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历来把造反说成是犯上作乱，只有一代统治者说成是造反有理，这就是毛泽东。
我是一个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也受到了造反有理的熏陶。今天我想从造反有理的角度说一说89年的六四运动。
既然造反有理，那就毫无疑问造反者无罪，罪责在于政府了。无论是当年的红卫兵造反，还是六四时的学生造反；也无论是茉莉花占中，还是占领立法院。政府应该有合适的手段给造反者一个交待，因为造反者有明确的诉求。
我当年是跟随蒯大富造反的，我们称他为蒯司令。学生们大概是跟随高自联造反的吧？应该不是乌合之众。那么总指挥就应该是领袖级的人物了。
文革时代红卫兵的兴起，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例如打死卞校长就是向毛泽东示威。后来各种派系的红卫兵纷纷出笼，虽然都冠以红卫兵的名号，却是鱼目混珠。我们跟随蒯司令，最大的行动就是整顿了清华近水楼台的王光美及其丈夫，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先生。红卫兵中，自然有保护刘少奇的派系，于是就有了火并。接下来政府决定军管，蒯司令的口号“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被军管会借用成了“蒯大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当时对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么一个说法，蒯司令是不服的，但是面对政府的军管，司令让我们服从军队的管制，不要制造动乱。
六四时学生运动的兴起，矛头是指向赵紫阳的，比如反官倒的口号，既不是针对李鹏也不是针对邓小平，最多也是搂草打兔子。后来学生运动也出现了派系林立。发展到最后，颇有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样，赵紫阳也到广场看望学生了。毛泽东成功收编了红卫兵，红卫兵的是非，也就都算在了毛泽东的头上，虽然红卫兵的多样性多得出奇。事实上，赵紫阳也是成功地收编了学生，后来学生运动，都是眼巴巴地看着赵紫阳的起落而喜怒哀乐。学生运动时期的戒严，很类似于文革期间的军管。然而这里面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蒯司令让我们退一步，你你们的总指挥让你们进一步。
造反是有理的，革命是无罪的。然而，跟着谁造反，跟着谁革命，却是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记得当年传说毛泽东对彭老总说：别人跟着我干革命也可以当元帅，而你跟着别人干革命最多也只是一个烈士。对于这个说法彭德怀应该是服气的。纵观今天的国内局势，难道不应该出现造反和革命吗？应该。然而也个没有明智领袖的造反和革命，是愚蠢的。赵太爷不让阿Q革命，其实是保护阿桂的，因为跟着一个愚蠢的领袖，革命的理由再充分，也只会是一个悲剧结果。
我跟着蒯大富造反，司令知道进退，所以我活过来了。你们跟着总指挥造反，结果你们的总指挥不知道进退，结果成了一地鸡毛。我不说你们造反错了，但是我为你们连造反的首要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贸然造反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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