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六朝时期的山阴贺氏家族

绍兴是名士之乡，但名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有赖于他的家庭和氏族。家庭与氏族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家庭和氏族来体现它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因此它是名士产生和成长的土壤和环境。研究绍兴名士文化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认真研究这些名士文化氏族，包括它的演变情况、社会作用、历史价值、今日的借鉴意义。绍兴历史上文化家族很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一个高峰。现以贺循为代表简述这个家族在这几百年间的情况。

贺氏是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大家族之一，本为庆氏。谢承《会稽先贤传》云：“贺本庆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王子庆忌挺身奔卫，妻子迸度浙水隐居会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泽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庆氏；名其田曰庆湖，今为镜湖，传讹也。汉安帝时，避帝本生讳，改贺氏，水亦号贺家湖。”①这里说明山阴贺氏的来历，《史记·周本纪》有庆节，他是公刘之子，由他而迁国至豳，②所以谢承说庆氏为“后稷之裔”。在春秋时，由吴公子庆忌之妻与子奔会稽隐居，所在地有湖亦曰庆湖。庆氏到西汉时，有一位叫庆普的，是著名学问家，开创了今文《礼》学，史称“庆氏学”，并任东平王刘宇的太傅，为博士。至东汉安帝时（106年至125年）有叫庆仪的，他的曾孙叫庆纯，继承了庆氏礼学，为避安帝父讳，遂将庆氏改称为贺氏。贺纯为贺循的高祖。《晋书·贺循传》云：“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鲁迅录谢承《后汉书·贺纯》曰：纯字仲真，会稽山阴人。少为诸生，博极群艺。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征博士，四公车征，皆不就。后征拜议郎，数陈灾异，上便宜数百事，多见省纳。迁江夏太守。”④可见，贺纯是一个学问深博，富有操守，为当世人十分尊敬的人。从他开始庆氏改为贺氏，而庆氏礼学也由此进一步传承了下来。

所谓《礼》学，就是对五经中的《礼》作出了深入研究而形成一门学问，西汉时设有礼学博士。“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到西汉末时才设立学官；《仪礼》是古代的仪式条文以及对这些仪式条文的解说即为“记”。“记”除总体解说外，还记下一些与“经”有关的事。《礼记》是与《仪礼》有关的文献，分为《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由戴德、戴圣收集、编辑。《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云：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答授梁人戴德及德兄之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5}二载《礼记》大体可分三部分，一是和经类似的内容；二是对礼仪、礼制某些具体问题的解说和有关资料；三是对礼的总体解说。第二三类构成了西汉礼学思想主要内容。可见，“就礼经学来讲，其主体部分应是弄清古代礼仪、礼制的内容，弄清汉儒应怎样理解这些仪式、制度，又怎样贯彻执行这些制度。”“后汉礼学主要不是去研究礼的思想，或仅仅作为一门学术，而是要弄清礼仪本身，以便遵照执行。”{6}由庆普开创的今文《礼》学即“庆氏学”也是这样的礼学思想，它主要研究将古代的礼学如何在汉代的礼仪、制度中继承下来，制订出新的条文和要求，并说明其理由和意义。这对于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法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它包括了天地君臣父子兄弟等等内外关系中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规定，让人照此办理， 而不能越礼而行，所以庆氏礼学一直受到从朝廷帝王到地方官员以及社会氏族家庭的重视与欢迎。

这样一门关系到朝廷和社会安定的学说，从汉代起就一直由庆氏（后改为贺氏）家庭人员作着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因此形成了贺氏礼学。由此贺氏在政治上也有相应的重要地位，对统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东汉以后特别是六朝三百多年间的显贵望族。这是越文化在这一时期对中华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贺氏家族中，除了庆普、贺纯外，六朝时期首先要叙述的是东汉末的贺齐。《三国志》本传云：“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7}齐父贺辅为永宁长。齐年轻时，为会稽郡吏，曾为剡县长，当时有县吏轻侠为奸，勾结盗贼攻城，贺齐开城突击大破之。不久，孙策临郡。这里的山越人与一些地方官员勾结群起反抗，贺齐协助孙策大破山越诸寨，镇压了山越的抗争，使江南逐渐平息，三国吴国得以建立，因此贺齐成了吴的大功臣。以后，贺齐又率军北拒曹休大军，曹休惮之，引军北迁，解除了吴国北边曹军的威胁。不久，照孙权之计，贺齐又生擒叛将晋宗，安定了吴国内部。由此贺齐前后封为后将军、假节领徐州牧等职。《贺齐传》记一次贺齐得胜归来，孙权率百官及仪仗出道迎接，“作乐舞象，赐齐軿车骏马，罢坐住驾，使齐就车”，并说“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谁与？”“齐辞不敢，权使左右扶齐上车，令导吏卒兵骑，如在郡仪。权望之笑曰：人当努力，非积行累勤，此不可得”。足见贺齐在吴国的地位和影响。

