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九章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
我把洗出来的照片交给村田先生。他把它们摊开，摆了满满一桌子。他一张一张地拿起来细看，再把它们分成几摞放回桌子上。下班之前，他指着桌子对我说：“你不要收拾我的桌子”。他走到门口，似乎还不放心，又嘱咐我务必转告服务台：今天不要擦桌子。等他离开办公室，我就来到他的桌子旁边。我想搞清楚他是按照什么神秘的法则来分类照片的。我并不认为我拍的照片会涉及间谍活动。在我心目中，只有拍摄军用飞机场、火箭发射场等等才会构成间谍罪。不过小肖的话还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必须留个心眼儿，不能糊里糊涂地被日本人利用了。
我拿起第一摞照片，照片中出现的旗帜有北大的也有清华的，人物有男生也有女生，景別有远景也有中景，完全看不出共同之处。我再拿起第二摞照片，感觉和第一摞一样毫无头绪。一张照片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被放在第一摞，而不是第二摞呢？这对我来说是个谜。
第二天我又交给他三批照片。每次我把新的照片交给他，他就先浏览一遍，然后再给它们分类。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就问：“您在做什么呢？”
他看了我一眼，思考了一下，然后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我在分析学生们背后的力量。”
学生们背后的力量？他怎么和中国政府一样的口气？每一次学生游行，政府都认为背后有人煽动，发誓要抓出那只操纵学生的“黑手”。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对学生的误解和侮辱。学生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难道不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克制着自己的反感，尽量用中立的语调问：“那么您找到了吗？”
他摇摇头：“还没有。”
我心想：这就对了。哈哈哈。
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想法，于是说：“你过来，我教你怎么看。”
我走到桌子另一侧，和他并排站在一起。他拿起一摞照片，把它们一张一张捻开，就像赌场里的发牌手一样。然后又拿起一摞，同样把它们捻开。
这下我终于看出了他的分类标准：他是把横幅上写的口号按照内容分成了几类。规模最宠大的一类都是与悼念胡耀邦有关的，然后依次是要求教育改革的，要求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等等。
他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那上面的横幅写着“严罚官倒”。他指着这张照片问我：“这张应该放哪里？”
“放经济改革那一堆里。”我说。
“学生们痛恨通货膨胀，对吧？”他拿着照片，好像还在犹豫不决。
“当然！”我说，“我上大一的时候，一个肉菜五角钱；到我毕业的时候，一个肉菜八角钱。”
“通货膨胀、官倒、价格双轨制，这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阵痛。那么学生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想要全面的市场经济？还是想回到计划经济中去？”他继续问道。
“当然是全面的市场经济！”我说。
“你当然是拥护市场经济，这一点我不怀疑。因为你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了嘛！但是这些学生们？我不是很吃得透他们的想法。如果国家不再统一分配工作，他们能接受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计划经济有一万条罪状，但却有一个优点：国家对大学生实行统一分配。这一点，曾经使得我父亲一举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人如此重视教育，其中便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49年以来，在二元户籍制度下，一旦考上大学，学生的身份将得到根本的提升。不过，从去年开始就有传闻说：国家将从1989年开始不再统一给大学生分配工作。如果这条传闻变成了现实，那等于把学生们抛进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会不会有党内的保守派在利用学生呢？”见我陷入沉思，村田先生又问。
“这绝不可能！”我断言否认。然后我抓起那一摞与政治改革有关的照片，把它们一一摊开，“你看！’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争取新闻自由’。保守派怎么会要求这些？学生们也许不喜欢被直接抛进市场，但他们绝不会赞同倒退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下怎么能有民主和自由？”
“嗯，”他双臂抱在胸前，盯着那摞照片陷入了沉思。看来我的反驳是十分有力的。
正在这时，川岛小姐手里端着一杯茶款款走了过来。“村田先生总是低估年青人”，她说，“不只中国，整个亚洲社会都是一个等级社会。实在需要变革。”
剎那间，我觉得川岛小姐好可爱。我们到底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村田先生这一代人过于世故，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理想主义。
“川岛小姐，你的茶里要不要加糖？”我热情地问道。
她说：“不，谢谢。”
