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老八路遭窃
1957年10月8日,北京。
那时候还没有“国庆长假”之说,国庆节法定休假早已过去,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已经上了一星期班都觉着有些疲倦了,民警朱铁赞却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因为他腿部骨折病休三个月假期刚满,在家闷了近百天早就憋坏了,上班对他来说就像笼中的鸟儿放飞一般。
朱铁赞是北京人,那年三十四岁,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当中学语文老师的,参加了地下党,经历过危险,却没立过功,干到1949年元月底北平解放时还是一名普通党员。又在中学教了一年多书,忽然来了一道调令,让他去北京市公安局当了一名预审员。1957年初,又把他调到前门分局预审科,还是预审员。他对预审工作不大喜欢,想干刑侦,已经打了三次报告,可是领导那边却杳无音信。所以,这次病假结束重新上班时他还是向预审科长报到。领导对他说,老朱你骨折刚好,该做点儿轻松的工作,这样吧,这里有个盗窃案,是分局刑侦队节前交过来的,就由你承办吧,让小于跟你。小于是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公安系统。
这个盗窃案的情况是这样的——
前门区西大街明嘉公寓住着一个单身汉,名叫秦刚,山东聊城人氏,老八路出身,不过是个文盲,打仗勇敢,脑袋瓜却不大玩得转,又缺乏上进心,因此到1957年为止他参加革命已经十五年了,却还无官无职,不过资历是明摆着的,行政级别不能低,评级时就给了他一个十四级。工作呢?国家水产部的一名普通干部。老秦仕途不理想,个人生活也不太如意。1954年三十岁时娶了一个叫姜美娟的护士,次年有了一个儿子。姜美娟是上海人,出身资本家家庭,比较娇气,还喜欢跳舞,交际比较广。秦刚跟老婆不是很合得来,两人属于凑合着过的那种类型的夫妻。凑合到去年,姜美娟红杏出墙,被秦刚捉奸在床,于是就闹离婚。闹了差不多一年,最后总算离了,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留下老秦住在前门区现在的这个公寓里。秦刚于是调整情绪、振作精神,准备再娶一个媳妇。9月初,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小学老师,丧偶,有一个孩子。他跟人家见了面,觉得还不错。跟人家一提,对方也有这层意思。接触了几次,秦刚于9月29日中午请女老师吃了顿烤鸭。哪知回到家发现不对头:家中失窃,贵重细软悉数不见。
前门分局刑侦队派了三名刑警出警。现场被窃现金八百多元、英纳格手表一块、黄金二两、银洋五十枚以及毛衣四件、皮夹克一件、皮鞋一双。秦刚参加革命前做过小贩,文化不行,心算能力还可以,对刑警说据他折算,被窃的现金、物品总价值大约在一千五百元左右——这在当时已经可以自己建一幢两层楼民居了,换句话说,窃贼偷走了老八路秦刚同志的一幢小楼房。
刑警勘查现场时,觉得很奇怪。案子发生时,现场门窗关闭完好,并无撬痕,这看来是内盗啊。于是就问失主,您这屋子的大门一共有几把钥匙啊?老秦说有两把嘛,我一把,我前妻一把。不过我前妻的那一把离婚时没还给我,我也忘记跟她要了,刑警说案犯像是用钥匙打开屋门后作的案,而且对现场很熟悉,翻东西没有多余动作,你看,撬橱就撬橱,撬抽斗就撬抽斗,一撬一个准,你不放贵重物品的橱柜、抽斗人家碰都不碰。这样看来,你前妻可能跟本案有牵涉。秦刚却提出反驳,说她手里也有橱柜、抽斗的钥匙,直接打开就是了,何必撬开呢?刑警说老秦同志您就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既然报了案,那就是公安局的事儿了,到时候把案子破了,失窃的物品追回,罪犯依法惩处,事儿就完了。秦刚说那好,单位安排我去南方疗养半个月,明天我就出发,希望等我回来时能听到好消息。刑警说没问题,不过您最好把门锁换一个,免得人家再惦记着您。
然后,刑警去访问了公寓门卫耿老头儿。这老头儿是个聋子,跟他嚷了一阵他才明白刑警是要问案发当天上午是否有陌生人进过公寓。老头儿答称没有留心,于是,刑警就不在这方面寄予什么希望了。
三位刑警返回分局,向领导报告了出现场的情况。领导说听你们说的,像是内盗了,这个案子侦查难度不大。然后,就把三人中的一个调去参加一起凶杀案的侦破了。留下搞盗窃案的二位都是年轻人,一个叫罗贵忠,二十二岁,刚从部队转业;另一个叫高亮,二十三岁,初中毕业后在区政府工作,两年前公安系统搞扩展,他自愿要求过来充实队伍。当下,小罗、小高两个就去访问秦刚的前妻姜美娟。
姜美娟二十七岁,娇小玲珑。她全家都是上海人,老爸是木匠出身,一手木工活儿在行业内有口皆碑,凭着这手本领;姜木匠渐渐就转化为姜老板,在上海开了两家家具店。抗战胜利后,他从上海跑到北平发展,在西便门开了一家家具厂。当时对迁移并无限制,北平、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也不讲指标,所以老姜寻思在北平做得好就一直待下去,做不好就回上海继续经营家具店铺。1949年元月北平解放,人民政府搞户籍管理,老秦全家都登记了,就这样在北平生了根。
姜家住在西单区温家街的一个四合院里:那里一共住着四户人家,姜家的房子最大。姜美娟跟秦刚离婚后回到娘家,还是人住她原来的屋子。姜美娟因第三者离婚,不过离婚后那个第三者不知怎么也把她抛弃了,所以目前是单身过日子。罗贵忠、高亮两人登门访问,直截了当问到了钥匙的事儿。姜美娟承认离婚时没把钥匙交出来。为什么呢?她说前夫没问她要,她也就懒得交还了。刑警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就问她钥匙呢,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姜美娟说早就扔了,我留那里的钥匙干吗?
那么,把钥匙扔哪儿了呢?姜美娟说,大约两个月前,那时天还有点儿热,家里的窗户都开着通风透气。她因为被那个第三者甩了,心绪大坏,那天医院里事儿又多,又是干活又是开会,弄得非常疲乏,回家吃饭时嫌面条太淡,就跟老妈嚷了两句。老妈也不好惹,况且不赞同女儿的生活作风,就指责了几句。母女俩吵了起来,争吵时老妈讥讽她还保留着秦刚屋子的钥匙,是不是还想回去?人家姓秦的哪会再让你进门云云。姜美娟听得心烦,就把秦刚屋子的钥匙从自己的钥匙串上摘下来随手从窗口扔了出去。
刑警又询问姜美娟的母亲,还调查了邻居,前者证实女儿所说不谬,后者也知晓吵架的事,还有人去劝过,至于后来姜美娟是不是扔了钥匙,那就不清楚了。返回来再问姜美娟今天上午案发时在干什么,姜美娟说在医院上班。刑警随即去了医院,同事证明她确实没有离开过岗位。这样,姜美娟的作案嫌疑就暂时排除了。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罗贵忠、高亮两个干劲十足,也不想下班,继续商量案子。他们认为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关键还是在钥匙上。于是就去了姜美娟家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扯住了正要下班回家的户籍警老李,请他介绍姜家那个四合院居民的情况。老李听罗、高两人介绍了案情,马上说,如果你们调查到的情况是确凿的,那么,这案子十有八九就是刘二栓的事儿了。
刘二栓是姜美娟的邻居,两家住在一个院里。此人十七八岁,个头高大,看上去有点儿傻乎乎的,内在也有点儿“二”,说话不着边际,经常横的搭到竖的上面去。不过,别真的把他当傻子,他看上去再傻再二,做什么事儿却是从来不吃亏的。这小子的手脚也不大干净,水果店里顺个苹果、菜场摊头捞两个鸡蛋、胡同里随手拿走人家晾着的衣服之类的事儿他都有份儿。老李分析,既然姜护士是把钥匙扔到院里去的,那就不能排除被同院的刘二栓捡到的可能,不如先去了解一下他今天上午在干什么。
罗贵忠、高亮深以为然。于是老李也不急着下班了,陪同着一起前往。先向同院和胡同里的邻居了解,都说看见刘二栓今天上午八点多钟出去的,到中午过后才回来。下午倒是没出去过,看见他拿着个苍蝇拍子在四合院里里外外打苍蝇。刑警说老李那就麻烦你把这小子传唤到派出所,我们先问一下。老李说我估摸准是这小子干的,不如找他到隔壁邻居家里去谈话,同时直接去他家查看,万一这案子是刘二栓跟别人合伙干的,瞅势头不对再把赃物给转移了。罗贵忠、高亮点头称是。
于是三人就去了刘家。老李把刘二栓叫到邻居张大爷家里,问他上午干什么去了。他说没干什么,就在家里待着呗。待到老李说已经有不止一人可以证明他上午离家外出,他才承认确实是去外面了。去哪里了呢?他说没去哪里,就在附近马路上转悠,闲着没事,政府又不给安排一份工作让他挣几个小钱儿,天天吃闲饭,心里郁闷,就到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
正说到这里,高亮进来了,朝老李打了个手势,然后径直走到刘二栓面前,让他把拴在腰带上的钥匙串取下来。刘二栓照办,取下钥匙串放在桌上。高亮拿起来一把把看着,眼中倏地闪过一丝喜色。老李马上不失时机地对刘二栓说,小子你趁现在还没摊牌的时候赶快交代,算你自首,可以从宽处理。刘二栓一脸迷糊,让我交代啥呀?高亮说老李不必跟他啰唆了,换个地方去聊吧。一边说,一边掏出手铐就把刘二栓给铐了起来。这时,刑警罗贵忠也进来了,手里提着个沉甸甸的包袱,里面装的是刚从刘家搜得的银元、黄金。
刘二栓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讯问,还是一脸迷糊,不知道要他交代什么。高亮便把那串钥匙中的一把从钥匙圈上摘下来: “刘二栓你看清楚,这把钥匙你认识吗?”
