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领袖人物几几开的问题一直让我困惑。至少美国历任总统没有这样的量化评价。大概是西方文化的包装特性和东方文化的谦逊特性的影响吧。
一： 毛主席的第一次“三七开”是针对斯大林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两次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以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传到中国，毛主席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报告。他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 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接下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在会上讲：“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我党独立自主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但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在开完斯大林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3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在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很多外国党的代表时，一再重申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评价。“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
毛泽东个人对斯大林并没有特殊的好感。他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勒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而受到西方舆论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谈。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写的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 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 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评价，是科学的结论，它应该载入史册。
二：毛主席的第二次“三七开”是针对他自己的。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在世时对自己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或说三分过、七分功。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正是这样评价的。应该说，对一个人的三七开评价之含义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成绩是主要的或者说第一位的，错误是次要的或者说第二位的。但是，三七开，毕竟是数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应该是计量出来的，即使估计也得有个大致的数量依据。毛泽东对他自己三七开，可能有几个版本，但是根据带有遗言性的对一生的总结可推论出的三七开，应该最有代表性。毛泽东说，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二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当然事实上，毛泽东做的事多着呢，例如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反右派，大跃进，等等，然而在他看来，那两件事是最重要的，自然对自己的三七开，就是主要以这两件事为根据的。显然，两件都是扭转乾坤的大事，但放在一个篮子里，划分为十分，其中错误三分、正确七分，却不是容易的；可以笼统地说，抗日杀鬼子是成绩，是功劳，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可是后者中的三分错误，在两件大事中占几分呢，毛泽东也说三分，肯定是贬低了自己。但不管怎样，毛泽东是在完全肯定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和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之上对自己三七开的。如果我们现在同样以毛泽东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为依据，但和毛泽东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相反，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我们不会计量对毛泽东的几几开，但肯定三七开太高，究竟是多少，天知道！
我们更无法知道毛泽东会见马克思前夕，看到的“三分错误”，其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毛泽东对自己的三七开是一个抽象。就算我们和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一样，也是三七开，可是就没有办法理解邓小平和中共官方，那个对毛泽东的三七开了。后个三七开，绝不只根据毛泽东的两件大事，而是毛泽东一生的全部是非功过，包括上面提到的八百万、反右派和大跃进等等，而且根本不同的是，毛泽东一直肯定和基本肯定的东西，给完全否定了，所以不管从外延和内涵方面说，和毛泽东的三七开都差别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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