雪白的手套。村田先生对这点十分赞赏。这样一个勤奋、老实的手艺人，无论如何不是我想像中手眼通天颐指气使的“官倒”。当时有这样一种流行的作法：如果你能跟康华公司的管理层攀上关系，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企业挂靠在康华公司下面。公司名字里的“康华”两字就成了保护伞。估计这家照相机商店就是这样成为了康华大家族的一员。

我继续浏览。有一张大字报提出复课的三项条件；还有一张大字报宣称要办刊物，大字报下面放了一个捐款箱。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动向，于是又拍了几张照片。

学生们把布告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对不起，请让一下。”我回过一看，是个男生，手里举着一张凳子。他一直挤到布告栏前，把凳子放下，自己站到凳子上，大声宣布：“同学们，我听说政府官员已经去了清华，要和清华学生对话！”这句话像一颗深水炸弹，现场立刻沸腾了。北大的学生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怎么政府竟然跑去跟清华对话了？

我身后有人高喊：“立刻前往清华抗议！”

站在凳子上的学生挥动拳头：“走！去清华！”

清华的西门离北大的东门只有1.5公里，去清华是很容易的。在场的同学群情激奋，大有说走就走的架势。有些老师模样的人出来劝大家：“这是政府企图分裂、孤立学生的诡计。相信清华的学生们不会上当的。”也有一些人冷眼旁观，一看就是便衣。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从人群中奋力挤出来，朝勺园的方向走。图书馆西边有一条小路，路上几乎没有人。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感觉身后有两个人跟着我。他们大声对话，似乎是故意要让我听到。

“你觉得她是日本人吗？”一个人问。

“不是，腿挺直的。”另一个声音回答。

“韩国人？”

“不像，脸没有那么大。”

我知道他们在试探我是不是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在王府井街头碰见过很多次。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评头品足，我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眼，没想到惹得他们轰堂大笑，说：“我就知道她是个假洋鬼子。”后来再遇到这种事儿我就假装没听见。

这一次，我照旧假装没听见。但我却没能立刻摆脱他们。我走得有多快，他们就也走得有多快。我连跑带颠到了勺园。推门一看，值班室换了人。她比刚才那个人更冷漠。我跟她从头讲了一遍事情经过，说我已经跟二阶堂小姐约好，要在这里等她。她冷冷地说：“要等就在外面等。”

我也没有多余的胶卷了，于是只好走出来。那两个人站在勺园大门一侧的花坛边。见我被赶了出来，立刻幸灾乐祸地说：“果真是个假洋鬼子。”

我假装没听见，也不跟他们目光接触。他们朝我走过来。其中一个人说：“嗨，你的相机不错，拿来给我看看。”

又是相机惹的祸。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护住相机包。但这好像愈发提醒了他们。两个人蜂拥而上，一个人掰开我的手，另一个人抓住相机包的带子，把它从我脖子上摘了下来。

正在这时，小赵赶到了。他打开车窗，探出头来，语气轻松地跟他们打招呼：“哥们儿，忙什么呢？”

“少管闲事儿！”一个人喝斥小赵。

“我们是同事。”小赵指着我说。

一个人松了手，另一个人默默地打开包，取出相机，退出里面的胶卷。他把胶卷装在自己的裤兜里，把相机包递还给我。

我接过相机，赶紧钻进小赵的车里，锁好车门。我的手腕还在隐隐作痛。

小赵撇着嘴说：“真没想到，北大学生素质真差。”

“他们不是北大学生。”我说。

“怎么可能不是北大学生？”小赵说，“你们门口的保安查得多严啊！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就是被他们问了个底儿掉。”

“算了吧，别装了，你也是国安的。”我说，“你就算不是国安的，也是外围的。”

“切！”小赵摇了摇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他们是国安的，只是他们假装流氓。如果不是小赵赶来，他们就会抢走我的相机。至于小赵是国安或者外围，则完全是我的猜测。小赵是退伍军人，嫌疑很大。

下午六点，我和小赵把二阶堂小姐安全带回了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川岛小姐一见到二阶堂小姐就激动地拥抱了她。两个人叽哩呱啦地说了好一阵日语，川岛小姐才想到我还在，于是转头对我说：“小王，今天多谢你了。你可以下班了。”

我说：“好，那我走了。再见。”

我刚走到门口，川岛小姐又说：“噢，对了，今天有一位姓郭的先生给你打电话。”

我的心几乎跳出了嗓子眼儿：“他说了什么？”

“他说明天再给你打。”

