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怎样出门远行
1984年的春天，我还在北方的电影厂工作，接到任务去广东广西两省组稿，要一路火车，从长春出发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南下，几乎从中国最北偏东到最南偏西。
1， 没有单位的人，什么都不是
当时的电影产业和所有产业一样严格遵守计划经济规则，每个电影厂每年拍多少部片子，拍什么题材都在预先计划之中。我的任务也是大计划的一部分，要去两广寻找合适的剧本或发现有潜力的作者。
广东广西，在当时是典型的“文化匮乏”的省份， 文学薄弱，电影剧本创作自然薄弱，人人都尊崇的巨头当然是北京，广东广西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文化渊源上都因为远离中心而近似于荒漠。
按当时朴素又简单的思维，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地方，怎么可能有文化？
这是我的第一次公出，不知道该做什么准备。老编辑提醒说：去厂里开介绍信，去借款啊。
公出的流程挺复杂：写出差报告，申请借款，开介绍信，换全国粮票，找厂里的票务预订火车票。
所有的这些，都要找单位。“单位”就是对你全权负责全权担保的那个，几乎能包揽你生命的全部。所以，警察盘问一个路人，张口就问：你哪个单位的？
记不得借了多少钱，每个月的工资是56块，估计借几十块，不会超过100。
1984年，任何人离开常住地外出，没有单位盖红章的介绍信，任何宾馆客栈都不可能让你住。在没有身份证的年代，介绍信不但能证明你是谁，也能证明你离开居住地去另一个地方去做什么，所以很重要。
介绍信有两个部分，我们叫它上下联：
下联是，某某同志去某某地方做某某事，望大力配合，为盼。此致，革命敬礼，年月日。下联是出差人姓名，要去的地方。
主管介绍信的人填好内容后，从裁切线处扯开，下联交给出差人，是介绍信正本，上联由单位留档备案。
资料图：介绍信式样
已经有开放姿态露头的80年代初，出差的人会想方设法多带几张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相当于遇到特殊情况时用来应变的“良民证”和“路条”。
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想证明自己是个好人就困难了，比如农民进城走亲戚，只要过夜，必须向留宿地的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登记。
有了介绍信，解决了过夜问题，该解决吃饭问题了。只要离开常住地所在的省份，哪怕最小的街边小饭馆，也一定要交全国粮票才能吃饭，外出前，要把一定额度的本地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
资料图：全国粮票
因为粮票的存在，当时的米饭或馒头的计量单位不是一碗或一个，而是二两或四两，为使用粮票方便。
单位对职工外出搭乘交通工具有严格规定，级别不同待遇不同，比如编辑只可以坐火车硬座和硬卧。
记得有一次，厂总编室开会，大家都落座了，只有编剧张笑天在地板上来回走，说他刚从北京回来，硬座硬卧都没有票，路上要走半天加一夜，只能补软卧，回厂后无论如何不给报账。
张笑天当时是稿费比较多的作家，一次讨论剧本，话题天马行空的，说到当时最时髦的词“万元户”，讨论得特热烈。张笑天说，这辈子是成不了万元户了，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想攒到一万元是不可能的，说完了，他显得很沮丧，大家很感慨。
2， 绿皮火车上下的气氛
从长春到北京900多公里，现在有动车，六个半小时，还没有高铁。当年是中午上车，经过半天一夜，第二天天亮到北京站。
迎着晨雾到了北京站站前广场，还没找见接我的同学，先遇到一个很着急的年轻人，说自己刚丢了钱包，他是回乡探亲的军人，想借几块钱买车票回家。接过钱去，还拿纸笔记下我的地址，说一到家就寄过来。可见这是个够古老的骗局了。
资料图：1980年代的北京站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再牛的单位票务也只能买到从本地发车或途径本地车次的车票，所以，单位的优越性只能解决从长春到北京这一小段，后面的行程只有自己想办法。
北京的同学帮我买票，也是全靠他的单位。在北京停留几天，拿到了票，从北京到广州有快车，当时最快的车，这一段路要走一天两夜。
资料图：1980年代的火车票
上车找到卧铺车厢不过几分钟，车还没开，上上下下的人们就互相招呼互相认识了。奇怪，好像那年代所有上了火车的人都在等待着一诉衷肠。大家越不相识，就越安全，格外爱聊天聊私事聊心事，一切防范都放下了。
我写过一首诗《从北京一直沉默到广州》，这样的沉默在当年比较少见，人们一定以为沉默不语的人有什么隐情不能说。
当时长途旅行的人几乎都是出公差，没有人闲逛，一定是有事才出门远行，在火车上遇到最多的是跑供销的。
不过，到1986年我从广州去北京，火车上已经有“倒爷”了。一条长的口袋，一上车就塞在底层卧铺下，听说有人专门在蛇皮袋子里藏现金，比带在身上安全。
火车每停一站，都有当地人推销土特产。
绿皮车刚进站，还在滑行，站台上成群结队的商贩紧追着车门跑，车上的人也急着打开车窗探头出去看新鲜。各种各样的方言，吆喝，笑脸，围堵车门车窗，还有上车兜售，被列车员强行赶下去的。