第二天，我还是未经她同意就在她的茶里多放了一块糖。我刚刚从一个凭票买糖的时代走出来，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拒绝别人给她加糖的好意。
二
不管我怎么解释，村田先生始终认为学生们对时局的愤怒里包含着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他甚至怀疑学生们受了党内保守派的利用。这让我十分生气。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一个世故的人，但如此阴谋论即使对他这个世故之人也显得过分。道理很简单：如果保守派在党内取得了控制权，学生们能善罢干休吗？绝对不可能！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要民主，要自由。
遭到我的激烈反对后，村田先生也承认他只是纯猜测，毫无根据。他要我继续密切观察学生运动的发展。我说这没问题。
4月17日晚上，大约二百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广场上坚守了一夜。在打发漫漫长夜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这场抗议应该有一份纲领性文件，集中表达学生们的诉求。他们委托王丹、郭海峰、李进进等学生代表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该请愿书可以被概括为“七条要求”：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
2 彻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 允许民间办报和言论自由；
4 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及财产；
5 取消北京市政府制订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6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7 如实报导此次悼念活动。
4月18日一天，学生们的活动围绕着递交《七条要求》。早晨8点钟，人民大会堂一开门，王丹就走了进去，将请愿书交给了国务院办公厅。王丹出来后，向静坐的学生们出示了收据，随即离开了现场。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散去。王丹走后不久，有人又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三月才召开一次，我们不能等那么久。为了让我们的要求得到及时的回覆，必须要由人大代表出来当面接受请愿书。李进进在这时站出来继续领导静坐示威。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学生们把掛在纪念碑上的一幅长十米宽四米的“中国魂”挽联搬过来，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傍晚时分，三名人大代表刘延东、宋世雄和陶西平终于出面，在台阶上接受了李进进的请愿书。李进进随即宣布静坐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大家立即散去。他自己也马上离开了。
可人群仍然没有散去。此时，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面对着一座空房子抗议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于是有人提议向新华门进发。新华门在天安门西边一公里左右，是中南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的正门。这个提议得到了响应，一群人便高举着“中国魂”的挽联向新华门的方向走去。
下午六点左右，我到了天安门广场，正巧遇到一批学生往新华门的方向走，于是我就跟在学生们的后面。新华门与我外婆家在同一个方向，我反正要回家，不如边走边看。
正是下班高峰时间，人行道上多了几百名学生就显得拥挤不堪。出了天安门广场不远，人群便自动分流：学生们在长安街北侧走，市民们就在长安街南侧走。离新华门还有几十米，学生们彻底站住，再也无法前行。我踮着脚伸着头往前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我横穿长安街，到了市民所在的南侧。此时我才看清拥堵的原因——大批学生正从西边赶来。
我也算参与过若干次学生运动，深知学生运动很容易虎头蛇尾，无疾而终。要想让学生保持持久的热情，必须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形成热点。再说，年轻人精力再充沛也得休息，而北京的主要大学都在海淀区，离天安门广场在十五公里至二十公里之间，所以要在北京市中心保持24小时连续不断的抗议并非易事。4月18日这一天的形势发展看起来是有相当成熟的组织、策划。学生们的要求一步步升级，各校的学生也得到了充分的动员。但仅凭这些，不能证明学生得到了成年人的帮助。这些组织策划也很有可能是学生们自己完成的。
一队武警组成了人墙，把新华门挡得严严实实。
学生们则把新华门前的人行道堵得水洩不通，高喊着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名字，叫他出来和学生对话。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学生们齐声喊道。
我旁边站着一个50多岁的男子，身上穿着一件雪白得晃眼的衬衣。他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评论： “不管怎么说，李鹏也是总理，管理着一个国家呢，总不能一帮毛孩子喊他出来对话，他就得出来对话吧？”
“嘘！”他妻子斥责他，“少管闲事！”