四

第二天，电话铃响了很多次，但没有一个是郭言的。我怒火万丈，觉得又被他涮了。

第三天上午，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电话铃响。我右手拿起话筒，用脑袋和肩膀夹住，双手继续打字。“你好，佳能公司。”我例行公事地说。

“是我。”郭言的声音。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我装作没听出来，双手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击，屏幕上出现一行乱码。

“我想请你吃午饭。”他说。

“午饭我已经有计划了，” 我冷冷地说，然后不由分说挂上了电话。放在电话我才意识到，应该继续作秀，问：“你是谁呀？”那样一定会气死他。

不过，我是真地有计划。这一点我没有撒谎。我要去天安门。我预感到今天会有大事发生。

前一天（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篇社论先是描述了学生如何“感情激动”，当局如何克制，然后话题一转，郑重其事地宣告：“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文章指出：抗议者受到了反革命阴谋的利用，以追悼已故的领导人胡耀邦为借口，“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最后表示：“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一读到这篇文章，我眼前就浮现出更汹湧的抗议浪潮，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章戳中了学生们的敏感点：学生们最恨別人说他们被人利用。想用这种方法给学生运动浇冰水，结果一定会变成火上浇油。它必将在学生中激发起空前的反弹，也会更坚定学生领袖们的对抗意识。

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可能会不理解：一篇文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它对学生运动的评价就代表着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评价。这与新闻自由体制下的报纸有本质区別。比如New York Times，无论发行量多高，对社会的影响多大，它也只是一家媒体而已。它发表的文章仅代表报纸自己的观点，甚至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中国，要想了解并且理解中共中央的政策，必须学会读《人民日报》。登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代表着政府的态度，这种态度又与文章的体裁密切相关。“社论”最重要，它是对中央政策的最直接的表达和最权威的阐释。“评论”则要软性一些，往往预示着中央政策未来的方向，尽管政策还没有具体成形。“读者来信”的权威性最低，它有可能只是放出来测试风向的气球。

1979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反映在四川、贵州、湖南、江苏等省，农民所办的企业存在巨大问题：在贵州，以采矿为主业的企业，因矿产品滞销而削减生产；在江办，以金属加工业为主的企业，苦於找不到足够的原材料；江苏地区到了夏天就成了火炉，非常需要凉椅凉床，但市场上却买不到；与此同时，湖南一些山区里竹子堆放得都快腐朽了。这篇文章不是社论，它只是新闻报道，罗列出了一些事实。一些人解读为：文章的主旨是说市场这只手不灵，中国应该退回到全面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些人则猜测：也许中央要加快流通领域的改革，以实现全面的市场经济。如今回头去看，这篇文章的发表说明了在中共高层对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存在着激动的争论。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社论，这说明中央已经对学生运动达成了一致意见。

4月26日当天，天安门广场就出现传单，号召全市各高校的学生在4月27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这完全在我预料之中。可是学生以外的民众会如何反应呢？我却没有把握。一方面，参与悼念胡耀邦的人可能会感到被误解，被羞辱，也会像学生一样愤怒；另一方面，强硬的措辞也可能对市民产生阻赫作用。《人民日报》已经吹响了号角，接下来各个单位很可能会进行清算。有工作和家庭的人，不得不顾及自己的生活与前途。《人民日报》在结尾气势汹汹地号召：“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成年人都听得懂这咄咄逼人的语气。

我迫切地想知道学生游行会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会不会受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这是眼下这场戏剧最大的悬念。时针一指向12点，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仿佛游行是一场音乐会，如果迟到了，只能在第一首曲子结束后才被允许进入。

正是午饭时间，电梯里人很多。两个金发碧眼的男子站在我前面，看样子是记者。一个人背着摄像机包，另一个拿着三角架。我像一个行家那样打量他们的器材，默默估算其价值。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了。电梯里的人涌出来，像一把刀，将守候在电梯门外的人群劈成两半。突然，人群中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拉住了我。正是郭言。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很吃惊。

“我在等你呀！”他的眼睛闪着光芒，“我想到你的办公室去找你，可是我又怕你刚巧坐別的电梯下来。”

他的手紧握着我的胳膊，我感觉到一股能量从他的掌心传向我的身体。我的态度软化了。我之所以拒绝他的午饭邀约，是因为我还在生他的气。他以为我是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既然他肯花时间在这里等我，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天安门前是否有游行突然之间就并不重要了。

“你想去办公室找我？”我上下打量着他，“你是谁？”

