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加坡找工作
离开新加坡21年了。现在闲下来了，时时会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想起自己在90年代初趁着出国闯荡的大潮在新加坡摸爬滚打的7年时光。有苦、有甜、有心酸、有愉悦。虽然诗意不多，也不算是太远的远方，但是那些日子里经历的人和事依然像一粒粒珍珠在记忆中不时闪现。我想用时光的丝线将它们串起来，那将是我们第二代下南洋的中国人的一段历史中的几朵跳跃的浪花。朵朵浪花组成了一股大潮。据2009年新加坡的一项统计，自1990年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将近30万。我有幸成了这波浪潮的前浪。太平洋东岸后浪推前浪，前浪跑到洋对岸。
我的下南洋是一个偶然。起源要追溯到80年代的后期。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是个中国通（据说建立深圳特区是他向邓小平提的建议），他知道中国有许多人才没有得到足够的施展机会，而新加坡经济起飞急需人才，于是他与李鹏分别代表新加坡和中国签订了分两批（每批20人）从中国聘请专家的协议。具体执行单位由当时的劳动人事部负责。我老公属于第二批。说是专家，其实，真正够专家级别的并不算多。第二批里面算得上专家的有当时的上海植物研究所所长许智宏（后来的北大校长）、广州大学副校长、国际模糊系统协会副主席汪培庄等人。新加坡给这批专家的待遇算是不错的。每人分配一套三室两厅的高档公寓，每月1600新元的生活补贴（当时一新元兑换五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可以带家属，而且家属和孩子每人每元有400新元的补贴。合同为期三年，三年满后要回国（事实上90%都在合同将满时偷偷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这是后话）。
老公到新加坡一年后，我获得了探亲许可。在1990年年底，我到新加坡与老公团聚。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新加坡的经济蓬勃发展，而人才的匮乏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区区40个中国专家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满足不了新加坡的人才需求。因此新加坡政府开放了以私人身份从中国招聘人才的通道。在我去新加坡时，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中国引进人才的公司，该公司叫Gateway。负责人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留过学且热爱中华文化诗词写得很好的基督徒李先生。
12月的某一天，我老公工作的新加坡国家电脑局信息科技研究所的所长洪先生单独找到我老公，问询我老公能否推荐中国电脑工程师以私人身份到新加坡工作。我老公说，太巧了，我夫人就是做电脑的，现在就在新加坡。于是，洪先生就把我介绍给吴庆瑞的秘书Grace—一位漂亮的可爱的年轻小姐（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Grace 带我去见Gateway的经理李先生。李先生高高大大，温文尔雅，我是他刚刚成立的这家公司（现在应该叫做猎头公司）的第一个猎物。简单交谈过后，李便把我带到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属下的自动化应用中心去见公司经理林先生。林先生见到我这个猎物有点喜出望外，简单问过我的经历后就邀请我共进午餐。午餐时他说马上可以给我办Employment Pass（政府签发的工作准证）。给我的薪水是每月1800 新元，我粗粗一算，折合人民币9000元，当时我在国内的薪水也就是80多元，一年不到1000元，新加坡的一个月的薪水赶上我在国内多年的收入了。当时喜不自禁，后来才知道，给我的薪水实际上比大学刚毕业的学生高一点点（当时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起薪1500新元）。公司为我提供搬家费，为我和儿子提供机票。一切看上去都很美。接下来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到公司上班。我说在中国办私人护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短则三五个月，长则半年以上（我当时是持公务护照赴新短期探亲的）。林先生说，你抓紧时间办，工作准证有效期半年，如果半年内你办不下来，我们会给你延期。
为办私人护照我被折腾得脱了几层皮。记不得盖了多少章，求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当一切都搞定时，我长舒一口气，看着刚刚分到手才住了一年多的位于清华东南小区的两室一厅的房子马上要交出去时，我有点留恋，毕竟我为了这套房付出了八年的时光（据说这套房现在每平米10万以上）。