这对夫妻说话有南方口音。我无法判断他们是住在北京的南方人还是来北京旅游的南方人。
“这怎么是管闲事？”丈夫很不服气，“他们不是要民主吗？我也是人民的一员，为什么他们不能听听我的意见？”
“学生万岁！”一个30来岁工人模样的男子喊了一声，同时向天空挥起了拳头。马路对面的学生回应道：“人民万岁！”工人模样的男子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那对有南方口音的夫妻一眼。丈夫还想说什么，妻子拉着他的胳脯，不由分说把他拽走了。
“学生万岁！”长安街南侧更多的观众加入了呼喊。
“李鹏出来！”学生们的喊声似乎能冲破武警组成的人墙。
我对学生们的要求也多少有点不以为然。民主制度应该有一套做事的程序，以保证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总不能你们什么时候想让李鹏出来，李鹏就得出来吧？就算李鹏立即出现在新华门，当场作出承诺：“好吧，你们的七条要求全都可以满足”。这难道就是民主吗？总得开人大会讨论一下吧。如果李鹏一个人一张嘴就能承诺一切，那不仍然是独裁？
我觉得兴味索然，于是离开了新华门。等我在西单坐上了15路车之后，我忽然想到：李鹏可是个保守派呀！看学生们今天不依不饶的劲儿，至少说明他们没有受到保守派的蛊惑，说明他们和保守派是势不两立的。这么一想，我的心情好了很多。明天我要将这一发现添油加醋地向村田先生汇报。
三
等我回到外婆家，吃完晚饭，我的好奇心又活跃起来。现在新华门情况怎么样了？我会不会错过激动人心的场面？刚才坐车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更多的学生从西边过来，朝市中心走去。想必今晚的天安门广场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我伏在窗口，俯看外面的街道，正巧一辆15路公共汽车从十字路口经过，向南驶去。我的心也跟着它开向了长安街。
我一回头，却发现了一幕让我哭笑不得的情景。刚才我换上家居服后，我外婆就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扔进了洗衣盆，盆里正好有半盆水。我一共只有两套外出穿的休闲服，另一套现在被她压在屁股底下。她有一套压衣服的绝活儿。她会把洗干净，晾得九成干的衣服捋平，折叠，然后盘腿坐在上面。用这种方法压几个小时，衣服就像用熨斗熨过一样平整。眼下，她坐在我的衣服上，手里做着针线活。她的眼睛还没有完全恢复，以至于她缝几针，就会用手揉一下眼睛。
我一下子冷静下来，意识到我在家里呆不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想与郭言不期而遇。我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哪里，但他肯定不会出现在我外婆家。除了这间房子，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可能出现他的身影。
我无法鼓起勇气，向她讨要那套衣服。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贱了。
我打消了再次外出的念头。我依依不舍地将目光投向窗外，正好看到了从北京儿童医院的大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我感到难以置信：这么多年了，他们还在烧煤？
四
4月22日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西站时没有停留。发现汽车甩站行驶，前、中、后三个门同时响起乘客愤怒地拍打车门的声音。售票员解释说：“临时接到通知，天安门广场必须甩站经过。”乘客问：“上车时怎么不说？”售票员辩解说：“刚才一直在喊‘天安门不停’，你没听见赖谁？”乘客转向车厢里拥挤的人群寻求支持：“你们谁听见了？谁听见了？”没有一个人说话。争吵声中，车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坐满了学生，几排穿着绿色军装的军人将学生与人民大会堂隔开。虽然因为距离远，看不清双方的表情，但这排兵布阵的态势，已经是冲突一触即发的感觉。吵闹的乘客顿时安静下来。
4月22日是个星期六。当时日本是五天工作制，而中国还是六天工作制。每个周六，我和小赵都会来上班，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则轮流来上班。4月22日应该轮到村田先生值班，但川岛小姐也来了。不过她穿得很休闲，不像是来工作，倒像是去友谊俱乐部打网球，顺便来办公室坐一下。
过了一会儿，小赵也来了，一进门就骂骂咧咧。原来天安门的交通管制一直向东延伸到王府井大街，小赵无法把车开到北京饭店正门，只好从胡同里绕过来，把汽车停在北京饭店后面的窄巷子里。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从后门进入北京饭店，穿过仓库、洗衣房、食堂，才得以进入大厅。小赵把车停到附近的协和医院，然后走回北京饭店。
见小赵进来了，川岛小姐就招呼我们说：“小王，小赵，过来一起看直播吧。”原来她到办公室来是要看胡耀邦追悼会的直播。其实她住的酒店里也有电视，我估计她是想和村田先生一起看，听他现场解说。
村田先生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的确是了如指掌。他首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今天要出场的人物。第一是胡耀邦，这是我们今天要悼念的。胡耀邦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一个激进改革派。胡两年前被革职后，接替他职务的是赵紫阳。赵紫阳是一个温和改革派，在担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国政府的总理。 接替赵紫阳总理职务的是李鹏，他是一个保守派。