刘二栓嘀咕道: “这是我捡到的!捡把钥匙又不犯法。”
罗贵忠沉声喝道: “捡钥匙不犯法,可是你用捡到的钥匙去开人家的屋子那就是犯法行为了。算‘了,不跟你多费口舌了,—会儿跟我们走吧。”
高亮往前门分局打了个电话,一会儿分局派来一辆小吉普把他们连同刘二栓送到了分局看守所。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但刑警还是饿着肚子讯问,他们只要拿下刘二栓的口供,这个案子就算结了。因为饿着肚子工作,难免有些急躁。一急躁,活儿就容易干得粗糙。罗、高两人讯问刘二栓,用现在的说法是貌似“诱供”。刘二栓进了提审室后发觉不对头,就大叫“快让我回家”。刑警说你想,回家,我们也想回家。不过,能不能马上回家的决定权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在你手里。你只要把作案过程一五一十交代清楚,就可以让你回去。
刘二栓果真有点儿“二”,就问让我交代啥呀?刑警说你不是捡了那把钥匙吗?你知道那是谁的吗?刘答称那是姜姐的,我看见她跟她妈吵着吵着就把钥匙扔出来了。刑警说这个态度好,再往下说,说完了就能回家了。你知道姜姐以前住哪里吗?刘二栓说我怎么不知道,我都是去过几次了的……就这么说着,把一份讯问笔录做下来了:刘二栓交代说他用钥匙进了姜姐以前住的屋子,偷了些东西,一部分放在家里,一部分藏在他家屋后的小花坛里。
笔录做好后,刘二栓就被拘留了。次日,9月30日,上午分局开会,布置国庆期间的值班安排和注意事项什么的。罗贵忠、高亮直到下午才去刘二栓家取赃物。可是,把那小花坛拆了也没见着任何与赃物相关的物品。两人气咻咻地赶到看守所再次提审刘二栓。哪知,刘二栓比他们还生气,说警察昨天骗了他,交代完了没放他倒把他关起来了,听监房里的人说,只怕判刑还不轻哩!所以,什么也没问出来,倒让刘二栓给骂了几句。
这种无法提取证据的情况以前也碰到过,通常都是转给预审去搞。因此,国庆节一过,这起案件就转到了朱铁赞手里。
二、苏联元帅的礼品
朱铁赞把这个案子的卷宗看了一遍之后,发现有疑问,而且较为明显。比如报案登记单里面说秦刚失窃的二两黄金是两根小金条,而从刘二栓家里搜到的二两黄金则是一个小元宝;还有失主报失的五十枚银元,后面括号里明明写着是“袁大头”,可是从刘家搜出的四十六枚银元是有“袁大头”,有“鹰洋”,也有“小头”的杂货,这跟赃物特征不相符啊!朱铁赞就怀疑这案子可能并非刘二栓所作。
于是,朱铁赞就叫上小于去看守所提审刘二栓。到了看守所办理手续后,看守员把刘二栓从监房里提出来。进了提审室,刘二栓只一看面前坐着的朱铁赞和小于,蓦然放声大哭。朱铁赞给他哭愣了,说你哭什么?刘二栓答称,听监房里的犯人说,进来后凡是换承办员的,那就大事不妙了,要吃“逮票”,回不去啦!朱铁赞说你先别哭,好好回答问题。你的问题是否“升级”就看你的态度了,态度好的,配合政府把事情弄清楚,对你就有好处;反之,那就不好说啦。然后朱铁赞向刘二栓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9月29日那天上午,你究竟干什么去了?”
刘二栓交代说,他9月29日上午跟邻居三宝、小铁头几个人在赌博。朱铁赞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盯着他:“赌博?你……赌博?”意思是:兄弟,凭你这脑子也能上赌台?刘二栓解释说,他们赌博,他呢,在胡同里给人家望风。朱铁赞寻思这还差不多,又问了几个细节。然后,把话题扯到赃物上,问从你家抄出来的银洋、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刘二栓说这我也不知道,家里的事儿轮不上我管,都是我爸我妈管的,您得问他们去。又问到9月29日晚上刑警提审的事儿,刘二栓犹自感到委屈,说他们说的,只要我承认偷东西了,就马上放我回家。
朱铁赞已经大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想了想,又问了问关于钥匙的事儿。刘二栓说是姜姐扔出来的,扔在屋子旁边的阴沟里了,是他从阴沟里捞出来的。干吗捞呢?原来十八岁的刘二栓虽然有点儿“二”,可意识中还是认为自己是大人了,该有点儿大人的样子,比如钥匙吧,就不能像孩子那样用一截细纱绳穿了挂在脖子上,而是要穿进钥匙圈拴上链子挂在腰带上。有链子的钥匙圈给他搞到了,可拴上腰带后发现钥匙太少,就是家门和属于他的那个抽斗上的挂锁钥匙。从此刘二栓就开始注意收集钥匙,凡是别人废弃不用的,都弄过来穿在自己的钥匙圈上,姜美娟的那把就属于其中之一。
朱铁赞又问到了笔录中记载的关于他几次去姜美娟离婚前的住处之事。刘二栓说那是姜姐请他去帮忙的,一共去过三次,一次是她结婚前收拾房间,买了些花纸、彩灯什么的,没法搬,就请他相帮拿过去了;另一次是结婚前搬嫁妆,那次是借了辆卡车的,他也去当了回搬运工;还有一次是姜姐离婚,叫上他和另外两个邻居相帮把东西搬回来。后来他就一次也没有去过了。
朱铁赞对刘二栓所说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调查,全部属实。而那些查获的金银,全部是刘二栓父母的私产。那么,刘家父母为何不向警察说明呢?原来刘氏夫妇都是“一贯道”分子,男的给关押过,女的也在街道挨过批斗,直到现在还属于派出所内部榜上有名的重点关注对象。刑警登门时又没给他们好脸色看,哪里还敢说明?于是,错案就这样形成了。
过了几天,10月15日,朱铁赞上班走进分局大门时,正好遇到刑侦队马队长,满脸笑容地跟他握手。朱铁赞以为是感谢他纠正了一起错案,马队长一开口方知,是他请调刑侦队的事儿批下来了,即日报到。朱铁赞大喜,尽管工资没涨一分钱,而且干刑侦要比预审辛苦,但那是他的喜好。
朱铁赞到刑侦队报到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侦查秦刚的那桩失窃案件。马队长说,老朱你虽然没干过刑侦,可是已经干了几年预审,颇有心得,分局、市局出的《工作通报》上曾介绍过你承办的案件,所以我想眼下这件盗窃案你是有办法破掉的。朱铁赞说老马你不是将我的军吗,我把你们送预审的案子退回来了,现在改换门庭投到你老人家的地盘,你干脆就把这个案子压到我的肩上,真是岂有此理!
开过玩笑谈正事,老马说给你配备两名助手,就是小罗、小高,上次那毛糙活儿就是他们干的,此番再跟着你干他们就该长记性了。朱铁赞和罗贵忠、高亮两人见面。俩小伙儿都很阳光的,说老朱这次幸亏你把案子拦下来了,否则这祸可就闯大了,别说我们马队长,就是局长也饶不了我俩。
三人立即投入工作,分析了案情,认为该案的关键还是在钥匙上。案犯可能使用的是公寓原配钥匙(包括复制品),也可能是使用万能钥匙之类的工具打开了屋门,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他进屋后是用撬的手段对付橱柜和抽斗的。从案犯把所有脚印、指纹统统擦拭掉(也有可能是戴了手套)这一点来看,有可能是有前科的老手,或者虽是新手,却具有一些反侦查意识。那么,应该怎样进行调查呢?三人讨论下来,认为可以采取两步同时进行:一是去明嘉公寓调查钥匙情况;二是向全市的银行、旧货行调查9月29日之后是否有人前往销赃。
当天下午,三位刑警立刻开始行动。朱铁赞分工去明嘉公寓调查钥匙情况。那时没有什么物业公司,该公寓的产权是国家的,由前门区房管所管理。房管所的管理仅限于修理,谁家的门窗、地板、天花板什么的坏了,报修后过若干天来修理,其他的统统不管。那么怎么冒出一个看门人耿老头儿呢?那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他当门卫的报酬是公寓的全体住户凑钱支付的。
当日朱铁赞无功而返。而罗贵忠、高亮两人对银行、旧货商店的调查也没有收获。次日,10月16日,三人再次出动。朱铁赞去房管所了解钥匙情况,得知钥匙是住户办理人住手续时交给的,房管所方面并无备用钥匙,也就不存在复制的可能。那么,失主秦刚的前任住户是谁呢?房管所方面说,这公寓以前住的都是外国人,有日本人,也有欧洲人以及美国、加拿大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人逃的逃,遣返的遣返,他们腾出的房子就给中国人住了。后来北平解放,外国人大部分都离开了,又入住了一些中国人。当时的外国人以苏联人为主,大约有七八户人家。到了1954年,苏联政府向苏联在华侨民发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这几家苏联人也走了。秦刚的前任住户就是苏联人。他们是1954年7月11日离开的,退房手续是之前三天由房管所统一上门办理的。离开的那天,他们的钥匙都如数交还了。
这样一来,关于钥匙的调查就没戏了。调查银行、旧货行的罗贵忠、高亮每人一辆自行车奔波了一天,也是一无所获。
下班前,朱铁赞三人在办公室碰头,刚交换了各自当天的调查情况,指导员来叫他们了,说你们三位去一趟市局,刑侦处韩滔副处长要见你们。听说发生了重大盗窃案件,市局要组建专案组,你们三位被抽上了。这时马队长过来了,说估摸那起案件跟你们手头的这起有关,所以分局领导让你们过去参加。
三位刑警赶到市局,果然如此!这起盗窃案的案值超过老八路秦刚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失主的身份有些特殊,而且被窃物品中有一件意义也颇为特殊,所以就成为一起重要案件了。
失主名叫马乔,住西四区后达里,三十多岁,是北京铁路局下面铁路编组站机修车间的一名钳工。马乔是个混血儿,老爸马特罗索夫1876年出生于沙皇统治下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西南端的著名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贫穷家庭,生活所迫,十二岁就下煤矿挖煤谋生。1899年,二十三岁的马特罗索夫投身行伍,成了一名沙皇军队的骑兵。次年,作为八国联军一部分的四千八百名俄军侵入中国京城,马特罗索夫就是其中一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马特罗索夫随部队开赴中国旅顺地区与日本军队作战,俄国败北,马特罗索夫在战争结束前两个月被俘。不久,马特罗索夫从战俘营逃出,辗转逃亡到哈尔滨。这时战争结束了,马特罗索夫却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无法返回乌克兰家乡,于是就在哈尔滨打工谋生。原想待攒下一些钱,前往北京找俄国公使请求帮助回国,哪知,到了1917年,沙皇政府竟被推翻了。这下,马特罗索夫的回国之梦破灭,从此也就死了心,干脆离开哈尔滨前往北京谋生了。
到北京后,马特罗索夫用之前在哈尔滨打工时攒下的钱钞作为本钱经营面包、果酱小买卖,渐渐上了道,又开了家只有一个门面的面包铺。1921年,娶了北京姑娘乔氏为妻。次年,乔氏生了个男孩儿。其时,马特罗索夫觉得自己已经融人了中国,一口中国北方话也讲得标准流利。中国朋友们也不再唤其那长长的外国名字,而是以“老马”相称。因此,马特罗索夫有了儿子后,就对妻子说:“我现在应该是中国的马姓了,孩子就姓马吧,名字呢,取你的姓氏,合起来就叫‘马乔’。”
这就是失主马乔的家世。那么,这些内容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这就需要说一下马特罗索夫与其一个举世闻名的同乡的关系了,这个同乡,就是被称为“红色元帅”的伏罗希洛夫。当时中国人的习惯,尊称伏罗希洛夫为“伏帅”或者“伏老”。伏帅出生于乌克兰,其父原是沙皇军队的退伍士兵,后成为铁路巡道工,其母当过厨娘和洗衣妇,家里生活贫困,以致于他从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八岁当牧童,十岁在煤矿当童工。伏帅当初下煤矿时,带他干活的那位不过长其四岁的师傅就是马乔的老爸。两个孩子一起搭伴干过三年活,后来就各奔东西了。
造化弄人,同样的煤矿童工,马特罗索夫还算是师傅,到了后来,伏罗希洛夫成了苏联领导人,而老马却是流亡异国他乡的一个面包师。本来,老马早已忘记了伏罗希洛夫,直到1953年初,早已做不了面包靠儿子马乔养着的老马偶尔从别人口中听说苏联有个大大有名的元帅叫伏罗希洛夫,打仗怎么怎么牛,于是就让儿子留心一下,找份有伏罗希洛夫照片的报纸来看。不久,斯大林逝世,老马终于看见了报纸上刊登的参加追悼活动的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照片。虽然隔了那么些年头,但他还是一眼认出那就是当年一起干活的伙伴。
于是,老马就往莫斯科寄了一封信:伏罗希洛夫收到了老马的信,也还记得当年的这位师傅。两个多月后,伏罗希洛夫请苏联驻华使馆通过苏侨协会给马特罗索夫捎来伏特加酒和烟,以及他的口信:老伙伴,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见面一叙?