车一停稳，车上的人被吸引着下车，不下车的向下一招呼，就有东西从车窗递进来，主要是吃的。
河北有烧鸡，河南有西瓜，武汉有麻糖。
跑销售的常客都知道哪一站有什么特产，他们提前就预告了。封闭的年代，好多东西依靠火车沿线来流通。
直到火车再启动，持续几分钟的兴奋才冷下来。现在想那车上车下的欢腾，典型的农业文明景象。
即使京广线这样的重要干线，一个晚上过去，车上的热水壶就空了，水龙头也干了。早上，火车到河南境内，停车几分钟，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在一长排水泥池边抢占位置洗脸。就是老照片上的样子，灰灰蓝蓝的一大片。
火车终于接近广州了。去餐车吃饭，桌对面一个中年人拿一小包餐巾纸郑重地摆在桌上，一张一张取出来用。第一次看见纸被做得那么精致柔软，感觉新奇，心想这叫什么呢，想到一个词：纸帕。
3，暗香的，扭头就走的广州
终于到了广州站，30多年过去，感觉还是变化不大的地方。多少提着箱子扛着包的人都熟悉的站前广场，在当时它还比较普通，有了春运后的广州站才逐渐成为奇观。
资料图：1980年代的广州站
到广州遇到两大麻烦。
首先，几乎没人听得懂普通话，站前广播，公交车报站都是讲粤语的。刚要走近一个人想问路，那人立即摆手扭头就走，不像北京的胡同口，可能遇到指路指到烦的热心老人。
第二，因为咨询不发达，之前没有注意到我到广州那几天正是春季广交会开幕的时候，全城的宾馆都只接待广交会客商，到处都客满，没办法住下来。
广州有潮暗的骑楼，空气里散布着玉兰的香，街树满头开花，现在想应该就是紫荆树。广州很好，但是找不到能过夜的宾馆，决定买票去南宁。
广州和南宁之间有火车，可到了广州站看看就放弃这个念头了。售票处人山人海，连队伍都看不见，所有的人都想着插队想着往前挤，混乱一团，都在怕那几个小窗口突然啪一声关上，挂出“无票”的硬纸牌。
不知道是听了谁的主意，说可以坐客船经西江去广西，虽然客船不能直接到南宁，但可以在广西境内上岸换长途客车。
不记得码头的位置和样子，只记得要上一条锈迹斑斑的大船，好像是两层。
上船要经过挺长的木跳板，上了船的人都特别急，根本没耐心去找船舱门，一个跟一个，直接从最近的一个窗口跳进了船舱。
这艘船不小，能装一二百人，船舱里除了两侧对着的光板铺，没有任何其他设施，板铺上方有油漆涂上去的阿拉伯数字编号，一人一位，不分男女。
客船两侧的过道上，洗手间的地上都浸着水，到处都是湿的，木板的铺位是唯一能坐能躺的干爽地方。
一生中最难熬的就是那个晚上了，所以，记得很清楚。还没开船，天就黑了，船仓里的灯光暗得让人头晕，几乎看不清人的五官，走来走去的都是影子。周围人不停地用粤语大声喊叫聊天，完全不懂说的是什么。
船开得非常慢，好像个摇车，船舷隔一会发出金属碰撞的沉闷响声。不敢睡觉，坐着半眯着，随时怕有坏人，怕丢了旅行袋，里面有最重要的介绍信，全国粮票和借款。
船上整夜都不关灯，随时停靠小码头，各种各样的人上上下下。
总有人在眼前走动，担扁担的人挑着农产品上来，堆在铺位上。四处有风，船舱的窗都开着，进进出出的人都跳窗图方便。
整夜都有人说话，可能和我一样不敢睡。过道地上的积水跟着船身倾斜荡来荡去，黝黑的西江水面丰盈饱满。
4，梧州米粉和南宁棕榈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船到了广西梧州，低矮的黑漆漆的小城，临江有很多黑瓦的老房子。船停了，人们都上岸早餐，江边有几个早餐铺位，雪白细软的牛腩粉，那是我第一次吃米粉，一毛钱一碗，没有座位，端着碗筷，自己找地方。我一直喜欢吃南方的米粉，就是从梧州的那顿早餐开始的。
船又开起来，临江有很多陈旧的建筑，洋房风格，居然还保留着广告牌，没在前几年被砸烂。听人说梧州当年叫小香港，是西江上最繁华最富有的码头。
资料图：1980年代的梧州
在一个小地方上岸，记得是个小县城，有大榕树，船也不再走了，它要装满了人，折回广州去。
换了长途汽车，走非常颠簸弯曲的路，终于到了南宁。
南宁有满街的棕榈，葱郁好看。事先联系了写诗的朋友，他帮忙联系了南宁饭店，房价5块钱，这是当时电影厂报销住宿的最高标准。住下来才知道，这是广西最好的宾馆，当年毛泽东来视察，就是住这儿，另有一个庭院，一栋单独的小楼。
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宾馆也可以叫饭店，饭店不只是吃饭的地方。
吃饭要另外买饭票，这和我插队时候县里的食堂很相像，完全体现不出最好宾馆的品质。当时全中国的酒店没有“含早”的，直到2001年去欧洲，才知道酒店多数含早。
广西南宁也讲粤语的，不过，有很浓重的口音。因为有朋友在，方言变得不算问题了。
在广西的电影厂见到导演张军钊，当时非同凡响的第五代电影《一个和八个》还没有公映，但已经有很多传闻和期待，和导演一起来酒店的是这部片子的美工师何群，他们说摄影外出了，没在广西，他们说的摄影是张艺谋。
资料图：《一个和八个》海报
当年的资讯虽然没法和今天比，但像《一个和八个》照样被人知道，人们口口相传这部年轻人做主创的新片。可惜，张军钊导演在今年的6月去世了。
完成组稿任务离开南宁，朋友帮忙订到了去北京的卧铺票，又有北京的同学帮忙订好去长春的卧铺票。
再次走进铺了白床单的卧铺车厢，忽然感觉到幸福，是那一夜西江客船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