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 2字 各有其义。
即使是林1号命令，也只是指令， 指示，根本不牵涉到 调 或 动。
林 国防部长， 本职工作，未僭越，无越权！
只是 闫副总长，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阎仲川（1922年2月－2002年6月22日），河北保定定兴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将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8年6月，参加冀中徐涞分区抗日游击队，历任分区3团5连见习排长、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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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5月，任副总参谋长，林彪于九一三事件外逃后，阎仲川被囚禁牵连。
1983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1988年7月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2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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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总参谋部工作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的时间则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机关驻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转移北京卫戍区3师，由1个武装班单独严密看管。审查期间不得与外界包括亲属有任何联系，连住处的玻璃窗都用黑纸糊得严严实实。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更无所谓交代。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经常出现“顶牛”。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处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想打打阎仲川的“态度”。揭发批判者都是奉命发言，却又拿不出真材实料，连会议组织者也觉得尴尬。于是不再开大会，只由专案组和他保持小范围的接触。既然阎仲川不肯主动交代，专案组便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专案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对阎仲川的问题作了指示，在总参谋部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紧接着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参谋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党，也许阎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
1971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这一点也不奇怪，”阎仲川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对阎仲川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此后，双方长期处于顶牛状态。再往后，专案组人员很长时间都不和阎仲川见一次面。他的问题被吊了起来。
照理，既然立案审查的问题大部份已经排除或查清，剩下的个别问题虽有怀疑但并无充足的证据，就没有理由继续隔离审查。但是，立案容易销案难。“四人帮”横行时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还要继续审查。又过了3年有余，一位副总长才代表组织向阎仲川宣布了对他的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问题，只笼统地讲阎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这表明对阎仲川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阎仲川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