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美国面粉，结果饿死了朱自清？zt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是来自《别了，司徒雷登》里的名句。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朱自清先生因为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结果被饿死了。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一、朱自清真是死于饥饿吗？

认真说，这件事似乎应从所谓的“美国救济粮”开始说起。

1947年后，因为打内战等缘故，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法币贬值“飞流直下三千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那些靠领薪水度日的教育界人士备受其害，因为他们的薪水虽然每个月都在涨，但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如此一来，原本生活还算优越的教授们也和普通民众一样迅速赤贫化，尤其是像朱自清这样家口众多的家庭，生活就更困难。而在这时，美国通过援华法案向中国提供了一些战后物质，其中就包括了向北平投放的面粉，这就是人们俗称的“美国救济粮”。

当然，“美国救济粮”在国民党经手后，也不是谁都能免费领取的。为了“照顾”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国民党方面耍了一个手段：给教授们发配购证，凭这个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

而在这时，美国一方面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另一方面又加紧扶持日本，以更好的控制远东局势。对美国这种做法，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强烈抗议，而这也是朱自清拒绝美国面粉的基本历史背景。

反美扶日大游行

据时任“民盟”主任委员的清华教授吴晗回忆，在1948年6月18日，他来到朱自清家并带去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其中称：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吴晗回忆说：“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时，他的胃病已经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吴晗所说，确属实情。在吴晗之前，同为清华教授的吴组湘去看望朱自清，发现“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朱自清还是在拒领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了名。在这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也说：“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的美援平价面粉，相当于全家的收入每月要减少五分之二。父亲虽是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但每月的全部薪水也只能买三袋多市价面粉……父亲的胃病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签名的前几天体重已减到38.8 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并在几天后主动把配购证给退了回去，拒绝了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气节。”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在北大医院去世，年50岁。临去世前，朱自清仍交代夫人陈竹隐：“有一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自清拒绝美国面粉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政治选择，二是不能自食其言。以经济论，朱自清的选择加大了家庭的开支，这对他的病情是不利的，但如吴晗说的：“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这个却不完全是事实。

因为道理很简单，朱自清拒领“美援”面粉是事实，但拒领“美援”面粉并非朱自清的死因，更谈不上因为拒领“美援”面粉而导致朱自清饿死。

事实上，朱自清是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而去世的，而他患胃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朱自清追悼会

二、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还是吃出来的

那么，朱自清的胃病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从他留下的日记中，似乎也能看出些端倪。

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但出生在江苏东海县，后随祖、父定居扬州，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浙江台州第六师范等地任教。从其活动范围看，主要在江浙和北京。

对于吃，朱自清还是颇为讲究的，说他是“美食爱好者”也不为过。或者因为他是江浙人氏的缘故，朱自清饮食口味偏甜，在他早年的日记里，类似的记载也有很多。如他在日记中写的：

晚上阅卷到十二点，吃加糖的绿豆稀饭；

遇上雨天，吃香蕉背诗，“甚以为乐”；

朱自清写《别后》一诗寄给友人，后者复信提及他“吸烟吃杨梅”的光景。

还有一次，朋友买了苔菜饼，“他取盒置我近处，说：‘吃啊！’但我才吃了两三枚，他便拿了一只铁罐，将那些饼都收进去了，并严密的盖了”，这让他很不高兴。”

在这段时期，朱自清的日记没有出现胃不舒服的记载。

最早出现“肠胃不适”记载的，是1924年11月16日的日记。那天，朱自清因为喝了酒，感到有点“肠胃不舒”，不过当时他并未特别在意。

1925年后，朱自清重回北方到清华大学任教，后于1931年赴欧洲游学一年。在此期间，朱自清对西餐似乎不太习惯，“肠胃殊不适”、“肠胃仍不佳”、“肠胃仍劣”之类的记载开始频繁出现在其日记中。

身处异国而胃痛发作时，朱自清采取的办法是“少进食”，但好转之后，他仍如以往。尤其是甜食如蛋糕等，常常过量，他日记中也说：“余近来食糖、购书之无节制与国内同，大宜注意”。然而从后续来看，“注意”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没过几天，他又“不必要地买了一包甜食”，结果吃完，“胃里很不舒服”。

1932年回国后，朱自清间有胃疼，但对美食爱好依旧。如吃北京烤鸭，说“出油太多，且有焦气”；牛肉火锅吃高兴了，几乎可以翩翩起舞；太太做了火腿，他还在边上建议多放放味道会更好；去香山饭店吃饭，遗憾没有“马记汽水”，等等。这一期间，朱自清对自己的胃颇为敏感，有时腰疼或感冒发烧，他也往往怀疑是胃疼，“食物不相宜”所致。

当然，除了先天体质及饮食习惯外，朱自清的胃病也和他承受的家庭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其一生中，朱自清有过两次婚姻，共8个孩子，一家十口人，家庭负担可想而知。为了让孩子们过得好一点，朱自清在正常的教学之外，只要空闲，几乎天天熬夜写稿，而这样的作息习惯，对身体显然是不利的。

朱自清

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后至昆明，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国难时期，地处偏南，此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清华园时期，朱自清虚弱的肠胃不得不面临各种挑战。由于饮食粗粝，朱自清在一些场合下难免多吃，结果胃痛反复发作。日记中类似的记录不下十条。

抗战胜利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但由于国内纷乱不休、恶性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其生活条件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由此，朱自清的身体也日渐虚弱，胃病越来越严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在日记中屡屡出现“吃得太饱”、“晚食过多”、“仍贪食，需当心”之类的记载，这说明他的胃病已日趋严重，稍微多吃一点，胃即承受不了。

三、朱自清为何转向外围运动

胃病的反复发作和生活的日渐窘迫，这些还只是个人问题，更让朱自清感到焦虑的是，在内战的阴影下，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不断恶化。

1946年7月，李公朴与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事件对朱自清震动极大，也令其对国民党统治发生了强烈的质疑。当年11月，朱自清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在此期间，他也逐渐由一名纯粹的学者转变成了一名民主战士。

在此过程中，吴晗无疑在背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其回忆：“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朱自清）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吴晗还说：“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

而在这时，国民党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百姓怨声载道。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波及全国，大大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美国出台“扶日政策”，国民党方面也冒天下之大不韪任用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以此为契机，在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党派人士的策动下，北京、上海、天津等万余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吴晗、朱自清、金岳霖、张奚若等北平各大学教授百余人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左翼力量也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对此，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无奈地承认：“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人们对现政府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却又想得通的联系。”

对于即将改朝换代的趋势，朱自清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当时朱自清的心情。

但可惜的是，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的朱自清最终未能熬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他的生命也永久地定格在了1948年8月12日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