目前的党内斗争，很大可能是赵紫阳和李鹏之间的斗争。不过，无论是赵还是李，他们都不具备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因为他们必须听“八老”的意见。所谓“八老”，是毛泽东的同龄人，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他们或者已经退休，或者处于半退休状态。总之，他们在名义上都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他们是一个势力集团，拥有实际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不过，他们也分成两派：温和改革派和保守派。温和改革派的代表是邓小平。他曾经支持胡耀邦，但在1987年后把胡耀邦抛弃了。陈云是保守派。陈云有个著名的“鸟笼理论”：市场经济是只鸟，必须关在计划的笼子里。
说话之间，直播就开始了。村田先生停止了介绍，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追悼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在中国官方丧礼上使用彩色照片这还是第一次。这张照片是胡耀邦发病前几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照片上的胡耀邦神态忧郁，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胡耀邦的遗体摆在照片下方，外罩透明水晶棺。他的遗容经过精心修饰，身上穿的衣服纹丝不乱，与遗照上那个不修边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也许这是一个隐喻：他终于可以安息了，不必再为诸事忧虑。不过，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共党旗。镰刀和斧头。象征暴力的符号又给画面带来了不安的意味。
当天参加追悼会的据说有六千人。村田先生要我们仔细观察站在第一排的人物的表情。毫无疑问，站在第一排的都是中国政坛上叱吒风云的人物。不过我看了半天，完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表情。这些人在我看来身高都差不多——除了邓小平偏矮；脸型差不多——都有一副意志坚定的方下巴；服装差不多——都穿着深色中山装(军人穿着军装)。他们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是神情麻木。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是些头脑敏捷内心敏锐的人，否则怎么能够从战争的血雨腥风，和政治斗争的翻云覆雨中幸存下来？我只能感叹：我这种动不动就喜怒形于色的人，绝不是这些老家伙的对手。
村田先生忽然说：“陈云没来。”
“这意味着什么？”我问。
他摇摇头：“这个，我也说不好。”
摄影机从前向后移动，出现在镜头中的人开始显得年轻，服装也开始多样化；摄影机越往后推，镜头中的人就越年轻，套装的款式就越花哨。有个中年女子穿着横条纹外套，非常显眼；有个小伙子比別人高出一头——很明显属于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一代人。在战场上，长得比別人高，被枪弹打中的概率就高，活着成为开国元老的机会就低。
摄影机回到最前排。镜头再次对准那几张波澜不惊，深不可测的面孔。我不禁暗想：难道我们的命运真要由这几位冷血动物决定吗？
赵紫阳开始读悼词。
村田先生叫我们留心一个词儿：“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员相信人死之后要“去见马克思”。所以对共产党员来说，死后能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奋斗了一辈子，却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又有何脸面去见马克思呢？胡耀邦去世当天中央电视台所发的讣告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一词的，这说明在4月15日，中央依然对胡耀邦两年前的错误耿耿于怀。中央对胡耀邦的低评价激怒了学生，这是最近几天抗议活动的最直接起因。《七条要求》中的第一条就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所以，胡耀邦能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检验学生运动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尺。
我们都屏心静气支着耳朵。果然，“马克思主义者”如期而至。
胡耀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这是一个正面的信号，说明中共中央对7天来大学生们的抗议作出了让步。不过我又想：学生们纪念胡耀邦，恰恰是因为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心慈手软，不太像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学生们真地希望用中共的语言来升级对胡耀邦的评价吗？
不管怎么说，从效果上看，反正学生们赢了一分。
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念悼词的赵紫阳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赵紫阳读悼词的时候没有感情，语气也显得潦草，似乎是在敷衍了事，一心只想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和胡耀邦不都属于改革派吗？也许胡的逝世以及它带来的风波干扰了改革的进程，他现在只想尽快让工作回到正轨？可他的改革方案又是什么呢？在“价格闯关”失败之后，他袖子里还有些什么大杀器呢？