“你不要这样，我有话要跟你说，”他的神情里带着乞求。“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我说：“我真地有事，不能跟你一起吃午饭。”

“那就一起坐一下，喝一杯饮料，好吗？”

我无法拒绝，也并不想真地拒绝。既然他有话要说，那就听听吧。

北京饭店一层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将东楼、中楼与西楼连接在一起。在东楼与中楼之间的走廊上有一个咖啡厅，沿着面向长安街的落地窗摆了几张茶几，每张茶几配两个沙发。这里很少有客人，也许是因为处在交通要道上，无法给人提供一种闲适的感觉。我也觉得这个咖啡厅的选址有些莫名其妙，仿佛一个占山为王的强盗，凭空就把走廊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宽度。但在北京饭店的几个咖啡厅里，这里是最便宜的。

柜台设在走廊另一侧，服务员必须穿过走廊才能提供服务。一个穿着中式上衣的漂亮女子正懒洋洋地坐在柜台后，看到我们俩在沙发上坐下，脸上浮起淡淡的厌弃的表情。这是国营餐厅服务员的典型表情。不管生意好坏，他们反正都有工资拿。

郭言扫了一下放在茶几上的酒水单。尽管这是北京饭店最便宜的咖啡厅，外面卖三块钱一罐的可口可乐，这里也要卖十块。

我说：“我只能待十分钟。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十分钟之内那个服务员不会过来的。” 说完，我故意把手臂放在茶几上，手表的盘面朝上。

郭言伸出手，盖住我手腕上的表：“你別这样，你这样让我真难过。”

“难过”是个有魔力的词。盘踞在我心中的本来是被拋弃的愤怒，但他一说“难过”，就仿佛我们之间存在着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的障碍，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拿起茶几上的餐巾纸塞到我的手里，然后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大意是：就在我们分手的当天下午，他的妻子突然回家了。他完全没有料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的妻子要跟他和好，他虽然不想跟她和好，也不能断然把她赶出去，毕竟他们还没离婚。他们俩是大学同学，这种关系很难离婚，因为有太多共同的朋友夹在中间。现在天天有人来做说客，轮流劝他俩和好，他已经快被烦死了。

我越听越反感，觉得自己完全被他骗了。我判断根本没有什么分居、离婚。他请我到他家去，只是因为那天他妻子出差，碰巧不在家。为这么一个人流泪真是浪费。我拿起餐巾纸把眼泪擦干了，冷冷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又不能帮你离婚。”

他说：反正他不愿意再在家里住了。既然他妻子不肯走，他向报社申请了一次出差的机会，4月28日就走。

我说：“一路顺风。”

他盯着我的眼睛，热切地说：“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

“我？”我很吃惊，“我怎么能去？我要上班啊！”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了。为什么我没有坚决拒绝？为什么我没有冷冷地嘲笑他的异想天开？为什么听起来我很想去，唯一的障碍就是我有工作？

“你不是有黄金周假期吗？”他问。

我又吃了一惊。日本公司的黄金周假期是5月的第一个星期。今年的假期是5月1日至5日，加上黄金周之前的周末（29日和30日）以及之后的周末（6月与7日），一共能放9天假。村田先生和川岛先生早已经计划好了要回日本。我因为没有旅游的计划，所以就没把黄金周放在心上。对我来说，无非是多了一个星期写小说的时间而已。

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他既有点得意又有点讨好地说：“你瞧，你跟我说的话你自己都忘了，可是我全都记得。”

他的表情有些讨厌，但也有些可爱。毕竟他也想创造机会和我在一起。我感觉到了致命的诱惑，仿佛自己正站在悬崖边上，心里清楚此路不通，但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地心引力拖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打算立刻站起来，果断与他告別。偏偏那个一直懒洋洋坐着的服务员在这时走了过来，嘴角带着嘲讽的微笑，好像看透了我的意图，挑衅似地问我要点什么。我只好迎接挑战，点了一杯橙汁。

过了十分钟，两杯橙汁端过来了；我一边喝着橙汁，一边漫不经心地透过落地窗看着长安街。人行道上十分平静，人们来去匆匆，各怀心事。

我要不要跟郭言一起出差呢？我从小到大，只在北京和天津之间频繁来往，另外再加上大学三年级时去过扬州实习。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外出游玩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再说，又是和郭言在一起。我也渴望拥有他，尽管我知道他是个骗子。他压根儿就没打算离婚。如果说我第一次受骗还是情有可原谅，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受骗就是不可以原谅的。我最恨被骗，因为被骗意味着智力上的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能体会大学生们的心情，我也是最恨官方怀疑我被人利用。