1957年4月15日,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华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政府以当时接待外宾的最高规格接待伏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真、罗瑞卿、杨成武等都到机场迎接,从北京南苑飞机场到天安门,几十万军民夹道欢迎。伏罗希洛夫在京访问期间,曾提出要跟他的老伙伴马特罗索夫见个面。可是,老马早在一年前就因病去世。于是,伏帅把他特地带来的准备送给马特罗索夫的礼品——伏特加酒、烟和一块刻有他亲笔签名的金壳怀表请苏侨协会转交马特罗索夫的家属。其时,马特罗索夫的老伴、当年的那位乔姑娘亦已作古,只剩下马乔和其妻子以及一对子女。苏侨协会就把这份礼品交到了马乔手里。
如果这事发生在2013年,那马乔家估计会媒体盈门,争先恐后采访,连篇累牍报道。但在当时,则是波澜不惊,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甚至连公安局都不清楚竟然还有这么一桩事儿。直到1957年10月16日中午马乔家遭窃,西四分局出警时方才听说失窃物品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元帅馈赠的礼品,那年头人们政治意识强,刑警马上报告分局领导,分局随即报到市局。市局方面自是不敢小觑,决定组建专案组专门侦查该案。市局刑侦处领导想起了前门分局正在侦查的那起“9·29”盗窃案,觉得两案作案手法相似,于是就通知前门分局把侦查该案的刑警抽调进专案组。
三、发现赃物
回过头来,说一下马乔家遭窃的情况。
这天是星期三,早上七点,马乔和往常一样出门上班。他的妻子黄蕊珠在附近的一家面馆工作,一大早就去上班了。马乔出门后不多久,十二岁的女儿和十岁的儿子吃过早饭,也背着书包去上学了。姐弟俩是一起出门的,姐姐小雅细心地把家门锁上,钥匙拴在脖颈上后又放进了里面的衣袋。女主人黄蕊珠上班分两个时段:早晨五点至上午十点半,下午六点至晚上九点。上午十点四十分她回家,用钥匙开门进屋时,初时没觉得跟平时有什么异样。,不过,当她走进厨房准备烧饭菜时,却发现原先挂在窗口外的拖把被挪了个位置,放到门后角落里倚着了,而且原本昨晚用过拧干晾了一夜的拖布现在仍是湿的。到这时,黄蕊珠还没意识到家里出事了,只道是孩子吃早饭时不小心弄脏了客厅的地板,抓了拖把使用后没有放回原位。
直到十一点半孩子放学回来后跟妈妈说下午要交学费,黄蕊珠打开大橱里锁着的抽斗要取钱钞时,方才发现失窃——不但放在里面的七十多元现钞不翼而飞,连他们夫妇的黄金首饰(两枚戒指、一条项链)和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元帅赠送的那块金怀表也没了!再检查,发现伏帅赠送的两瓶伏特加也不见了,另外被窃的物品还有马乔的一件小羊皮夹克衫、两件毛衣、一双皮鞋以及黄蕊珠的—件狐狸皮风衣,三件毛衣、两双皮鞋。
现场勘查获得的情况是:案犯用钥匙或者其他专用工具打开门锁后进人马乔家,直奔主卧室,从未上锁的写字台抽斗里找到了橱柜等的钥匙,于是就用钥匙打开橱柜下手行窃,作案后又把橱柜、抽斗等一一按照原样锁好,钥匙放回原处。然后,案犯取了抹布、拖把,消除了痕迹,这才离开现场。
刑警把失窃的所有衣物的体积粗粗估算了一下,发现即使是用绳子捆紧后也得需要一口比较大的箱子才能装得下。询问了主人,其能容纳赃物的箱子、旅行包以及被单、毯子等东西一样未少,那说明案犯是带着容器过来的。什么容器?西四刑侦队队长张臻说应该是麻袋之类的东西,因为旅行袋太小,装不下这么些赃物,箱子倒是行的,可是案犯带着口大箱子过来作案,一路上难免惹人注目,估计他不敢冒这等风险,所以,麻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另外,麻袋装了赃物后体积骤增,案犯只能扛在肩上带走,如此,又容易引人警觉。因此,估计他可能是动用了交通工具,如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之类。
刑警随即走访了马宅所在的这条小胡同里的住户。白天,大部分家里都没人,小部分家里有人的,上午那个时段也正在忙着料理家务,没有人留意胡同里出现过什么人。只有一个老太太告诉刑警,上午十点左右,她去医院看病回来,曾在胡同口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车后的架子上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经刑警耐心启发,老太太回忆起那男子的模样:二十多岁,中等个头,络腮胡子,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头上戴着顶帽檐长长的蓝色劳动布帽子。
当晚,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会上,先由组长、西四分局刑侦队队长张臻和前门分局的朱铁赞介绍了“10. 16”、“9·29”两起盗窃案的基本情况,然后大家归纳了这两起案子的相同特点:一是案犯都是使用了钥匙或者特殊工具打开门锁后进入现场的;二是案犯进入现场后对橱柜、抽斗上的锁具似乎无能为力,只好采用撬窃方式,而马乔家的橱柜、抽斗未曾被撬的原因是他们正好把钥匙放在写字台抽斗里又恰恰让案犯发现了;三是案犯都是冲着金银、现钞、钟表、皮毛等贵重物品下手;四是案犯在离开现场前都消除了留下的痕迹。
从上述四个共同点来看,案犯可能是一个有盗窃前科、具有比较老到的犯罪思维和反侦查意识的家伙。至于案犯对付门锁的手段,大家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可能持有传说中的万能钥匙之类的开锁工具,但是,这种“万能”仅仅体现在对付门锁上,无法对付其他锁具。所以,这人并非一个拥有开锁技能的锁匠。另一种可能则是之前前门分局刑警曾经调查过的案犯通过复制的手段获得了钥匙。不过,刑警往深分析下去,认为后一种的可能性较低。这是因为,如果案犯从户主那里获得复制钥匙的机会,为何不连橱柜、抽斗等钥匙一并复制了呢?另外,两个失窃户分别居住于前门区、西四区,素不相识,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对方,案犯又是怎么正巧获得了他们的钥匙呢?当然,刑事侦查中不能排除“万一”这样的偶然性,所以,专案组还是需要对此进行了解的。于是决定,本案的侦查除了对上述的“万一”进行了解之外,同时采取以下措施:对案犯销赃进行布控;对“10- 16”案现场周围区域的群众进行走访调查;走访锁匠,了解关于万能钥匙的情况。
1O月17日,专案组七个刑警全体出动,按照不同的分工分头进行查访。当天下午五点,陆续回到专案组驻地西四分局的刑警还没来得及互相通报各自调查的情况,组长张臻就接到分局领导的电话让他过去一趟。领导召张臻过去,是传达市局领导对案子的意见。原来,今天上午马乔在单位上班时接到通知,说苏侨协会工作人员陪同苏联记者前来采访,马上就到,请他赶紧准备一下。记者采访马乔,无非就是为了他父亲老马当年跟伏罗希洛夫的关系,以及伏帅今年四月间访华时赠送马乔礼品之事。马乔跟记者三言两语说过后,正要告辞,人家苏联同志说要给他照相,照了相后又说要去他家照几张伏帅赠送的礼品的相片。这下,马乔为难了,拒绝吧,人家苏联同志可能要见怪;同意吧,去了家里拿不出礼品又怎么解释?他想了想,就把自己家昨天遭窃、把伏帅的礼品也给偷了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对于记者来说,这个新闻简直比伏罗希洛夫再赠送一份礼品给马乔还有价值,当即问长问短紧盯不放。
好不容易送走了记者一行,马乔回头想想似乎不对头,伏帅送我的礼品给偷了,这事若给苏联记者报道出去,苏联人不是会不高兴吗:你姓马的是怎么保管伏帅的珍贵礼品的?于是,马乔就去跟机务段党委领导说了此事。领导政治觉悟高,说哎呀小马,你家里遭窃为什么不早说啊!这事弄不好会产生国际影响,我得马上向上级报告:于是,到下午连外交部也知道此事了,给北京市公安局打电话,希望尽快破案。然后,苏侨协会也给市外事委员会、市公安局来电,对这个案件表示关注。如此,事情当然搞大了。不过,市局领导知道专案组已经在调查案子了,此刻说不如干,也就不开会什么的了,只给西四分局打了电话,说市局全力支持专案组的工作,碰到什么困难就马上报告,要人有人,要车有车,要钱有钱,反正要什么给什么。其他话,领导就不说了,这边分局领导也明白了:能够享受这等待遇的专案组,他们承办的是什么分量的案子那还用说吗?
