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段，“上海帮”，“ 三公一母”。

“ 76年10月，我到生产区打长途，走上楼一看，副厂长刘沛然正在房子里跳，手舞足蹈。我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没什么事，他就笑。我心想现在还有什么高兴的事，值得跳？值得笑？刘副厂长说，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颤，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我当然希望“上海帮”倒台，整整十年，老母生活无着，含冤去世，妻子发配到山西劳动，尚未成年的儿子发配到云南边疆“改造”，真正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被江青害得这么苦，我怎么能不恨江青这伙“上海帮”？但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