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时，电台及电视台会在讣告之前和之后播放《哀乐》，追悼会上也会播放《哀乐》。一般来说，一个人生前的官职越高，死后播放哀乐的时间就越长。这是常识，我也知道。但村田先生的知识更加精确。他告诉我们：有史以来最短的哀乐是30秒， 最长的是毛泽东逝世时的3分35秒。于是当哀乐响起时，我们都低头看表。1分17秒，还不算太坏。在中央最高领导人里，这算是中等待遇吧？
五
中央电视台的直播把镜头聚焦在人民大会堂内部，没有报道广场上的动态。但我一直记得上班路上看到的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我知道学生们想亲自进入人民大会堂向胡耀邦致以最后的敬意。既然当局不允许，我很关心这件事会如何收场。
直播一结束，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就离开了办公室。我也赶紧背着相机包去了天安门广场，心想现在去也许还能抓到一些好镜头。我的包里有最新款EOS，还有长长短短数个镜头。距离上次被抢已经过去了五天，危险和恐惧已经在我的回忆中褪色。
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侧进入广场。学生们都背对着我，因为他们都面向人民大会堂。有些学生已经准备撤退了。他们已经在这里坚守了24小时，现在需要休息。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仍然不肯离去。悼念胡耀邦只是一个导火索，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与国家领导对话，谈论自己的治国方略。他们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还有一部分学生想在灵车经过的时候再看胡耀邦一眼。当得知灵车已经从秘密通道离开了人民大学堂，他们顿时被激怒了。
场面十分混乱。有一段时间，广场上的扩音器里换上了《希望的田野》。甜美的歌声把我带回到1984年国庆节。那一天，北大学生在白天的游行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条幅，在晚上举行的广场联欢晚会上，这首歌又是最受欢迎的广场舞歌曲之一。那时候大学生和国家的关系是多么好。政府宠着我们，我们也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可惜，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式。改革激化了矛盾，黄金时代结束了。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晴朗的天空上布满了乌云，学生们纷纷向前跑起来，人潮人海踩踏着希望的田野。不知为什么，眼前的画面让我想起凡高《麦田里的乌鸦》。我仿佛看到天空上一群黑色的鸟正在凌乱地低飞。远处的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显得轮廊平正，而是像凡高笔下的地平线那样波动起伏。不安，激奋，紧张，不详。
学生们忽然停住脚步，不再往前走了。广场上的骚乱慢慢平静了下来。空气也仿佛凝固了，沉沉地朝大地压将下来。一种风暴眼内不祥的安静。我从恍惚中醒过神来，发现学生们都在朝人民大会堂的方向张望。我也踮起脚尖，望向人民大会堂东门。东门台阶上有三个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停留在那里。
他们在做什么？从远处看，他们好像是蹲在地上，如同百米运动员在准备起跑。难道他们要冲进人民大会堂？
“李鹏！出来！”我身边有几个学生大声喊道。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人群越来越愤怒，喊声越来越大。
我忽然想起自己带着相机，于是我打开相机包，取出EOS机身，装上18-250mm变焦镜头。我举起相机，对准前方，先将焦距调到250mm，再使用自动对焦，直到三个人的背影清晰地出现在取景框里。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正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中间一人高举着双手，手里捧着一件东西，好像是要把一件珍宝献给皇帝。
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我感到深深的耻辱。40年前，就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什么40年后，这些共和国最受宠的孩子竟然会跪着乞求他们的家长赐予民主和自由？
我什么也没拍就收起了相机。 我不想记录这个事件，尤其不想让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看到。村田先生也许还好，我觉得他多少算是自己人。川岛小姐百分之百是个外国人。家丑不能外扬。
我甚至想把它从自己的记忆中彻底抹去。然而历史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三十年后，当我为写这本书而查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很多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这一“跪谏”事件。一个公认的观点是：“跪谏”事件将抗议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向了罢课和绝食。与我感觉羞耻不同，很多在场的大学生都被政府的傲慢和冷漠激怒了。三个年轻人跪在阳光暴晒的台阶上半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与他们对话！