当下,张臻听领导如此这般传达后,就表了一番决心,顺带汇报了案情分析会的情况,然后一溜小跑返回办公室和组员交换当天调查的情况——
张臻、周炳荣、陆俊超三人负责走访“1O. 16”案现场周边区域的邻居,三人折腾了一天,一共走访了七十八人,除昨天那个看见疑似案犯的老太太,其他人谁也没有留意到有什么可疑迹象。所以,这三位是白辛苦了一天。
朱铁赞,罗贵忠二位一共跑了三个区,接触了十七名锁匠,其中有一位年近七旬的鲁老爷子是旧时北京有名的“锁王”。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让其秘书代管的一口德国保险箱的钥匙丢失了,先后请了北京的七八个锁匠都无法打开,最后还是鲁老爷子去了方才得以解决,不但打开了保险箱,还给配制了钥匙。鲁老爷子因此获得了“锁王”的名号。那么,包括鲁老爷子在内的那十七名锁匠对于万能钥匙是怎么一个说法呢?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听说过万能钥匙,可是没有见过。“锁王”鲁老爷子告诉刑警: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一把钥匙打开一千把锁的可能性,所以,传说中的万能钥匙应该是简单的开锁工具加上技艺。不过,如果有人掌握了这种工具和技艺,应该是能够打得开所有大大小小的普通锁具的,不存在开得了屋门,进去之后却要用撬锁的方式来解决橱柜和抽斗锁具的情况。
市局老刑警居山樵和前门分局刑警高亮两人负责布控案犯销售赃物。赃物中有金银,那是规定只有支行以上银行才能收购的,这倒方便,两人在分局通过电话跟银行的保卫科联系后,由保卫科布置下去,一是布控,二是检查之前是否有赃物出售过。难啃的骨头是钟表店、旧货行,赃物中既有伏罗希洛夫赠送马乔的金怀表、秦刚的那块“英纳格”,这需要跟钟表店联系;还有皮夹克、皮风衣、毛衣、皮鞋等,那是要向旧货行布控的。两人起初还想自己一家家跑,到中午觉得这样跑下去实在太费时间,于是决定请各分局和派出所相帮,就回西四分局立刻打印了布控通知,盖上分局的公章,两人分头去各分局、派出所散发。
运气,就是高亮在散发到最后一家——崇文分局广渠门派出所时撞到的。高亮在之前调查“9·29”案时,已经和罗贵忠跑过旧货行、钟表店铺了。广渠门派出所管段范围内的两家旧货行就是他负责跑的。当时,他对旧货行经理说,如果有线索,你们可以往前门分局打电话找我,也可以跟派出所联系,派出所民警会及时通知我的。这两家旧货行中的一家“泰昌旧货商店”的经理就在今天下午三点多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在核对上月账目时,发现上月的最后一天即9月30日曾经收进过一双男式皮鞋。经手人是刚参加工作才两个月的艺徒小丁,她按照店员老汪的估价收进了这双皮鞋,因正好有电话接听,往柜台下一放,后来又忙于打烊关门而忘记了。国庆节休息两天,来上班后这双皮鞋是收进了库房,账却没有上。直到全店准备搞大盘点时,小丁方才想起此事。一说,经理老刘就是一个激灵:布控物品单子中不是有男式皮鞋一双吗?会不会就是这双呢?于是查看尺码,四十二码,对啊,就是这个尺码。于是,刘经理就给派出所打电话。
当下,高亮直奔“泰昌旧货商店”,向小丁了解了情况,抄下了出售这双皮鞋的那个卖主留下的证件资料,又打了一纸借条,把那双皮鞋带走了。这是专案组七名刑警奔波一天唯一的收获,这个收获是否有价值,得让失主秦刚来决定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刻去找刚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秦刚核实此事。秦刚一眼就认出这是他的皮鞋,刑警请他穿一穿,自是合脚。专案组一干刑警大喜,有人就跃跃欲试要立刻按图索骥根据“泰昌旧货商店”提供的出售人住址登门抓人。组长张臻和市局老刑警居山樵交换意见后,说还是暂不行动为好,这个案子已经惊动外交部门了,侦查工作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反复考虑妥帖,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先对出售人的情况查摸一下再说吧。
四、又发生五起盗案
当时国家规定,凡是向银行出售金银、向旧货行出售所有物品的,都必须持有供职单位出具的证明,没有供职单位的,则可用户口本代替。“泰昌旧货商店”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所以留有出售这双皮鞋者的资料信息。出售者名叫任林,男,二十五岁,系“公私合营大腾织布厂”工人。
10月18日,刑警周炳荣、陆俊超、高亮三人前往“大腾织布厂”调查任林的情况。据厂方介绍,任林是机修车间的车工,他是十八岁时以徒工身份进厂的,从学徒做起,三年满师后成为一名合格的技工。小伙子平时表现不错,进厂以来从无任何劣迹,更别说偷窃之类的犯罪行为了,现在是车间共青团支部的副支书,正积极要求入党。
那么,上月29日那天,任林在厂里上班吗?接待人于是立刻向机修车间了解,得知任林那天调休,没来上班。三刑警决定把任林找来当面问一下。
先问关于9月29日调休的事儿,任林说那天他确实调休了,是去相亲,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刑警问,相亲?对方是谁呢?任林抱歉地摇头,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因为介绍人没说,反正双方见了个面,互相都觉得不满意,也就没必要交换姓名、单位什么的了。刑警于是换了个角度问,那么,介绍人是谁?在何处工作?任林说那是他的小姨,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家住海淀区会城门。刑警记录下来,然后问到了关键问题,你最近去过旧货商店没有?任林的脑子似乎出现了短暂的迷糊状况,随即点头,说去过“泰昌旧货商店”卖一双皮鞋。刑警说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你把这件事详细说明一下吧。任林于是向刑警叙述了以下内容一一
任林去旧货商店出售皮鞋,是受其姐夫的委托。他的姐夫名叫李炳仁,三十岁。新中国成立前,其老爸在前门大栅栏经营饭馆,结识了一些经常去馆子蹭饭的国民党旧警察,1946年,就托他们把儿子介绍去警察局当了警察。新中国成立后,有群众向政府检举,说旧警察李炳仁曾有过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行为,经查属实,于是就在“镇反”时把他抓了,判了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李炳仁无以为生,他老爸的那家饭馆在北平解放前因失火烧毁,老爸由饭馆老板改行在煤球厂摇煤球,收入有限,靠不上。任林的姐姐原是家庭妇女,为养家糊口也成了卖零食的小贩。李炳仁于是就于上了收旧货的行当,弄了辆破自行车,整天骑着穿街走巷收购各类旧货,然后分门别类或卖给需要的市民,或卖给旧货行,从中赚取差价。
李炳仁这门行当干得刚刚顺手时,政府有规定下来了:收旧货与修锁配钥匙、刻图章、旅馆业等列入“特种行业”,得向公安局申领许可证明后方可经营。这个规定对于李炳仁来说是个大麻烦,因为公安局不可能为他这样一个吃过官司的伪警察出具许可证明。那怎么办呢?李炳仁想来想去,自己只有干这桩活儿的本领,改行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一千了几年倒从来没有人找过他,而旧货行呢,按规定像他这种没有职业的人去出售旧货是需要提供户口本的,可是因为大家熟悉了,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不过,到了去年公私合营后,情况变了,旧货行都充实了公方代表,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李炳仁不可能老是拿着自家的户口本去出售旧货,否则人家一旦顶真,说你违规从事特种行业经营,那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就向亲朋好友商借户口本冒名出售。这样,姐夫就把主意打到小舅子头上来了。国庆节前那天中午,李炳仁拿来一双皮鞋,对任林说麻烦你向厂里开个证明,把这双皮鞋卖到旧货行去吧。任林跟姐夫关系不错,当下一口答应:正好那天下午厂里为庆祝国庆节早下班,于是任林马上去办公室开了证明,下午就奔附近的“泰昌旧货商店”把这双皮鞋卖了。
周炳荣、陆俊超、高亮立刻根据任林提供的地址前往会城门找李炳仁。李炳仁的职业注定他是个日游神,骑着辆自行车到处乱转,比邮局投递员还难寻。三人在派出所坐了三个小时,终于有居委会的人来报告说李炳仁出现了,就在附近一家小学门口向小学生兜售旧玩具。于是,户籍警就把他连人带车请到了所里。
开门见山一问皮鞋,李炳仁马上点头说有这回事,那是9月30日上午他在双榆路骑车吆喝收购旧货时,被人唤住了把皮鞋卖给他的。皮鞋是八成新的货,他开价五元,对方没有还价,马上成交了,还请他抽了一支香烟。由于那里离“大腾织布厂”不远,他就顺便请小舅子任林相帮去旧货商店卖掉了,卖了十二元。那个卖皮鞋的怎么个模样呢?刑警听李炳仁描述下来,跟“10·16”案现场目击者老太太看见的那个骑自行车驮着个鼓鼓囊囊麻袋的络腮胡子是同一个人。
然后,当然要了解一下李炳仁9月29日那天的行踪。巧了,那天他正好没出去收旧货,而是应一朋友之邀去人家那里相帮修房子了。那个朋友住得不远,刑警陆俊超、高亮当即前往调查,证实李炳仁所言属实。于是,姐夫和小舅子一样,也被排除了嫌疑。而这条线索,却就此断了。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对络腮胡子销赃一事进行分析,议来议去,觉得似乎不大容易梳理清楚。
组长张臻于是说,这个问题既然议不出个结果,那就往旁边放一放吧,我们讨论一下这条线索断了头,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倒简单,大家一致认为既然眼下没有其他线索,那就只有安排李炳仁在当初遇到络腮胡子的那一带转悠,同时安排便衣注意着,指望那个家伙憋不住了再次销赃这个主意的依据是,一般说来,络腮胡子不可能提着一双皮鞋大老远赶到双榆路这边随机选择李炳仁这样一个收旧货的小贩销赃,他应该就居住在附近。
于是,往下几天,专案组又是全体出动,一律便装,或步行或骑车,在双榆路一带转悠;那个李炳仁也被安排在那一带骑着破白行车吆喝。可是,数天转下来,络腮胡子却未出现。专案组正迷惘间,10月24日,案犯却主动将自己的信息提供给他们了——东单、东四、西单三区接连发生五起入室盗窃案——
第一起:受害人金紫琼,京剧演员,单身,住东单区安德路,失窃时间为10月24日上午、被窃财物计现钞五百六十元、黄金首饰六件、瑞士手表两块、台钟一个、毛皮大衣两件、羊毛衫裤七件、毛衣两件、皮鞋三双。
第二起:受害人谭振山,工程师,已婚,与金紫琼住同一小院(该院就这两户居民),失窃时间相同。被窃财物计现钞一百八十元、黄金首饰四件、挂钟一个、呢大衣一件及毛衣、皮鞋等。
第三起:受害人庄海峰,中学老师,已婚,住东四区报房胡同,失窃时间为10月24日中午。被窃财物计现钞八十元、清代老式挂表一块、台钟一个、收音机一台、宋元明清古字画七幅及衣物等二
第四起:受害人刘清轸,店员,已婚,住东四区大豆腐巷,失窃时间为10月24日下午。被窃财物计现钞一百一十元,挂钟、收音机各一和衣服若干。
第五起:受害人宁珂,工人,已婚,住西单区新街口,失窃时间为10月24日下午。被窃财物计现钞三十五元、祖传战国青铜剑一把和衣服若干。 上述五起盗窃案的作案手法与之前发生的“9·29”案、“10·16”案完全一致,也是持家门钥匙人窒,户主如金紫琼、庄海峰、刘清轸在家中留有橱柜、抽斗备用钥匙的,则用钥匙打开;另两家没留钥匙的,则撬开橱柜、抽斗的锁具;作案之后,都是把脚印、指纹等痕迹全部擦拭干净后方才离开。
由此判断,这七起入室盗窃案系同一人或者同一伙案犯所为。1O月24日晚,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将这七案串案并侦,从东单、东四、西单三区分局各抽调两名刑警充实专案组,市局刑侦处韩滔副处长担任组长,原组长张臻为副组长,专案组由市局领导,驻地仍在西四分局。
当晚,扩大至十四名刑警的专案组正在分析案情,东单分局刑侦队来电报告,失主金紫琼、谭振山分别发现户口本也一并被偷。接听电话的张臻把情况向众人一说,几乎所有刑警都是一个激灵——偷户口本,那肯定是为了销赃!韩滔随即作出判断,既然这两户失主户口本被偷,那另外三户看来也是难免。于是,立刻向东四、西单分局去电,要求立刻派人前往失主庄海峰、刘清轸、宁珂处了解户口本是否被窃。了解结果很快就反馈过来了,这三户失主的户口本均被窃!如此,案犯的意图就很清楚了:准备通过向旧货行出售的方式销赃。
当然,案犯的这个举动也是有点儿冒险的,比如像此刻,一旦有户主发现户口本被窃走了,刑警肯定会对旧货行布控。可是,案犯偷了东西毕竟需要销赃,这种险还是敢于冒一冒的。当然,必须赶在失主发现户口本被窃之前把赃物销掉。
所以,专案组也要快。于是连夜对全市银行、钟表店铺和旧货行进行紧急布控,每家营业店铺都必须——跑到,有人值班守夜的最好,无人守夜的就把布控通知从门缝里塞进去。因此,布控通知上有一句提醒:请在io月25日上午开门后发现本通知的第一时间往专案组打电话告知已收悉。如果第二天早上过了八点半还未来电的,专案组会通知管段派出所民警登门查问。与此同时,专案组还立刻给全市派出所去电,以市局名义下达紧急通知:次日上午请做好随时出警去辖区内的银行、钟表店和旧货行逮人的准备。
次日,专案组刑警早早就做好了紧急出动的准备,可是,守了一天也没有哪家营业店铺来电报告有人去销赃的,各派出所也保持沉默。于是,专案组领导就意识到情况不正常了。下午五点,组长韩滔决定立即举行新的案情分析会,对异常情况进行分析。一千刑警分析下来,终于想到了一个昨天都忽视了的问题:案犯拿了失主的户口本去北京郊区甚至邻近北京的外地县市销赃了!