打点家里的家具，能带走的除了几件衣服以外，就是积累的书籍。我怎么舍得把那些世界名著、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送人或者卖掉呢，它们是我的精神家园啊。至于家具什么的都送了人。我把能托运的托运，不能托运的装满大大小小的箱包，带着淘气的儿子登上了新加坡的航班。由于我带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我刚一登上飞机，那个装行李的小拖车就倒了，大包小包散落一地。我心里害怕，因为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了允许携带登机的总重量。正在我忐忑不安时，走过来一个空中少爷，提起我的大包小包走到我的座位前，安安稳稳地把东西给我放好，并且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都说新航服务世界一流，在我这里得到了验证。
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在晚上11点钟左右到达了新加坡樟宜机场，还是那位空中少爷走过来帮我把行李拿下来放到小推车上。我吃力地把这些东西拖出飞机。找到一个机场专用的行李推车，把行李放上去。儿子看到机场的行李车，觉得很好玩，推着行李车乱跑。我又要管行李，又要管儿子。几乎是最后一个走出机场的。老公在机场外面等我。李先生事后告诉我，他来接我，一直到机场不再有人出来才离开。他说，他接了几千个来自中国的人，我是他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接到的。
回到老公的住处洗漱完毕已经半夜。睡了两三个小时便起床去上班。从此开始了在新加坡辛苦打拼的码工生涯。
2、新的工作，新的生活
下飞机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新的工作。我做的项目是香港龙凤集团属下的一间制衣厂的自动化生产钱的编程工作。那家工厂生产名牌牛仔裤LEE。我们team有六个人，三个做硬件，三个做软件。我是做软件的。
新加坡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被分成许多等级。比如，白领比蓝领地位高，在那间制衣厂，蓝领与白领甚至使用的电梯都不同。而白领里面，英校生又比华校生地位高。所谓英校生就是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的，英语好的人。所谓华校生，就是中小学上华文学校，以华语为第一语言的。新加坡由于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所以通用语言是英语。英语讲得好自然就升得快，而他们也自认为高人一等。
高人一等的人有许多奇怪的显摆方式，比如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老师居住区（Gillman Hights）。新加坡国立大学致力于聘请从美国英国等世界名校毕业的人任教。于是在我们小区的停车场居然会看到车牌上有哈佛、牛津等标识。
我的同事知道我家在那个地方住（他们认为是高尚住宅区），就要求到我家去看看。很是羡慕。
而大多数新加坡人见识很少，在他们眼中，中国是小渔村（从祖先那里听到的），于是他们会问：中国有抽水马桶？一次我搭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做电脑的。他问，你在什么地方学的电脑，我说在北京。他惊奇地说：“中国有大学？”真让人哭笑不得。
说回我的工作。我们项目的管理人是一个英校生，他对电脑懂得很少，仗着英语好，高高在上，动不动就骂人。他甚至连copy 文件都不会。有一次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帮他复制软盘。我进去时看见他在打游戏。
我们项目联调在一个废弃的大仓库进行。那个大仓库是铁皮屋顶。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北纬1.09 – 1.29），每天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上，那个铁皮屋顶经太阳一晒，像个烤箱，没有窗，更不会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高温加上高湿度，每天都是泡在汗水里。我们联调到了最紧张的阶段，原先写核心软件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工程师撂挑子走人了。老板就让我接过了他的摊子。工作重，bug又很多，联调进行得很困难。我差不多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十点以后才回家，整整三个月没有休息过星期六星期日。热得起了一身痱子，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起痱子。