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吴天石 zt

来源: 萧岚于 2018-05-11 08:34:49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40219 bytes)

忆父亲吴天石

吴允弘

2010年阴历一月二十九日是父亲吴天石的诞辰100周年。

在1966年8月5日，爸爸才56岁，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了。40多年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们多年的调查，认定爸爸妈妈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在暴力型“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是文革进程中最为野蛮血腥并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一天。当时爸爸吴天石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妈妈李敬仪是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爸爸是因为他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中央的某报刊要提前发难，而在江苏被最早“揪出来”的文革批判打击对象之一。

1966年8月3日晚9时左右，天气极其闷热，当时，妹妹作为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常住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和学生“三同”。一个弟弟在南京无线电校住宿。上初中的两个弟弟都随他们各自的学校在农村劳动。我和另一个弟弟分别远在石家庄和北京。家中只有爸爸、妈妈和老保姆。南京师范学院的“左派”学生，在一些极端分子的煽动和策划下，冲进我家，把爸爸、妈妈拉到南京师范学院校园中，召开“批斗黑帮分子大会”。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高帽子（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他们的头上。接着，又拉他们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开始时，妈妈和爸爸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在发烫的马路上被横拖着走，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一里路。妈妈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爸爸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批斗。毒打时，有人问：“吴天石，你是黑帮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是共产党员！”又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中国人！”这样铁铮铮的回答招来了更大的摧残。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得到消息后，立即叫省委组织部长辛少波去医院探视。经检查，爸爸双臂被扭成骨折，另有五处骨折，双腿被拖成瘫痪，身体外露部分的汗毛孔被墨汁和灰尘封闭，形成了脑水肿。由于爸爸伤势过重，一切努力都已经晚了。昏迷两天后，爸爸在8月5日含冤去世。妈妈李敬仪和爸爸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爸爸妈妈遇难后的几十年来，爸爸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老上级，接触过的教师、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文艺界的朋友和各方面的同志等等，用生动的文字，深入的分析和充沛的感情，写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回忆文章。使我们知道了爸爸许多为人民所做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事情，使我们对爸爸有了更深的了解。

1949年渡江前，我年龄还小，很多事情记不起来，很多事也不知情。渡江后，我上小学六年级，就在学校寄宿，以后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住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和爸爸、妈妈接触的时间很短。他们在工作单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从不和孩子们谈论。以下只是我对所知所见的一些片断往事的回忆。

一

1910年，爸爸出生在长江北岸靠东海边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偏僻小城南通。我的祖父是独子，在南通天生港海关当小职员，平时住在海关，节假日才回家，业余时喜欢看些中医药及阴阳、风水方面的书，到现在还留有一部李时珍的石印本《本草纲目》。我还见到过祖父用过的看风水的罗盘。祖父在爸爸11岁时得急性传染病（据说是霍乱）去世。这样，家中除几间门面房的薄租外没有了其它经济收入，陷入了困境。家里没有了主事的男人，房租也难收到。祖母吴陈氏，小脚、文盲，但深明大义，有主见，全力培养孩子读书。爸爸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旧社会只有男孩才能算家中人，爸爸是家中的独子，很受重视，是全家的希望。爸爸说：他小时候很聪明但很顽皮，爱看闲书、斗蟋蟀等等，在小学校里读书不认真。祖母非常伤心，大打了爸爸一顿，说：“如果你要继续上学，就好好读书，不想读书，就去当学徒学做生意。”爸爸表态要继续上学。

从此爸爸认真读书，国文成绩特别好，记忆力也非常好，因此李俊民说爸爸有“过目不忘之才”。小学毕业以后，上了在苏中地区有名的南通师范，当时上师范不要学费，还管饭，家中经济负担也减轻了。爸爸在读师范（中学）时已小有名气，师范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是专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高等学校，当时的馆长是清朝的进士、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爸爸的同学有郭影秋等。1932年在无锡国专毕业后，爸爸还专门到南京龙蟠里著名的国学图书馆“陶风楼”看了三个月稀有的馆藏书。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深入学习，中国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与道德传统、人文精神，对爸爸有极深刻的影响，影响了他一生的言行和他的教育思想。解放后到南京工作，爸爸还特地去龙蟠里图书馆旧地重访过。可惜，改革开放后藏书都已搬走，现在此图书馆原址也已拆除，影踪全无。