贺齐子贺达及弟贺景，“皆有令名，为佳将。”《会稽典录》云，贺景为灭贼校尉，领军严而又有恩，他的兵器精饬，“为当时冠绝。”贺达是一个少年任气之人、多有犯迕，故虽有战功，却没有爵位。但他“轻财贵义、胆烈过人”，人们依然敬重他。他的儿子贺质，位至虎牙将军。

贺邵为贺齐之孙，贺景之子，在孙休即位时，以中郎为散骑中常侍，出为吴郡太守。孙皓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孙皓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凶残骄矜，荒淫无度。贺邵上疏直谏，曰：“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至于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眩耀毁誉之实、沉沦近习之言。”他列举了许多远贤臣亲小人的事例，指出如此下去则“海内悼心，朝臣失图”，国之危急不待日也。贺邵奏疏引来孙皓的更大震怒。但邵“奉公贞正，亲近所惮”，孙皓也一时奈何不了他。于是与佞臣们设计，诬陷贺邵谤毁国事。邵被诘责，不久患中风，口不能言。孙皓又疑其托病去职，收府酒藏，穷加拷掠。邵卒无一语，终遭惨杀，家属徙临海。邵时年49岁。{8}贺邵是一个仗义执言，刚正不阿的贞良死节之臣，历代敬慕之。《会稽典录》又叙邵“美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动静有常。与人交，久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见其洗沐，坐常着袜，希见其足。”{9}可见又是一个行为端庄，注意仪表、慈祥可亲、拘于礼节的官员。

贺邵之子贺循，这是贺氏家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幼时，遭遇家难“流放海隅”，生活艰辛。直到孙皓统治的吴国为晋所平，始回还山阴。《晋书》本传说他“操尚高厉，童龇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许多人推荐他，包括国相和刺史，于是他出任为阳羡令，武康令等。他“以宽惠为本，不求课最”，“政教太行，邻城宗之。”不久得到著作郎陆机的推荐。陆机上疏于皇帝称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 刑政肃穆。”这样召循为太子舍人。晋元帝为安东将军、镇东大将军时，多次荐循为吴国内史等职，皆婉辞不就。

后元帝承制，循为军谘祭酒。“帝亲幸其身，因谘以政道。”他在社会上有极高声誉。廷尉张闿夺左右近宅以广其舍，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州府不敢问，贺循知晓后，与州县长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还不等循登门，闿就“遽毁其门，诣循致谢。”《晋书》本传曰“其为世所敬服如此。”当时东晋始建，帝位不稳，吴人不附，徙建康月余，士庶莫有至者。贺循既为江南之望，于是王导建议元帝深结贺循、顾荣两族，云：“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贺、顾二人应命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10}所以贺循对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建武初，举为中书令，加散骑帝侍。帝下令曰：“循言行以礼，乃时之望，俗之表也。”循又辞却不加官，“仅拜太常而已。”他对朝廷的礼仪制度、政策措施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本传云：“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时儒宗。”贺循克己奉公，生活俭朴。一次皇帝下诏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财（才）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皇帝亲眼所见如此，十分感动，于是赐他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但循又让，“不得已留之。”其廉洁清贫如此。后又为太子太傅。贺循长期有病，多次上书辞去诸职，但帝不许，最后帝亲至家中，循已口不能言，执手流涕。帝让太子三临，往还皆拜。“太兴二年卒（319），时年六十，帝素服举哀，哭之甚恸。”{11}