喝完橙汁，我放下杯子，郑重其事地说：“我可以跟你去，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紧张地望着我。

“你必须承认你向我撒了谎，你必须承认你并没有分居，而且你也不打算离婚。”

“这算什么？”他困惑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我可以跟你一起旅行，但是我讨厌被骗。”我又强调了一遍。“所以你必须把那些话说一遍。”

“好吧，”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遍，然后又说：“我是被你逼的，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为了和你在一起，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五

整个下午，我都魂不守舍。我眼前浮现出北京人艺剧场里温暖的灯光，我们在天安门前分手时那诡异的黄澄澄的灯光，以及郭言宿舍客厅里那只光秃秃的灯泡。我们的关系是从聊天开始的，如果只保持在聊天阶段该多好。有了性关系后，那种畅所欲言的气氛反而被毁掉了。性是自私的，是要求独占的。因为性，我失去了一个谈话的伙伴。我开始感到后悔。

下午三点左右，我正在发愣，川岛小姐忽然大声喊：“王さん，快来看，这么多学生在游行！” 我一抬头，发现川岛小姐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我如梦方醒一般跑上了阳台。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饭店看到游行。北京饭店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边，以往每次学生游行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为终点，然后原路返回学校。4月27日的游行是第一次绕城一周——学生们走到天安门后没有回头，而是继续向东，一直走到建国门立交桥才向北转。

长安街变成了长江。人群从无数的支流涌向长江，涛涛向前，无法阻挡。一面面旗帜在浪尖上舞动，口号声响彻云霄。上下左右很多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各种肤色都有，阳台上的人们向街上的人群挥手、欢呼、致意。一幕宏大的戏剧，天地之间的所有人都成了演员，没有人置身事外。

川岛小姐也很激动。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如梦似幻的表情。

“太棒了！太棒了！”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明白她的意思。在她看来，学生游行是年青人揭竿而起，反抗老年人的统治。川岛小姐最恨亚洲文化中论资排辈的传统，所以她看到年青人展示力量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六

4月28日下班后，我直接来到了北京火车站。这一次我汲取了教训，提前跟我外婆打了招呼，说我要跟同事一起去旅游，一共去九天，5月7日晚上回来。她脸色很不好看，但至少，她没有理由再用墨镜下哭肿的双眼来折磨我了吧？

郭言的目的地是上海。我们坐火车南下，路上在几个著名的旅游点各停留了一天：我们去了有“泉城”之称的济南，登了“五岳”之一的泰山，在曲阜参观了孔夫子的故居，还去了柳絮纷飞烟雨濛濛的扬州。

我们每到一地，都有郭言的朋友给我们安排住处。那个时代，一男一女如果想在饭店里住一个房间，必须出示结婚证。郭言的朋友们以单位的名义在饭店开了房间，然后让我们住进去。他们明知我不是他的妻子，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晚上床前，我都要让他向我坦白一遍。我要他承认他过去欺骗了我，我要他承认我们之间没有未来。如果他不说，我就不跟他睡觉。他总是不情愿地嘀咕几声，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拒绝背诵我的指定台词，于是我们就分开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起了床，然后我就下楼去吃早餐。吃早餐之前我到饭店前台拿了一份当天的报纸。这一路上我都是靠报纸来了解北京动态的。中国的报纸不会正面报导学生运动，但读者可以通过国家领导人的动态来推测学生运动的发展。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北京市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国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生收看4月29日袁木对话的录影；4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人与北京市属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不论结果如何，起码对话是发生了。国家领导人能作出对话的姿态，这已经很难得了。看起来运动是在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不过报纸还透露：5月4日将举行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为确保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届时将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肯定是为了预防游行示威。从这一点来看，学生们可能还是没有消停。

我一边看报纸，一边不紧不慢地吃早餐。这天是5月3日，我们在扬州。饭店的自动餐厅有各种点心，我每样都吃了一点。不知不觉就到了9点，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们今天要坐9：30的火车。我赶紧回到房间，发现郭言已经收拾好，正准备出发呢。我很生气地问：“既然你已经起床了，为什么不下去吃早餐？”他冷冷地说：“你要打算跟我走，就赶紧收拾东西。我反正五分钟后出发。”

这是要抛弃我呀。我一下子老实了。好在我也没什么东西，五分钟足够了。我们打了辆出租去火车站，一路上谁也不理谁。火车开动后，我问他：如果我不是及时赶回来，他是不是准备自己一个人走？