爸爸从无锡国专毕业后，经顾怡生老师介绍，在南通崇英中学找到了一个教职。但工作一个多月后，就因写了不少激烈的文章，上海进步团体给他邮寄材料等，被人密告，而被国民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开始时，有人耽心忠厚笃实的爸爸经不住敌人的折磨。但爸爸幼年时的同学、好友李淡人去狱中探望过两次，都见他镇静地坐在铺了稻草的地上，神态自如。被关八十多天后，经老师、好友、同学们尽力奔走。祖母几乎变卖了所有家当，花了大钱才营救出狱。爸爸出狱后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从书本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屠杀青年的话，至此，算由亲身经历，真正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

出狱后，爸爸被反动政府驱逐出江苏。他得到挚友李俊民的帮助，远去山东教书。爸爸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过：“在23岁时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第一年只教了三、四十天的书，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后来家里用了很多钱，才把我保出来。你的祖母的头发为此白了很多。但是我更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为我认识到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实现，子子孙孙才能得到幸福。”

爸爸在20岁时即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30年代初爸爸被逐出江苏后，曾经在山东多所中学教书，是很有影响的语文教师，著名的进步教师。因宣传革命思想，曾多次被解雇。他曾在济南乡村师范（解放后被称山东红大）担任国文教员，当时的学生中有后任云南省长的赵健民、农机部副部长景晓村、新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景晓村回忆爸爸在济南乡师上课时讲到东北的沦陷，声泪俱下，极具感染力。山东党史有关资料提到30年代山东学运中“对山东学生影响较大的进步教师有楚图南、胡也频、田在村、范明枢、马适安、王翔千、武新宇、吴天石、王溥泉（刘顺元）、路雨亭、田仲济、田佩之、王哲、何其芳、马霄鹏、李竹如、刘宪曾、于云亭、高文甫等，他们是指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抗战前夕，爸爸和好友、地下党员顾民元、江上青（江泽民的继父），以及于在春、江上青的弟弟江树峰等人创办了进步刊物《写作与阅读》，影响了很多进步青年，此刊物在抗战爆发后停刊。抗战开始后爸爸回到南通，在南通、如皋等地农村直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0年11月，还曾和梁灵光两人只带一个警卫员，去接管了南通伪县政府，建立了南通县抗日政权。改革开放初期，梁灵光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时来南京考察，爸爸的老朋友施亚夫带我去看他，他还特地详谈了这一历史事件。但爸爸一直没有要求入党。爸爸后来在整风时说：“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在苏中抗战最艰苦的1943年，日寇在与上海隔江相望的苏中四分区重兵重点清乡，到处建起了封锁线和碉堡，还用竹篱笆分割各小区，抗日根据地中不少革命不坚定者投敌或逃跑了。这时爸爸却正式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是陈伟达和赵毓华，主持入党仪式的是钟民。钟民在改革开放后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伟达在改革开放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不久，爸爸就随夏征农离开苏中四分区，赴三分区的宝应地区，去新建苏中军区苏中公学，任政文教育主任兼宣教科长。其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夏征农是苏中公学的教育长，大家尊称他为“夏老师”。爸爸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工作生涯，教育和培养了上万名革命干部。

二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他的职位现在看来是“高干”。但他从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当“官”，而是在从事人民教育事业。他在江苏省负责教育工作13年（从1954年到1966年遇难为止），得到广泛的好评。他安于本职工作，从不想升官。中央教育部和华东局（统管华东六省一市）都曾准备调他去，都被他辞谢了。他常说：“以后不做教育行政工作了，就回归老本行，去当教师教书。”他当教育厅长时，就常去各地的学校听课，南京师范学院附小的斯霞老师的课，他就听过几次，发现了这个典型，亲自写了介绍文章。江苏南通的典型、特级教师李吉林，也是他发现的。他还亲自主持召开全省语文教学座谈会，总结经验，在省里推广，以提高语文教育的水平。他还准备到学校去兼课，但由于工作太忙，上了几次课以后，无法坚持下去，才不得不停止。

爸爸心目中的教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不是为分数、为升学率服务的片面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普遍教育，而不只是精英教育。在普通教育内容上，他主张知识的全面学习，反对偏才或专才教育，反对过早的专攻一门或文理分科。