这样,专案组只好决定连夜向北京郊区的公安局发出布控指令。当时的北京市还没有如今这么大的范围,属于北京市管辖的郊区,只有东郊区、昌平区和京西矿区(东郊区、京西矿区在半年后改称朝阳区和门头沟区)。1O月26日,专案组悉数出动,分别前往东郊区、昌平区和京西矿区查摸销赃情况。
侦查员朱铁赞、周炳荣首先在京西矿区的“顾家日用品调剂商店”打听到了案犯的销赃情况。昨天,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瘦高个儿男子持户主姓名为“刘清轸”的户口本前往该店出售皮夹克一件、皮鞋一双、毛衣两件。接着,侦查员高亮在京西矿区的“全富旧货商店”获悉,同样特征的男子持户主姓名为“谭振山”的户口本向该店出售了皮大衣一件、女式毛衣两件。然后,侦查员小储在京西矿区的“通天旧货行”查到,一个二十岁出头看上去像是大学生模样的姑娘持户主姓名为“金紫琼”的户口本向该店出售女式羊毛衫裤两套、女式皮鞋两双。这些赃物销售给旧货行的时间都是前一天的上午。
另一批侦查员分头前往东郊区各旧货行查摸案犯销赃情况,查得的结果与京西矿区这边一样,不过销赃的时间是io月25日下午,销赃者也是那个瘦高个儿男子和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可能是上午的顺利销赃壮了他们的胆,这二位在短短两个小时内竟把七起案件中除金银、手表怀表、字画、青铜古剑之外的全部赃物销售给了旧货行。,
昌平区的银行、钟表店、旧货行无人销赃,刑警随即作了布控。专案组长韩滔获悉上述情况后,马上作出判断:糟糕!接下来案犯该往北京之外的地区去销赃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O月25日案犯销售掉的赃物全部是不易携带了乘坐长途汽车或者火车的衣物、皮鞋、挂钟、台钟等,剩下的其他东西如首饰、银元、手表怀表、字画等,都是容易携带而且不大引人注目的,因此他们会选择拿到外地去销售。
韩滔随即跟副组长张臻交换了意见,决定立刻进行布控,这种布控就不似北京郊区了,得跟河北省联系甚至朝山西省延伸。北京是被河北省包围着的,专案组议了议,针对案犯急于把赃物脱手的心理,认为他们不可能把赃物销得老远,无非就像在北京郊区销赃那样,利用窃得的那五个户口本,在周边县城迅速出手。所以,先划出平谷、密云、怀柔、延庆、兴隆、廊坊、大兴、通县、顺义、滦平、赤城、怀来这十二个县,立刻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义挂长途电话给当地公安局,请求连夜对城内的银行、钟表、旧货三类营业点进行紧急调查,看案犯是否已于1O月26日销赃,并下达布控通知: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分头出动,前往上述各县进行实地调查。
午夜前后,消息一个个反馈过来了,案犯果然已经销赃。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他们跑得并不远,也就平谷、密云、怀柔、延庆、通县五个离北京最近的县城,一共有五个人参与了销赃,前一天那两个已经销过赃的瘦高个儿和“大学生”白是在内,那个在“10.16”案的作案现场露过脸的络腮胡子世出动了,另外,还增加了两个男子,都是二十多岁,说北京话,其中一个额头上有一道寸许长的刀疤,另一个戴着一副眼镜,不知原本就是近视眼呢还是…于化装需要。案犯这回销的赃物是手表和怀表,不过, “10. 16”案中那块伏罗希洛夫元帅赠送给马乔的金怀表不在其内韩、张两人商量下来,决定次日还是按照预定方案前往那十二个县城进行调查和布控,韩滔留在北京负责协调,并汇总调查情况。
10月27日,全体刑警出动,除了昨晚已经掌握的平谷、密云等五个县城的销赃情况外,并无更多的收获。北京这边,也未发生与专案相关的意外情况,这给了留守的专案组长韩滔一个静下心来对这七起盗窃案进行全面回顾的机会。韩滔是个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队伍的老八路,由于之前曾在国民党警察局当过差,入伍伊始就被认为对查案有经验,从此就干起了保卫工作。多年来侦查形形色色案件的经历,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业务水平,北平和平解放时就被抽调进了接管队伍,成了市局刑侦部门的领导之一。这样一个老公安。面对着眼前这起复杂的系列盗窃案,他会怎么考虑呢?
韩滔经过一天的反复考虑,光白纸就划拉了二十多张,最后终于理清了思路,找到了侦查案件的聚焦点……
五、线索显现
聚焦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钥匙。
这七起入室盗窃案具有相同的特点,即案犯用非撬锁手段打开失主家的门。根据之前的调查,经包括“京城锁王”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阐释,案犯仅仅是掌握了对失主家门上的锁具的非撬锁手段,而并非对所有锁具都能采用这种手段。用正常逻辑来推断,案犯采用的这种手段只有借助于钥匙了。换句话说,案犯掌握着这七户失主家门的钥匙。那么,案犯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取钥匙的呢?韩滔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掌握了破获本案的主动权。
IO月28日下午,韩滔在专案会议上陈述了上述观点,得到了众刑警的一致赞同。于是,大家就你一言他一语地进行分析——
之前的调查表明,除已被排除作案嫌疑的“9·29”案失主秦刚的前妻姜美娟扔掉了离婚时没有交出的原家门钥匙外,所有失主的钥匙从来没有遗失过,一直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案犯手中掌握的这七户失主的钥匙,应该是通过复制手段获得的。继续往下分析,案犯是怎样获取复制钥匙的机会的呢?首先,应该排除这七户失主方面的原因,他们分布于五个区,除了金紫琼、谭振山两人同住一个院子平时见面互相打个招呼外,其余人根本互不相识,应该排除有同一条纽带使案犯有机会获取他们的钥匙进行复制的可能。这样,就得往上一个环节追溯了:难道失主的钥匙是案犯从房管所获得的?
这个疑问,其实早在前门分局的刑警侦查“9·29”案时就已经调查过了,房管所对此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况且,七户失主属于五个区的房管所,难道这五个区房管所经办钥匙的人员都出了问题?所以,这方面的怀疑应当予以排除。这样,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目前这七户失主的前任房客那里发生了问题。
于是,专案组决定对这七户住宅前任房客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10月29日,专案组派出刑警分别前往前门区、西四区、东四区、东单区、西单区房管所。前门区之前已由朱铁赞他们三个去过了,这次又去了一趟,查摸到的自然还是已经记载于案卷的内容:失主秦刚目前所住房子的前任房客是苏联侨民,已于1954年响应苏联政府的号召,返回苏联前往高加索垦荒去了。
然而,使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前门区这一路调查到的情况是这样,而前往西四区、西单区、东单区、东四区的刑警调查到的情况竟然如出一辙,马乔等六户失主的前任房客也都是苏联侨民,也是在1954年响应苏联政府的号召回国垦荒去了!调查内容一汇总,一干刑警一阵惊讶之后,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看来侦破这七起窃案的关键就在这上面啊!
关于1954年夏天苏联侨民回国参加垦荒运动这件事,由于与公安局也沾着点儿关系,而且以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说,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时事新闻,当年中央为此还专门下达过文件的,将苏联侨民回国之事称为“苏侨遣返”,距今也就不过三年多时间,所以眼下提起来,在座的刑警们还是记忆犹新的。好几个刑警于是作出判断:看来当初那七户苏侨房客在离开北京前有过—个具有共同点的什么举动,给案犯复制各家的住宅钥匙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钥匙是由某个相关工作人员统一回收后再转给四个区的房管所的。
不过,来自前门分局的朱铁赞、罗贵忠、高亮三刑警对此持一半赞同一半反对的态度。赞同的一半是“当初那七户苏侨房客在离开北京前有过一个具有共同点的什么举动,给案犯复制各家的住宅钥匙提供了便利条件”;反对的一半是,据他们向前门房管所调查时所获的情况,住房钥匙是由房管所在苏侨离开当天登门收回的。前门区这样做,其他四区料想也是这样做的。这么一说,持原先观点的刑警也就点头了——这是第一手材料,最有说服力了。副组长张臻于是提议,再去一趟西四等四区的房管所,问明当时交接钥匙的情况后再讨论。
这次调查的结果是:各区收回钥匙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在苏侨回国当天由房管所派人登门办理,收回钥匙时还办理了签收手续哩。
专案组于是继续坐下讨论,既然复制钥匙的机会并非房管所方面产生的,那么又是哪个环节中产生了这样—个机会呢?这个机会必须符合如下条件:钥匙复制者可以跨区接触这七户苏侨,从而乘机复制了钥匙或者拓下了钥匙的印模。韩滔对张臻说: “记得那年苏侨遣返前,你们西四区曾发生过一起跟遣返有关的抢劫案……”
一语提醒了张臻: “对对!记得侦查那个案件时还跟苏侨协会多次接触,向他们调查呢!看来,我们眼下的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向苏侨协会请教的,他们当时具体在做侨民遣返工作,肯定说得清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决定向苏侨协会外调。由于是跟苏侨协会打交道,所以专案组正副组长韩滔、张臻都出马了,随行前往的是刑警朱铁赞、老汪,加上一个市局外事警察孙柏。一行人抵达苏侨协会,那里已经接到北京市外事委的通知,由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出来接待,其中那个男的是协会秘书长,基本不懂汉语,全由另—位三十来岁的金发美女翻译。韩滔把七起系列盗窃案的基本情况简略向对方作了介绍,然后说到破案思路,再切入到来访意图。对方听了不胜惊奇地表示,这几起案子听上去都使人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不幸呢?然后,就低头喝咖啡。张臻于是开腔说,我们现在查到钥匙这一步,所以想来跟苏联同志了解一下,苏侨遣返时苏侨协会是否有人接触过被遣返苏侨的住宅钥匙?