“是的。”他说。

“这么说，你打算跟我分手？”我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犹豫了一下，说了这么一番话，大意是：他和我在一起感受不到快乐。他承认他以前撒过谎，但是即使谎言中也有一丝真实。他害怕离婚的麻烦，但他仍然幻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承认自己既软弱又自私。但他仍然幻想出现奇迹，不经任何努力上天就赐予我们在一起的机会。

我明白了。我一再要求他坦白，就是毁灭了他的幻想。是我把这个关系玩儿坏了。

“好吧，”我说，“让我们试试做朋友吧。”

上海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打算在上海玩两天，5月6日坐火车直接回北京。这时我忽然想起他此行的名义是出差，可自从我们离开北京，我还没见他做过一点业务呢。我拿这个问题问他，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的业务就是到上海，找新闻界的老同学吃一顿饭。”

我恍然大悟：“《世界经济导报》？”

他点点头：“你挺聪明。”

你瞧，作朋友就是好。一回到朋友关系，他立刻就懂得怎么欣赏我。

话说回来，知道《世界经济导报》也根本算不了什么。当时每一个关注时局的人，都知道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罚成了全国新闻界的风向标。

《世界经济导报》是中国新闻界八十年代改革的一份硕果。这份报纸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创办，所有权属于民间，不属于官方。尽管在中国所有的报纸都要接受中宣部的领导和审查，但《世界经济导报》至少在经营上做到了独立。由于经济上的独立，报社在人事招聘上就可以自己作主。

虽然报纸的名字有“经济”两字，但内容却并不限于经济。胡耀邦逝世第四天，《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与《新观察》杂志社在京联合主办了一个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与会者包括戈扬、胡绩伟、严家其、潘维明、苏绍智、秦川、戴晴、张伟国等人。其中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前任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叠"；严家其指出人民对胡耀邦的悼念蕴含着巨大的改革动力，告诫政府要珍视民众的爱国激情和改革热情，不要再次将人民的热情送入谷底。

会后，《世界经济导报》准备用数个版面刊发座谈会发言纪要。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以座谈会涉及内容“对当前局势不利”，“将加剧某些动乱因素”为由，查封已印好的 30多万份《导报》。然而被查封的那一期《导报》仍然有数十份从印刷厂流向了社会，流传出的《导报》被人大量复制，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

4 月26日，江泽民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干部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宣布：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整顿小组遭到了《导报》的投资方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抵制，后者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 “钦本立同志是受本学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主持《导报》工作的，停止他的职务，应由本学会及上海社科院负责人协商决定。上海市委的上述决定违犯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精神。不符合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

第二天，上海街头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公开打出“还我导报”、“恢复钦本立职务”和“新闻自由”的横幅。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游行约有八千余人参加，是到那时为止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郭言来上海，肯定是受报社领导的委托，来探察上海新闻界的动向。

七

5月3日晚，郭言的同学们在上海一家很高档的餐厅招待我们。上海人在生活上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这体现在安排座位的方式上。如果在北京，吃饭的第一个程序就是互相谦让，大家争着坐不好的位置。但是在上海，这没什么可争的，主人按照英国方式分配好了座位——英式意味着我和郭言被隔开了。

郭言毕业的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北京大学。他留在上海的同学大多都在新闻界供职，其中一位正好就在《世界经济导报》。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宝贵，于是支着耳朵听他们谈话，但我只能听懂很少一部分，因为他们讲上海话。如果他们说的是日语，可能我听懂的还要多些。

我们住的饭店仍然是郭言的同学替我们订的。他的同学给了郭言一把钥匙，又给了我另外一把。吃完饭，郭言和同学们回到他的房间继续喝酒。晚上快十一点，他给我的房间打电话，说自己临时改变了计划，打算明天去南通。郭言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他的父母现在还住在南通。刚才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父亲身体不好，他想趁这个机会回家看一看父母。我略有些扫兴，但也无法反对他去看望自己的父母。我们本来计划在上海玩儿两天，看来只能我自己玩儿了。

他劝我和他一起回家，还说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妹妹们，都是很好的人。

我只能苦笑。他不处在我的位置，当然想不到我的尴尬处境。在他的家人面前，我是谁？不错，我们已经恢复成了普通的朋友。可是我能演得像吗？如果演砸了，他的父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呢？

“可是我不在，你这两天怎么过呢？”他问。

我随口说：“我可以去逛商场。”

他仿佛如释重负：“那好吧，祝你开心。”

