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许多媒体都对中国《文史参考》杂志刊登的讲述苏联在1969年准备对中国施以核打击，但美国妨碍了这些计划的文章加以关注。本台观察家杰尼索夫就此发表评论。
在5月15日的《参考消息》中提及了对苏中冲突之秘密感兴趣的某些报刊，其中也包括了《共青团真理报》。这并非唯一一家关注苏中冲突之谜的俄国报纸。我想，这并不奇怪。要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里的苏中对立阶段，是我们两国共同历史的一部份。按邓小平的"一针见血"的说法，"在关闭过去"之同时，我们不能抹煞人们对那段往事的记忆，任何新档案文件，任何目击者的证词都非常宝贵。但《文史参考》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历史可信程度却大成问题。那篇文章的根据并非文件，而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异想天开的臆造。并且我们指出，其它许多作者早已提出过这些想法。例如，第二炮兵某部的高级工程师郑志仁早在 2000年就已在中国《兵器知识》杂志上发表过题为"中国的五次核危机"的文章。
很可能正是郑志仁创造了这一说法，然后《文史参考》重述了这一说法。简短地说，这一说法是这样的。边界上情势紧张化招致了1969年3月2日在乌苏里江在曼斯克岛，即珍宝岛上发生的事件。郑志仁，以及以后《文史参考》发表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硬说，在这一情况下，苏联决定在同中国的争吵中使用核炸弹这种理由。按这一说法，8月20日苏联通过自己的驻华盛顿大使多布雷宁告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想要对中国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华盛顿当局未支持苏联的这一项计划，许诺在实现这一计划的情况下，将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
1969年的情势确实紧张，但苏联对中国施以核打击的计划当然是神话。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鲁兹亚宁教授答本台记者问时，这样解释说，他曾同参加草拟最高领导集团的决定的前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同那时从事中国方向的苏联谍报人员就那个时期交谈过。鲁兹亚宁说，据这些人讲，连证明苏联确实准备对中国施加核打击的暗示都没有。可以说，这是"绝密"。这些人曾发誓保持沉默，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我国档案彻底公开的时期。如果曾草拟这种决定，那么这将不是一个文件，这些文件不管怎样将浮现出来。这种决定简直不能不留痕迹。然而，没有这种文件。
《文史参考》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在重写苏联领导人的对话时，没有指出他从哪里得到了这么详细而且是秘密的情报。前苏联驻美大使多布雷宁在其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1969年8月20日的会晤。虽然在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有整整一节记述苏中冲突，但那里也没有提及美国对苏联威胁中国一事报以"美国最后通牒"的话。这样，上述说法未得到文件的证实。
鲁兹亚宁教授认为，另一个历史时刻更为重要。在1969年，苏联领导集团在做决定方面。譬如说，比在十年之后，在像现在所说的"停滞的后期"，曾做得更恰当。难以想像，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考虑到我们同中国接壤以及世界上可能做出的反应，曾认真地准备了这一项决定。不言而喻，大家都清楚地懂得，事情将不局限於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准将引起核战争。
换而言之，我们在《文史参考》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场合下，遇到了伪造历史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的隆重庆典睦很准确地指出，我们两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坚决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我想，这不仅涉及我们两国一起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而且也涉及俄中关系的整个历史。从这一观点来看，《文史参考》的这篇文章，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既然它未揭示历史的秘密，而很可能散播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复杂时期的神话。如果不是俄国学者，而是中国学者来评论这篇文章，那么将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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