对方说这事有点儿抱歉,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来苏侨协会工作。不过,这事应该马上就能查明的,我可以请一位当时的经办同志过来给你们一个答复。于是,就让金发美女去把一个叫“娜佳”的女子请来。这是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女子,她当时负责处理被遣返苏侨的日常生活相关事宜。娜佳听了刑警的来意,说苏侨协会当时不经手处理所有与中国方面相关的事务,这是苏联政府跟中国政府所签署的关于遣返苏侨的协议中写明了的,举凡房产、财产、劳动报酬和退休金的结算、子女的教育资格证明等等,一概由中国方面处理。你们所说的房子问题,是每户被遣返的侨民都会遇到的情况,都是由北京市政府下面的房产管理机构负责办理的,苏侨协会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插手啊。
如此,这次外调就算是画上句号了二一于刑警不无郁闷地告辞,韩滔看看已是中午时分,就说咱们吃个饭吧,我请客,不过粮票自理。于是就去了附近一家小饭馆,点了几个家常炒菜,要了一瓶二锅头。韩滔说: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们喝点儿酒,顺便议议案情,希望产生灵感,达到解忧的目的吧。”
一瓶酒喝光,灵感没有出现,不过情绪好了些,于是就回西四分局专案组驻地,刚到分局大门口,警卫室就有人探头出来说: “韩处长你们可回来啦!局长那里有急事找呢!”韩滔被这话吓了个激灵,暗忖难道最担心的事儿——新的盗窃案——又发生了?连忙奔局长办公室,不料却是好事儿。局长说苏侨协会来电话,是先打到市局再转到这边来的。对方说你们上午去他们那里调查过情况,现在请你们再去一趟,另有新的情况要沟通一下。韩滔马上意识到苏侨协会那边估计有料,当下就叫上原班人马,二上苏侨协会。
苏侨协会出面接待的还是那二位,秘书长向韩滔一行通报了新的情况——
先前韩滔一行离开后,苏侨协会的人犹在议论此事,这时,娜佳忽然想起来一个情况。1954年苏侨遣返工作进行伊始,苏联国内的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派员来中国拍摄过这个题材的新闻片。他们在北京工作期间,曾走访过数户苏侨的家庭,那件事跟现在发生的盗窃案是否有关系呢?这么一说,大家就认为此事直该查一下。当时拍摄新闻片的对象都是由苏侨协会向电影制片厂推荐的,事先需要在数千户遣返的苏侨中进行挑选,为此苏侨协会还专门开会研究。现在,把当初的会议记录从档案里翻出来查阅一下就清楚了。查阅的结果是:当时由协会推荐的采访对象有十户侨民,经新闻专题片的导演、摄影师等研究后,从中选择了七户。这个数字跟被窃对象的户数惊人地巧合,苏侨协会于是给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刑警再次前往协会调查。
当下,韩滔等刑警一听“七户”,顿时一个激灵,寻思破案差不多就在眼前了。于是,要求对方提供这七户曾被采访、拍摄过的苏联侨民的姓名和原居住地的材料。材料拿m来一看,刑警们差点儿欢呼起来——这七户被采访过的苏侨的住所,竟然就是“9·29”、“10. 16”等七起盗窃案的失主住宅。
谜底终于揭晓!专案组终于找到了联系这七户失主的那条纽带——苏联国家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在华苏侨遣返新闻专题摄制组。然后,就开始往下调查了,钥匙跟导演、摄影师又是什么关系呢?导演、摄影师都是苏联同志,人家老大哥选派jm国公干的同志跟我们国家一样,都是千里挑一反复经过审查后方才拍板的又红又专的靠谱角色,怎么会对在华苏侨的家门钥匙感兴趣,利用登门工作的机会拓模复制,在三年多后入室盗窃作案呢?这个问题,此刻的苏侨协会接待人员也是一脸迷惑。
中国刑警说没关系,咱们慢慢聊吧,这件事到这分儿上,要查清楚已经不是很难了。苏联人比较相信档案,于是就把全套1954年苏侨遣返的档案搬到接待室来,男男女女齐动手,当着中国刑警的面查阅当年拍摄新闻片情况的工作记录。几个人忙碌了一阵,最后不无遗憾地朝中国刑警摇头。拍摄新闻纪录片一事并非苏侨协会的工作,所以未如讨论推荐哪几户苏侨作为拍摄埘象那样在协会的工作档案中予以记载。刑警正感到失望时,那个胖嫂娜佳开口了,说记得当时拍摄这匕户侨民一共花了三天时间,是协会提供汽车给两位摄影师使用的,要不,把司机叫来问问?
司机是四年前从新疆苏侨协会调过来的中国籍俄罗斯族小伙子,身穿皮夹克,头上斜扣着一顶花格子呢料的鸭舌帽,一路打着响指而来,进门后油腔滑调地向众人问好。用当时刑警的眼光看,这小伙子有点儿“流氓腔”一刑警向他了解: “1954年苏侨遣返时苏联国内来了摄影师拍摄新闻片,当时是你拉着他们去访问七户苏侨的?”
对方点头: “是的。”
“导演、摄影师是苏联人吧?”
“是的,其中一个是导演兼摄影师。”
“那些苏侨会说俄语吗?”刑警问这话是有前提的。他们寻思这七户苏侨未必都是从苏联国内来的“苏一代”,没准儿其中有祖先逃亡来华后生下的“苏二代”甚至“苏三代”,那他们就不一定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了,甚至根本不会说俄语。所以,按说应该有个翻译帮助双方之间的沟通。
司机说: “摄影师不会说汉语,我呢,当时也不会说,那时我才来北京两个多月,我的汉语是后来学的。”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那是谁给他们担任翻译的呢?”
司机说: “协会指派了一个翻译,好像人都叫他小关——是不是真的姓关那我就不清楚了,是那个小关陪同他们访问那几家苏侨的。”
“那个小关是北京人?”
司机点头: “听上去像是老北京,不过他俄语说得也顺溜得很。”
刑警窃喜,那两个苏联摄影师肯定不会对苏侨家的钥匙感兴趣,跟复制钥匙有关系的无非就是眼前这个“流氓腔”司机或者翻译小关。从主观上来说,在场的四个刑警中起码有三位估料复制钥匙就是眼前这司机的杰作了。当然,还要以事实为依据。于是又问: “那七户苏侨家你都进去了?”
司机不以为然地反问: “我进去干吗?我一个开车的,把人家送到目的地就行了,人家摄影师没吭声让我进去,我为什么要进去?你们问问娜佳大姐,当年我调到北京来的时候,就是她向我宣布的工作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如无吩咐,司机把坐车人送到目的地后,不能随同人内,只能在车里守候;另外,不能和乘车人同桌用餐。这是纪律,我敢违反吗?” ,
娜佳在一旁微笑着点头,说确实是这样的,苏侨协会有这条规定。
这样,姓关的临时翻译就是最值得怀疑的嫌疑人了。这个姓关的是个什么人呢?刑警于是向娜佳请教。可是,对方竟然都说不清楚。正失望间,娜佳说,当年搞侨民遣返时,因为工作量巨大,协会从新疆调了一些苏侨过来帮忙,还不够,就从北京的苏侨或者虽然没有申领侨民证但属于苏侨的那部分北京居民中物色志愿者。苏联方面对于这些临时帮忙的新疆侨民和北京志愿者也是有要求的,首先是政治方面,举凡家庭出身不佳、本人历史或者现实行为有污点的,是不接受的。这种审查通常是志愿者自己填写一份由苏侨协会发给的表格,然后由居住地的派出所在表格上盖一个公章就可以了,这个小关应该就是北京志愿者里的一个。具体情况,苏侨协会应该还保存着当年的志愿者档案,调出来查阅一下就行了。
于是就调档案,果然在北京志愿者名单里发现一个叫关一杰的,住宣武区槐柏树街石灰巷,1954年时二十五岁,供职于“大德鑫饭庄”。关一杰自己填写的表格中显示其父亲是苏联人,母亲是中国辽宁省的满族人,父亲已殁。不能不佩服苏联人在这方面的认真,他们设计的这份表格的最后一栏中还有对填表者在志愿工作中的表现评价。不幸的是,这个为苏联摄影师担任翻译的志愿者所获得的评价竟是:据反映此人品行不端,已让其提前结束志愿工作;以后不得接纳为志愿者。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此人真有复制苏侨家门钥匙之举给人发现后报告苏侨协会了?刑警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方说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个关一杰究竟出了什么情况,档案中应该是有记载的。于是,苏联人又找到了—个右上角标着俄语“机密”字样的牛皮纸档案袋。几个人翻阅后交头接耳片刻,那个秘书长告诉刑警,关一杰的政审是有派出所盖章通过了的,不过在其当志愿者的那段时间里,出了点儿问题,跟一个街坊女子乱搞男女关系,被其丈夫捉奸在床,双双扭送派出所,受了民警一番教育后让离开了。派出所不知苏侨协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出于对苏联方面负责考虑,所以于1954年6月19日来电口头告知此事。苏侨协会对志愿者的要求比被遣返对象严格,因此就决定让关一杰提前结束志愿者工作。
专案组认为这个叫关一杰的主儿身上疑点重重,于是决定对其进行外围调查。刑警朱铁赞、居山樵、周炳荣、小凌四人按照苏侨协会提供的关一杰的家庭住址,前往其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所长亲自出面接待,查了查,说这户居民已于1956年2月1日搬离本所辖区,户口迁往广安门派出所去了。刑警寻思这好像没多大关系,要调查的内容分1954年和眼下案发时两个部分,现在既然过来了,那就查一下1954年他给苏侨协会做志愿者时的那段吧。于是,派出所所长就唤来了户籍警,让把关一杰的情况跟刑警同志详细说一说。
六、中俄混血儿的家世
关一杰,1929年生于大连。其父亲斯特洛夫是苏联人,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本人少年时也曾在铁路机务段当过童工,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成为“契卡”的一名反间谍人员。1923年,斯特洛夫参加了“契卡”举办的为期一年的秘密情报人员训练班,接受了包括汉语在内的一系列前往中国境内执行绝密使命的特殊训练.次年三月,斯特洛夫被派往中国大连从事针对日本在华势力的情报刺探工作,后来还曾奉命进行过爆炸、暗杀、绑架等活动。1927年,因工作需要,斯特洛夫与大连当地一中国满族女子王清霞同居。王清霞当时是日商卷烟厂的一名女工,曾有过一次短暂婚史,未生育;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也无任何政治主张,她对斯特洛夫的秘密活动始终毫不知晓。
两年后,王清霞生下了关一杰。斯特洛夫的中国姓氏姓关,名思捷,因此给儿子起名叫关一杰。关一杰两岁时的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带着儿子在家睡觉的王清霞被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夜访的不速之客系斯特洛夫的一位盟弟老祥——后来才知道他是受斯特洛夫领导的属于苏联远东红军情报局系统的一名秘密工作者,门开后他二话不说,立刻让王清霞赶紧收拾一下必要的物品随其离开。十分钟后,当他们带着关一杰离开住所时,远处已经传来了日本关东军特高课出动的警车所发出的凄厉警笛声响。