就这样，那个英校生老板每天下午来一趟，待上不到20分钟，这20分钟就是骂人。而我们的team leader 是一个华校生，唯唯诺诺，连个屁都不敢放。我实在忍不住，在这个英校生老板又一次指责我们时，我气愤极了，我对他说：谁愿意在这个烤箱里多待一分钟？谁不知道有冷气的办公室舒服，我们这样幸苦加班加点就是为了项目早点完成。你若再这样训斥我们，我就不干了，我明天就回办公室去！这个英校生真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货，自此以后再也没有骂过我们。没过多久他也被炒了鱿鱼。他人品很差，临走时企图偷偷带走我们的项目软件，被公司发现，他不得不退回软盘。我发现他在退回的软盘上扎了许多洞，企图以此破坏软件。事实上这种做法一点意义也没有，软件的备份有许多。他这样做太愚蠢了。
3.蕉风椰雨的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北纬1.09 – 1.29度，面积130平方公里。人口从我在的时候的300多万已经上升到500多万了。据说又有许多新的高大上的建筑矗立在这个小岛上。我是再也不会去看那些摩登的新建筑了。我愿我的记忆中永远留存着90年代新加坡的样子，我愿那几个能产生诗意的景点永远是鲜活的，不被新建筑所替代。
我的记忆里永远都留存着乌节路的圣诞装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彩灯闪烁的圣诞树，上面披着棉花做的白雪。汗津津地走在拥挤的乌节路上，那棉花做出的雪也能带给我一丝想象中的凉意。
与儿子在乌节路圣诞夜合影
我记忆中的圣淘沙除了细软的沙滩，风情万种的椰子树，还有一棵高大的芭蕉树。
27年前我牵着儿子的手在那棵树下留影，27年过去了，当时的淘气包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在世界高科技的中心美国硅谷谷歌与他的父母一样打拼。但在母亲眼中，他永远都是芭蕉树下的那个淘气可爱的小男孩。
我记忆中的牛车水永远飘着榴莲的味道。记得第一次闻到这种味道时，我立马捂住了鼻孔。而后来我竟然爱上了这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果中之王。当我的邻居用它做粥，并且热情地端给我一碗让我品尝时，我老公躲得远远的（他至今不能接受榴莲），而我却认为这的确是一道美食。
我记忆中的小贩中心（食阁）永远都是人头攒动，卖饭的满头大汗，吃饭的大汗满头，暑热的空气中飘荡着肉骨茶、海南鸡饭、咖喱鱼头的香味。
由于新加坡地域狭小且靠近赤道，它的气候几乎是恒年不变的。新加坡的天气预报最有意思，几乎每天都一样：“我国明天的天气是：最高温32度，最低温28度，局部地区有阵雨”。
新加坡地方小，可以游玩的景区实在太少。在暑热难熬的日子里，许多新加坡人喜欢去购物中心，女孩子们买东西兼乘凉，而许多人是为了泡冷气。当李先生得知我不喜欢shopping（购物）时，很惊奇，他说很少有女孩子不喜欢shopping的。他问我，你周末去哪里？我周末自有我的休闲之地。
去的最多的是一些画廊。新加坡没有四季，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点小资情调的女文青，思念四季是我浓浓的乡愁。我在画廊里找到了春夏秋冬。不记得有多少个奥热难耐的周末，我在画廊里体验春去秋来的四季变化。记得一次我站在一幅画前发呆，那是一幅水墨丹青，画面上是几棵垂柳，叶子快要落光了，长长的柳丝随着秋风起舞，那秋风的寒意竟让我不自觉地抱起了双臂。画廊的主人很奇怪，他问我，你冷吗？我说，是画面上的秋风冷。想要给他解释秋风中的感觉但又打住了，对于没有经历过四季变化的新加坡人讲述四季是我痛苦的经历，无论如何也讲不清楚。更别说这种悲秋伤春的小资情调了。
去了那么多次画廊，却没有买一幅画。画廊的主人也都熟悉了，与他们轻松地聊着天，听他们抱怨生意难做。画廊的洪先生，你还记得那个只看画却从不买画的大陆来的女人吗？也许你早已退休了，我愿你健康长寿。
休闲的另一个去处是裕廊东地铁站里的一间书店，我在那里第一次读了李敖的书，并且被他桀骜不驯的文风所吸引。由于舍不得花钱买，就在书店里看，我常常是一站一下午，在书店里读的书除了李敖，还有旅美台湾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董桥的散文，以及在国内读不到的许多台湾和香港的作家的作品。不知那间裕廊东地铁站的书店安在否，永远难忘在那里沉浸在书籍中的快乐时光。
新加坡的天气是一年等于一天，一天等于一年也等于永远。记得我家的客厅的窗外有一片小树林，枝叶繁茂，象一幅油画，很美。刚开始时很为它着迷。但是，几年过去了，那片树林就从未变过。没有季节的变化，自然树叶的颜色就不会变。有一天我再次望向窗外，居然产生一种错觉，觉得那片小树林不是窗外的风景，而是嵌在窗中的一副画。那片画中的小树林，你们依然静好吗？对于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保留一片小树林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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