贺循任会稽内史时，还做了一件功在当世、泽披后人的大好事，这就是组织民众营造了西兴运河。自东汉马臻开建鉴湖后，山会平原水旱灾害消除，民乐其居，生产发展，水上运输亦日见发达。但平原水道多为南北流向，很少东西贯通。贺循既世居山阴，熟悉民情，故于晋永嘉元年（307）开凿了东起郡城西至钱塘江边的西陵运河（五代吴越国时，西陵改名西兴，故史称为西兴运河），运河在山阴境内基本与鉴湖堤坝平行，穿越西小江，北折西行而至西陵，全长92里，山阴段50里，永兴（萧山）段42里。此后运河又至曹娥，且过江而与上虞江、姚江、甬江连接，直达宁波，于是史称浙东运河，成为横贯浙北的一条主要水道。西陵运河的作用除灌溉外，主要是航运上方便。贺循曰：“江道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族之所往来也。”{12}运河对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江南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到隋代开凿了京杭运河后，浙东运河可直上京津诸地，与钱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连接，达全国各地。所以它的历史比京杭运河早，它应是我国大运河的一部分。贺循开通西兴运河的历史功绩是永著史册的。

贺氏之礼学，至贺琛复盛。琛，贺玚之从子。少从玚受经业。《梁书》本传云：“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也。伯父玚，步兵校尉，为世硕儒。琛幼，玚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16}《南史·贺琛传》亦云：“伯父玚授其经业，一闻便道义理。玚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17}贺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栗以养母，躬耕之余，则习儒业“尤精三礼”。当初贺玚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玚亡后，琛筑室郊外，茅茨数间，便事讲授。《南史》本传云：琛“既世习礼学，究其精微，占述先儒，吐言辩絜，坐之听受，终日不疲。”一日湘东王到会稽郡来，先行者告以贺琛美名，于是命驾相访。这天正值琛讲学，学徒满庭。人闻上司忽来，莫不倾动，而贺琛依然说经不辍，毫无降意。

湘东王一行下车就席，欣然问难，琛对答从容，义理该瞻。人们说这真是“通儒硕学，复见贺生。”母亲去世，琛庐于墓所，服阙完，生徒复从之。后为御史中丞，又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参礼仪事。当时凡郊庙诸多仪节，多由贺琛创定。每次见梁武帝，谈论经义，“常移晷刻”，故朝中人说：凡上殿不下之时，必有贺琛在讲礼。琛容止闲雅，时人称颂不绝。一些佞人对武帝缘饰奸谄，为害时政，贺琛陈事条奏，指出弊政四端。这样惹怒武帝，然亦不予申斥。贺琛也是有不足的，《南史》本传云：“琛性贪嗇，多受赇赂。”家产富后，买主第为宅，为此曾为有司所奏，受到一定惩处。晚年时，曾为叛臣侯景创伤而被执，舆至各地，后逃归乡里，最后贼寇会稽，他复被执出都，在艰难中遇疾去世。年69。贺琛承先世家学，习儒术，尤精三礼。其礼仪之学冠于当时。一生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注凡百余篇。{18}

贺琛子贺诩，梁“太清初（547年为太清元年）自仪同西昌侯椽，出为巴山太守，在郡遇乱卒”。{19}

贺氏在陈时有贺德基，承家学，传礼学。《陈书·儒林传》云：“贺德基字承业，世传礼学。祖父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20}贺德基少时曾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冬日衣单。在白马寺前逢一妇人，赠以纶巾，且谓“君方为重器，不久贫寒。”德基于《礼记》的研究可“称为精明，居以传授”，由此他迁升为尚书祠部郎。且“三世儒学，俱为祠部”，为当世所赞誉，认为他有“美其不坠”的意向。《南史》卷71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堂弟贺德仁，为唐初之名人。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云：“二贺二虞，蜚声籍籍。”又注云：“唐贺德仁，山阴人，与从兄德基以文辞称。人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21}二虞即虞世南与兄虞世基。可见贺德基贺德仁是贺氏在六朝向隋唐嬗变时的文化大家。

终六朝三百余年间，贺氏以礼学闻于朝野，历久不衰，不仅累世簪缨，官宦显贵，更是学风蔚然，惠及通国。其子孙多为一代儒宗，于儒学精义多所发挥，求学之徒，不竭于途，对先秦五经的阐述、六朝礼仪之裁定贡献巨大，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和丰富起着重要作用。

山阴贺氏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礼学世家！

山阴贺氏后代，延绵不绝，多是文化家族，如唐时之贺知章。至于宋代之贺铸乃著名词人。《宋史》本传云：“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尝自言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且推本其初，出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者，本庆湖也。避安帝父清河王讳，改为贺氏，庆湖亦转为镜。当时不知何所据，故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22}但该传云，贺铸乃“卫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孙。”可见其祖上还有一位身为皇后的女子，其出身可谓显贵。又云铸为卫州人，见其祖上已由越迁于卫地了，但不论所居何地，其姓氏之源盖出于山阴，当然这时距六朝的贺氏已有数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