第二天早晨，我送郭言到了长途汽车站，找到了开往南通的长途汽车。郭言在车里坐好，然后隔着窗口对我说： “你随时都可以来南通找我。就从这里上车，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班车。”

我说：“你也随时都可以回来找我，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班车。”

他摇摇头，仿佛我很不讲理，他很无奈。

我又问：“那么我们5月6日晚七点上海火车站见了？”

他说：“对！”

长途车载着郭言远去。我那时还不知道，我下一次见到郭言，将会是一年以后。

八

和郭言分手后，我径直去了外滩。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事先我已经得知上海高校的学生将在今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和北京大学生游行必去天安门一样，上海学生游行必去外滩。

我到外滩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了，这里已经聚集了几万人。外滩是一条细长的沿江马路，不像天安门广场，游行者可以在广场上举行集会、发表演说。在外滩游行只能不停地向前走。前后左右的人说着上海话，我又听不懂。我很快就失去了热情。恰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豫园”。我正好饿了，于是就想去著名的南翔馒头店尝尝小笼包。

豫园离外滩只有一个街区，但这里的氛围和外滩截然不同。南翔馒头店里人头攒动，很多都是像我这样从外地慕名而来的。一剎那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去王府井吃西餐的场景：排队，交钱，拿票，取餐，然后就端着一盘包子找座位。我看到一张四人桌旁边只坐了三个人，还有一张凳子空着，上面搁着一只包。于是我走过去问：“我可以坐这里吗？”旁边的女子很不高兴地把包拿走。我坐了下来。那三个人的目光全都转向我，似乎在纳闷我为什么会如此无理，非要干扰他们的隐私。在他们鄙视的目光下，我飞快地把包子吃完了。

走出豫园，我就被人力车伕围住了。他们争着问我想去哪里。我想了想，实在也没別的地方好去，于是就说去上海市图书馆。大家都摇摇头，说太远了，要过到黄浦江的另一边，人力车不能去。我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

上海图书馆所在的建筑是英租界时期的跑马俱乐部。这是一座4层高的楼。当年举行赛马的时候，底层是售票处和领奖处，二楼是会员俱乐部，三楼是会员包厢，四楼是职员宿舍。如今虽然改成了图书馆，但还是能从细节装饰中看出当年的富丽堂皇。

我其实也无心看书。我拿着一本书，坐在一张靠窗的椅子上，望着窗外曾经的跑马场浮想联翩。这倒是难得的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下午。因为没有电脑，所以也没法写作。一段被搁浅在上海的时光，我只好享受它。

5月5日晚上，我回到饭店，发现电话上标志着留言的小红灯正在闪烁。我打到留言中心，得知有一位郭先生给我留下一个号码，让我打回去。我拨通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郭言的妹妹。过了一会儿，郭言过来了。

我问：“你找我什么事儿？明天咱们不就见面了吗？”

郭言有些支支吾吾地说：他的父亲不让他回北京。

“哦？”我说，“你父亲身体不好？什么病？”

他犹豫了一下，说：父亲反对他回北京，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形势还不够明朗，所以想让他在家避一避风头。上海市委坚持对《导报》的处理，没有一点让步的迹象；北京那边，赵紫阳昨天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时，对学生的游行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调子与《人民日报》的426社论完全不同。这说明高层的斗争十分激烈，谁胜谁负还很难说。新闻工作是高风险行业，如果现在回北京，免不了要站队。站错了就麻烦了。

我说：“我昨天去了外滩，看到了几万人的大游行。民心所向，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有办法把民意完全压制下去。”

他说：“我父亲是一个退休的老报人，很有经验。”

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心想：他都已经29岁了，居然还听父亲的话。我真是瞎了眼，竟然跟这么一个人混在一起。

九

我一个人坐火车回了北京。我坐的是臥铺车。晚上七点从上海站出发，早上七点到北京。5月7日早晨五点，天刚濛濛亮，离北京站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列车员就开始在车里走来走去，打扫卫生，整理床铺。我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感觉身上一阵阵地发冷。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茫然地望着窗外。突然，铁轨边的“天津”两个字映入我的眼帘。车已经到天津了。从天津到北京这段路的风景我再熟悉不过，因为我从12岁起，就一趟趟地坐着火车，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往返。

我想起了12岁那年，我独自一人第一次从天津坐火车前往北京的情景。我想起我外婆所住的那幢楼，如何在一个夏天之内变得陌生。

就在这时，我突然记起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参加4月30日李敏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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