就这样,王清霞带着儿子离开了居住了四年的家,跟着老祥安排的一对中国商人夫妇搭乘一艘日本货轮前往上海。在上海住了半个月后,那对中国商人夫妇给了王清霞一笔路费和前往北平的火车票,说北平方面斯特洛夫的朋友已经知道她所乘坐的车次,她抵达后会有人接站。两天后的晚上,火车抵达北平,果然有人接站,把这对母子送往槐柏树街石灰巷的一户已经准备好一应日常家居物品的空屋,说以后这里就是她的家了。王清霞向接站的那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打听斯特洛夫的下落,对方答称“不清楚”,然后劝她以后不必打听斯特洛夫了,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曾经跟斯特洛夫有关系, “你必须把和斯特洛夫经历过的生活全部忘记掉”。
几天后,那小老头儿又来了,带来一个三十多岁富家太太模样的女子,交给王清霞一笔钱,说这位是张太太,她会帮助你开一家小店,你以后就靠做生意谋生。之后,王清霞在张太太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在北平居住的一应合法手续,在住所附近的胡同口开了一家烟纸杂货小店,开始了她在北平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的独立生活,开始一段时间,张太太还隔三差五过来关心,过了三四个月,待她渐渐适应这种生活后,张太太就不来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王清霞再也没见到过斯特洛夫以及那对护送她离开大连前往上海的夫妇、抵达北平后接站的小老头儿,还有那位张太太。
1949年夏的一天,忽然来了两个由区政府干部陪同着的苏联人,其中一个就像当年的斯特洛夫那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是来向王清霞了解斯特洛夫的情况的,听了她的陈述后,没有说什么就告辞了。过了几天,区政府民政科请王清霞过去,告诉她由苏联方面通报过来的一些情况:斯特洛夫是苏联政府派往中国东北从事秘密活动的情报人员,受苏联远东红军情报局领导。1931年5月,斯特洛夫因叛徒出卖被日本关东军特高课逮捕。苏联在大连的地下组织获悉后,立刻安排将她和儿子紧急转移,最后定居北平。半年后,斯特洛夫被关东军特高课杀害。由于苏联远东红军情报局在中国东北的多条情报线遭到破坏,因此组织上对于斯特洛夫被捕、牺牲之事的调查一直到抗战结束苏军接管大连后方才进行。经苏联方面调查,确认斯特洛夫生前表现出色,被捕后坚贞不屈,从容赴死,故应追认为烈士并追授斯大林勋章、红军英雄勋章。不过,斯特洛夫虽然被追认为烈士,但王清霞却不能算是烈士遗孀。怎么呢?因为斯特洛夫当年因情报工作需要,在中国东北数地建立了多个家庭,王清霞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都是同居,有几处还生下了子女。根据苏联政府的规定,这种情况是不能作为遗孀的。区政府民政科希望王清霞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
王清霞倒也坦然接受了,不过,她从此就有了一个心愿。关一杰是斯特洛夫的儿子,希望今生能有机会带儿子去斯特洛夫的家乡看看,让儿子在祖坟前磕几个头。因此,她严令二十岁的关一杰苦学俄语。关一杰的俄罗斯遗传基因使他对俄语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也就两年不到的时间,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直接跟苏联人对话了。关一杰虽然不算苏联人,但北京的苏侨协会还是知道他的,这就是1954年遣返苏侨招聘志愿者时他能被人家想到的原因。
其时,关一杰已经有了一份工作,在“大德鑫饭庄”做厨师。苏侨协会的志愿者是脱产的,这就涉及请假以及薪饷问题。但饭庄很够意思,说苏联老大哥要发挥你小关的作用,那是我们的荣耀,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待多少天就多少天,完成了任务再回来,你的薪饷一分钱也不会少的。于是,关一杰就安心前往苏侨协会报到。其实, “大德鑫饭庄”是过于热心了,这反而害了关一杰。苏侨协会对于每个志愿者都是量才录用,有什么特长就干什么活儿。关一杰的特长是语言,俄语、北京话都绝对棒,于是,就当临时翻译吧,这是协会志愿者中活儿最少的一个岗位。这样,他就不必每天去协会报到,有事情上一天人家会通知的,次日准时前往即可。因此,关一杰其实有一大半时间是待在家里休息的。这一休息,就休息出问题来了。和他家同院的有一个骨科医生,其妻子原是唱戏的,花旦,戏班子老板因是“一贯道”骨干分子给政府逮进去了,戏班子就解散了。她又不是什么名角儿,想搭其他班子肯定是没人要的,只得待在家里。骨科医生收入高,足够养她的,可是,花旦感到精神空虚,正好这段时间关一杰也托老大哥的福在家带薪休假,于是两人就勾搭上了。本来这段情事还不知要窝到何时才会戳穿,哪知有一天下午骨科医生临时接到通知要去外地参加一个业务会议,于是提前下班回家整理行装,不想就把两人堵在卧室了。关一杰出了这件事后,母子俩感到无地自容,就自己出面跟本区广安门的一户居民商议交换住所,于1954年深秋时节搬迁了。母子两人的户口同时迁往广安门派出所。
以上,就是关一杰原住地派出所民警向刑警提供的情况。
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关一杰具备同时拓取七户失主钥匙印模的条件。如果这个案子不是涉及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礼品,通常查到这当儿也就该出动人马前往关一杰的新住所拘人了。可是,本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承办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必须得把一应证据板上砸钉子全都敲死了,方才有把握拿人。因此,专案组认为下一步是去关一杰供职的“大德鑫饭庄”了解其是否有作案时间。
次日,11月4日,专案组指派刑警居山樵、高亮、小罗三人前往“大德鑫饭庄”。三人谁都不知道这家饭庄坐落在宣武区的哪个角落,这就没法直奔了,居山樵说我们还是先去区工商局打听一下吧。没有料到,区工商局的回答是: “大德鑫饭庄”已经关闭了。
那么, “大德鑫”关闭后,馆子里原先的那些员工都上哪儿去了呢?工商局说这个我们就回答不上来了,我们不管就业,就业的事儿该劳动局管。三位刑警交换了意见,如果真上区劳动局去,不被人家笑话才怪!全区那么多人,劳动局怎么知道谁谁谁在干什么工作?去区工会还差不多,有工作就是工会会员,他们是有名单的。当然,刑警不会考虑去工会,他们另有地方——关一杰新住所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即广安门派出所。跟值班民警一说情况,民警说这事好像不对啊!这人早就被判刑了,现在在清河农场劳动改造啊!几位刑警面面相觑:“不会弄错吧?”
民警于是翻出了户籍资料,向刑警介绍了情况—一
关一杰与其母王清霞是1954年io月23日从原居住地槐柏树街石灰巷搬迁到本所辖区施恩胡同的。次日来落户口时,由于关一杰一副外国人长相,这边派出所接待民警还有些许嘀咕,特地往其原居住地派出所打电话问了问,这才给其办理了落户手续。户口资料里记载着关一杰当时在“大德鑫饭庄”工作,职业是厨师。后来,“大德鑫饭庄”关门歇业了,关一杰去了离其住所不远的一家公私合营性质的制药厂食堂当了一名炊事员。他就是在炊事员岗位上出事的。
凭关一杰老字号菜馆厨师的水平,他到了药厂食堂想要不获好评也难,于是就受到了重用,厂里让他负责采购食堂的副食品。其厨艺呢,只在需要时才发挥一下。关一杰于是就有了揩油的机会,“油”揩得多了,终于被发现,于是就算是犯了贪污罪。好在发现得早,也就不过八九百元款子,离枪毙还远着哩,况且他也退赔了,又是初犯,所以最后从轻判刑一年三个月,押送清河农场劳改去了。屈指替他算算,最近该刑满释放了。
这个消息带回专案组后,人人都觉得运气不佳,特别是韩、张二位领导,更是有一种脑壳大了一圈的感觉。这回,也不开什么案情分析会了,就是正副组长关起门来交换意见。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交换的,反正一会儿打开门后,张臻就点将了:“朱铁赞、罗贵忠、居山樵、陆俊超,你们四个立马去一趟清河农场,看一看那个关一杰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以直接讯问1954年他给苏联摄影师当临时翻译时去那七户苏侨家里复制钥匙的事儿,然后,见机行事。”
于是,朱、罗、陆、居四人驱车前往清河农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创办的第一家劳改农场,来头有点儿大: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创办的,用的地盘还是天津茶淀的:刑警抵达后,已是薄暮初降,寻思今晚是回不了北京了,于是先去农场场部招待所登记入住,然后去管教科联系办理提审在押人犯关一杰的手续。管教科的值班员查了查,说关一杰原在三中队服刑,前几天已经转到近期犯中队,就在场部旁边,这个犯人还有九天就要释放了。刑警原是准备第二天上午提审的,因为一般说来,劳改农场的地盘大,从场部到中队都得用车,距离远些的驱车一两个小时不足为奇,晚上开车路况又不好,生怕不安全,但一听近期犯中队就在场部旁边,于是决定这就过去提审。
关一杰出现在刑警眼前时,乍一看活脱就是个欧洲人,一开口呢,倒是正宗的老北京话。于是,就由也是老北京的朱铁赞担任主审。先是聊家常似的想让对方思想上松弛下来,跟他聊些还有九天就要释放了,回家后打算干啥工作,有没有困难,有困难的话政府可以提供帮助云云。关一杰很健谈,老朱问一句,他可以回答十句还意犹未尽似的加一句。如此聊了一会儿,就言归正传问到当初给苏联摄影师当翻译的事儿,关一杰点头说有这事。那么,是否还记得当时翻译了些什么内容呢?关一杰说这个就不好说了,不过,大体上还是记得的。
那就说说吧。关一杰就说了当时每到一户苏侨家,先是由他上前向人家说明来意,如果对方能说俄语,那就省事儿了,直接把摄影师介绍给人家就行,怎么采访怎么拍摄都是由摄影师直接跟人家沟通;如果对方不谙俄语甚至一点儿不懂,那就需要他效劳了。
于是,刑警就确认关一杰肯定有机会有时间对人家户主的钥匙做手脚。然后,就直截了当把话题转到了钥匙上。关一杰一脸茫然,想了想,说看来你们是怀疑我当初在给人家当临时翻译的时候做了坏事,偷配了人家的钥匙什么的?那好,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搜查嘛,家里就我妈一个老太太在,你们爱怎么搜查就怎么搜查,搜出我做坏事的证据再来找我说话!