那三个学生是有意要把这辆战车开上一条不归路吗？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真相。
六
我疲惫地回到外婆家，仿佛打了一场败仗。刚把折叠床打开，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李敏。一看到李敏，我就想起了郭言，不由自主地用身体堵着门。李敏笑眯眯地问：“你不请我进去聊会儿？”
我只好请她进来。
我们俩肩并肩地坐到我的折叠床上。她手上拿着两个冰淇淋，一个递给我，另一个递给我外婆。我外婆坐在大床上，屁股下压着我的衣服，正在织一顶帽子，见李敏递给她冰淇淋，赶紧摆手：“你吃吧，我吃不惯这个。”两个人推来让去，最后冰淇淋还是回到李敏的手里。
我知道外婆不会真地接受，但是李敏先递给她，就是一种尊重的表示，这会让她高兴。
我们撕开各自冰淇淋的包装。我一边吃一边问：“你最近忙什么？”
李敏满脸笑容地说：“在准备婚礼。我要结婚了！”
“真的？”我大吃一惊，“你父母同意了？”
“同意了。”她眼睛里流露着得意的光芒。
“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故事很曲折，改天咱俩好好聊聊，到时我全都告诉你。”她有条不紊地说，“今天先问你个事儿：下个星期日，4月30日，你有时间吗？”
“有啊，”我以为她想在4月30日跟我好好聊聊。
“我的婚礼订在4月30日，我想请你做伴娘。”
“这么快？”我有些吃惊，我总觉得筹备婚礼至少需要两个月吧。
“没办法，五月份和六月份的周末都订满了，只有4月30日能找到合适的餐厅。”
这倒也是实情。五、六月份是结婚的旺季，能办婚礼的饭店基本上半年前就订出去了。既然她好不容易征得了父母的同意，肯定想赶紧把婚结了，免得夜长梦多。
“恭喜你！”我真诚地说。
李敏拉着我的手：“那就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心里却不免有些酸溜溜的。
等李敏走了，我外婆压低声音说：“她八成是怀孕了，所以急着结婚。”
我听了很不舒服，本能地替李敏辩护：“您怎么这样儿？人家买个冰淇淋还惦着送给您呢。”
外婆说：“她是个好孩子。不过呢，好孩子也会办错事儿。凡事要小心，別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原来包袱在这儿呢。
七
4月23日是星期日，我照常去北京饭店写小说。打开电脑，看到小说文档上次更新的时间是4月16日下午16点23分。七天过去了！郭言一直没有露面。无论什么理由，我都不能原谅他。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幸亏这七天里，外面的世界精采纷呈。否则的话，每一秒钟都会成为我的监狱。从这一秒过渡到下一秒，我都需要越狱般的勇气。好在外面的世界大开大合，时间能以更大的单位——“小时”、“天”——大踏步地前进。我于是也流波逐流，眨眼的工夫就被渡到了今天。
午饭的时候，我照常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花圈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一个抗议的学生都没有。真地就这样结束了？我有点不甘心。我悻悻地返回王府井。走到十字路口，向右一拐就上了王府井大街。一阵熟悉的香味飘进我的鼻孔。那里有一家卖“台湾盐酥鸡”的店。从前我下班后经常买一份，边吃边逛街。自从抗议开始后，我一下了班就往天安门跑。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吃过他家的盐酥鸡了。
我停下来，买了一份。还是熟悉的味道，一点都没改变。我难过得想哭。
一切都没改变。生活仿佛毫无阻滞地就回到了正轨。有过几个打错的电话。每次电话铃一响，我都觉得自己肾上腺素水平瞬时升高。等到确认是打错了，我又陷入更深的沮丧。走廊里时有人来人往，多半都是旅游者。我听到他们用外语对话。我的办公室里只有我自己双手打字的声音。我只能不停地打，我无法忍受寂静。
下午五点钟，天色忽然暗了下来，又过了一会儿，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阳台上。我们办公室有面向长安街的阳台，因为北京风沙大，我们很少打开通往阳台的门。我走到门前，打开阳台门的保险插销。我拉了一下门，门好像锈住了。我抓住把手，猛地一用力。门开了，风夹着雨呼呼地刮进来，吹得办公桌上一片狼籍。
我站在阳台上，俯视长安街。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有人打着伞，有人穿着雨衣，一派和平宁静，和任何一个乍暖还寒的四月傍晚一样。长安街湿得像一条河，汽车经过时会溅起小小水花。天边乌云密布，从云层的缝隙间透过一缕缕桔黄色的夕阳。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的脑海里忽然回想起高尔基的《海燕》。
多年后，每当想到天安门事件的悲剧结局，我都会深感内疚，仿佛我本人就是那只幕后的黑手。其实我的肉体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我的心灵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力。一个小悲哀和小确幸的时代已经等在街道的拐角，而我并不想拥抱它们。我怀念八十年代的疾风暴雨，我知道这是八十年代最后一次狂野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们把事情闹得大一点，再大一点。让我再一次感受集体的力量，再一次愤怒着集体的愤怒，悲伤着集体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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