如此折腾了两个小时,刑警没有任何收获,只得告一段落,
七、结案时的新发现
刑警返回场部,这才想起还没吃晚饭。食堂当然早已关门了,只好叩开小卖部买了面包充饥。在招待所房间里,四人对讯问情况进行了讨论,感到似乎有些棘手。不过,再往下议,思路渐渐清晰了,就想到了一种可能:钥匙是关一杰偷偷拓下模印后配制的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因为只有这厮具备这种条件;但是,作案的却不是他,关一杰把偷配的钥匙提供给其他人去作案了。提供给什么人了?根据七起盗窃案的作案过程之从容、现场消除痕迹手法之老到判断,那肯定是一个有前科的主儿。而从两个派出所的民警提供的情况来看,关一杰在入狱之前并无交友不慎方面的例子,所以可以认定他提供钥匙的那个对象并非在入狱前结识的,而是在入狱之后。如此,下一步的调查思路就形成了——了解一下关一杰到清河农场后与其他犯人交生的情况。
次日,由农场管教科出面召集关一杰原服刑的三中队的七名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开了个座谈会。刑警了解到,关一杰入狱后,和一个名叫冯功的犯人关系密切,冯因盗窃罪判刑三年,已于9月14日刑满释放。刑警请管教科调出冯功的服刑卷宗,一看照片上那张络腮胡子脸,一阵惊喜:就是这厮下手作的案!
11月6日,专案组刑警带着冯功的照片访问了“10·16”盗窃案现场附近嫌疑人目击者以及旧货行店员,好几人辨认,一致确认冯功即是那个一直使专案组大感兴趣却又无处可觅其行踪的“络腮胡子”!
当天下午,专案组根据冯功住所管段派出所查摸到的情况,在什刹海附近的一家茶馆抓获了冯功。随即前往冯功的住所搜查,搜得了包括伏罗希洛夫元帅赠送给马乔的那块金怀表在内的尚未出手的全部赃物和赃款,后五起盗窃案中失主被窃的户口本也还好好地保存着,被刑警一并抄走了。同一天,刑警二赴清河农场,将已通知农场予以禁闭的关一杰连夜押解到北京。冯功、关一杰二犯到案后,对上述系列盗窃案作了供述——
1954年11月,二十三岁的汽车修理工冯功因盗窃失风被捕,被海淀法院判刑三年,押解清河农场劳改。1956年1O月,冯功所在的三中队来了一批新犯人,其中有因贪污而被判刑一年三个月的关一杰。两人在同一囚室、同一劳动小组,又都是老北京,没几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段时间后,冯功向关一杰谈起了其出狱后的谋生念头,无法决定究竟干什么好。两人的出狱时间相差不远,关一杰也有同感。于是,多次谈下来,就谈到了作案致富上面。冯功是盗窃犯,对于盗窃作案颇有心得,关一杰很是动心。
其实,关一杰也早有盗窃之心。早在1954年陪同苏联摄影师登门拍摄那七户苏侨时,他就趁人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拍摄上,把主人或挂在墙上或顺手放在桌上的钥匙串拿过来,用橡皮泥拓下家门钥匙的印模,然后自己购买了什锦锉、钥匙坯按样偷配钥匙。只不过,当时他仅仅是把这种念头留在心里,尚未实施,甚至还没有列出作案的时间表。关一杰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主儿,具有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谨慎,还得对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好好作一番研究后方才敢下手。当时,关一杰听冯功这么一说,就动了合伙作案的念头。他把情况向冯功和盘托出,后者喜出望外。两人当场约定:出狱后立马就干!
过了一段时间,关一杰经过反复考虑,向冯功’提出了他的新方案:冯功比其早释放将近三个月,何不在出狱后随即去他家取了钥匙下手?这样,万一公安局在侦查时对钥匙一追到底,最后追到农场也没谱。对于冯功来说,没有钥匙尚且要作案哩,手头有了钥匙,那还不是如同取自己家里的东西一般?自是赞同这一方案。
这样,冯功在9月14日刑满释放回到北京后,随即以关一杰朋友的名义,拿着关一杰出具的亲笔字条前往拜访关一杰的母亲王清霞。关一杰在字条中关照其母,可将他放在柜子里的一个小木盒交给来人。关母当下照办,根本不清楚盒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冯功回家后打开盒子。关一杰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致,里面的七把钥匙都编了号码,注明了户主住址。冯功于是就开始踩点,然后于9月29日、lO月16日、io月24日作下了这七起系列盗窃案。前两起作案时,他曾经在现场翻寻过户口本,没有翻到,只好作罢。后五起作案时,顺利窃到了户口本,于是就陆续销赃。由于赃物多,只能分散出手,所以以每人十元的代价临时雇了几个帮手。那几个帮手都是在马路上搭识的,并不知晓对方的姓名、身份和住址。
至此,这个系列盗窃案终于得以侦破。专案组受到了领导的表扬,驻地西四分局领导在分局食堂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市局刑侦处领导也到场了,宣布专案组成员放假三天,三天后各自回局上班。也就是说,专案组到此为止,饭后就解散了。
当时,一千刑警只顾欢呼,没想到这个案子后面还有内容—一
专案组解散了,但还有一件活儿需要扫尾——写份结案报告。11月11日,张臻估摸最早的专案组成员之一朱铁赞休息结束去其所在的前门分局上班了,就打了个电话给前门分局刑侦队马队长。马队长于是唤来朱铁赞,老朱,有个任务,你把结案报告写一写。朱铁赞说,让我写结案报告?我行吗?马队长说你怎么不行,你是老预审啦,还是中学语文老师出身,刑侦队的结案报告不知看了多少份了,差错从来没给你少挑过,哪有写不了的道理?行了,就这样定了!西四刑侦队的张队长说了,让你三天交出来。
朱铁赞只好写结案报告。若说这个系列盗窃案的情况,他前前后后全都参加侦查的,应该清楚,所以倒也不用重新翻阅卷宗,脑子里一回忆就拉出了一个提纲。提纲拉出来后,搁在旁边,寻思先酝酿一下明天再动笔也不迟。眼下闲着也是闲着,顺便把七个案子的赃物、赃款的名目、数额都列出来,设计一张表格,这样预审科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
疑问,就是在制作这张表格时显露出来的。朱铁赞设计的这张表格,每件赃物都有名称、价值、销赃所获金额以及备注。他在填写时,忽然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赃物中凡是金银、字画、古董以及伏罗希洛夫赠送的那块金怀表都未曾销赃,被销掉的是座钟挂钟、衣服、皮鞋等。这从逻辑上似乎说不通——案犯交代说偷窃是为了钱,那么,偷到赃物后最值钱的金银为什么不在窃得户口本后的第一时间赶紧去银行出售呢?全国各地的金银价格是一样的,不存在浮动价和地区差价,案犯把金银留着意欲何为?另外还有字画、古董和那块特殊的怀表,案犯也没动。他们留着这些赃物究竟是什么意思?
朱铁赞一下子想不明白,就搁在一旁,想抽支烟喝杯茶再想。烟刚点着,张臻来了,他是不放心而来前门分局看看的。对于朱铁赞来说,属于来得正好,于是就把自己觉得不可思议之处说了。张臻一听,拍案道:“对啊!有道理!他们留着这些赃物想干什么?莫非想卖更大的价钱?”
朱铁赞随口道: “这几件赃物要想卖出大价钱,除非拿到海外去。”
一语提醒了张臻: “对啊!莫非这俩小子已经策划好了准备叛逃海外?盗窃的赃款以及一般的赃物就地销赃,用于境内的准备,值钱的就拿到海外去换钱?”这样,张臻就觉得这个案子还不能结,得再往下查查清楚,于是就对朱铁赞说, “老朱,专案组已经解散了,就咱俩辛苦一下吧,去看守所把那俩小子再审一审。”
朱铁赞说遵命,不过有个建议:“审之前,是不是先把冯功刑满释放后接触了哪些人的情况了解一下。给你这么一说,我有个怀疑,那三个帮冯功销赃的男女没准儿是准备跟冯功、关一杰一起叛逃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挖出了一个叛逃团伙啊!”
张臻深以为然,决定立刻行动。两人前往冯功住所管段派出所,在户籍警配合下,很快就通过冯功的邻居打听到冯功有个叫陶建隐的表弟,自冯功被释放后时不时来冯家看望表兄。这个陶表弟的额头右侧有一道刀疤!
当晚,陶建隐被捕。突审之下,很快就作了交代。诚如刑警所估计的,冯功和关一杰在劳改农场策划的出狱后的犯罪内容不仅仅是盗窃,还有叛逃香港投奔陶建隐那个在国民党“保密局”担任科长、现在香港“经营百货公司”的舅舅袁初侠,盗窃不过是筹措叛逃经费。这个计划,早在三年前冯功被捕前就已经策划了。当时,冯功正是为了筹措叛逃经费而作的案。冯功这次出狱后,跟陶建隐一联络,陶大喜,告诉表哥他已经联络了两个“志同道合者”——一个是其女朋友、医院护士胡晓娟,另一个是他的结拜兄弟陈国平。冯功说那就更好了,人多胆壮,过去后影响也大。
冯功决定在关一杰出狱前把准备工作——就是盗窃财物——完成,前两次作案是他单独去的,后来一天之内连作五案则是他带着陶建隐、陈国平和胡晓娟一起去的,后二位未进入现场,在外面望风。
刑警连夜出动,将陈国平、胡晓娟两人抓获归案。陈、胡的交代与陶建隐相同。次日,提审关一杰、冯功,关一杰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冯功犹欲顽抗,但听说陶建隐等人已落网,关一杰也已经交代,最后只好供认。
这起由侦查盗窃犯罪而挖出一个叛逃团伙的案件,后来被北京市公安局列为1957年全局通报表彰的“十大样板案件”之一。
1958年3月3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冯功死刑、关一杰无期徒刑;陶建隐、陈国平、胡晓娟分别判刑十八年、十年和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