爸爸反对学校以升学率为好坏的指标。当时中、小学不分什么省、市、区重点，什么4星、5星、示范学校，重点班等等的等级，没有各种名目的评比，也不统计升学率。那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教育经费很紧张。对于省属学校，没有听说有什么经费上的特别照顾。我上过学的苏州高级中学、常熟中学和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都是江苏省的顶级中学，当时就没有什么特殊待遇。而当时爸爸对农村学校的经费则尽力争取。1961年有一次，我直接听到爸爸当面向省长惠裕宇争取农村学校的经费，惠裕宇说：“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大肥肉可以随便吃了，就可以多给你经费了。”

现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校舍建筑，比英国的新建的大学还要高级，接待室比高级宾馆的会议室还要漂亮。其它学校校舍也得到很大改善。仪器、教具等等也都现代化了。电化教育也很大地普及了。这些都说明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不是在1961年时所想往的“大肥肉可以随便吃”的时期了。但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只取决于这些。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理念、品德教育、教师水平、教育系统干部的水平和事业心等方面，是更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方面可能还不如五、六十年代。

爸爸主张学生的学习要全面发展，不能偏科，德智体也要全面发展，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1957年我在南师附中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为了应付高考，最后一个学期里，有不少同学放松了副科学习，专攻考大学要用的学科、专攻难题。我回去问爸爸这样做好不好。他说：“学习还是要全面发展。”我坚持这样做了，毕业时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采用苏联的5分制，5分是最高分）。以后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国外和外国的学者相比较，才体会到“全面发展”的好处。对于科研工作，爸爸也主张“由博返约”。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在研究工作的同时，重要的是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现在基本功深一分，将来即受用一分。做学问是要由博返约的，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然后专精一门，才能真正专下去。”在学习方法上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学习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1949年，他回访母校无锡国专时，演讲的题目就是“死读书不如不读书”。

作为他受批判和遇难的直接导火索的，是他和马莹伯在六十年代合写的书《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这本书是他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总结，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归纳。该书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很受青年的欢迎，因而非常畅销。还在五十年代时，我在苏州，在夏天晚上乘凉时，多次听到他向来访的朋友介绍过他的这些想法。以后到了南京，和教育家吴贻芳同住在四条巷，在夏天晚上乘凉时，也多次听到他向吴贻芳介绍过这些想法，以及准备写书的内容，吴贻芳很赞同。

前几年，有一个老师说：“这本书教育了我家三代人。”这本书不仅介绍古人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去除封建糟粕后，古人的尊师重道、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习精神。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却被批判为爸爸的“反动教育思想”的总结。

三

爸爸在教育厅的工作重心是中、小学普通教育，特别是贫困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在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农村小学生升学和提高文化水平的现实困难，在党中央、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他还特别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农业中学付出了几年的心血。没有教师，就从城市里招高考落榜的高中生，经短期培训后担任。没有经费，就在农村人民公社协助下，由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劳动生产，解决经费问题并结合劳动生产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几十年后，当时的农业中学教师还说；“吴厅长为农村普通教育的发展办了实事。”

爸爸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主力，没有好教师就办不好好学校。他很关心普通教师，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要使教育厅成为教师之家。

有一年爸爸在苏北，到淮阴刘老庄附近农村学校视察，乘一辆小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黄土小路上压死了一只小猪，因急于赶路，一些同志提出等视察完成后，回来时再找农民赔偿，爸爸不同意，他说：“一只小猪对一家农民来说就是大事，我们现在走了，他们会以为我们不赔了。”按爸爸的意见找农民赔偿小猪后，才继续赶路，虽然迟到了，还是完成了视察工作。在爸爸看来，人民群众的事都是大事。

同样，在爸爸看来，普通教师们的事也都是大事。有一次爸爸去苏北视察工作，遇到一位50年代复旦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一所中学教俄语，这位素昧平生的知识分子找到他诉说苦衷和抱负，希望能调到一个能发挥其专业作用的地方工作。回南京后，爸爸就着手为他联系，终于使他如愿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

我的大姨夫和和大姨妈在南通市工作，他们的独子在如皋一所中学教物理。50年代初，他们希望爸爸帮助他们把独子调到南通市工作，爸爸妈妈做他们的工作说：“这样的情况很多，你们也不是最困难的一家，以后再说。”过了几年以后，姨夫姨妈老了，我的表弟才按照政策调回南通市某中学工作。对此事姨妈一直有意见。

乐瑞丰是我的高中同学，爸爸并不知道这是我的同学。乐瑞丰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在苏北农村教书，他家在南京远郊的贫困农村里，有11口人，只有他父亲一人可劳动，非常困难，他想调回来帮父亲撑撑快要倾倒的家。他后来回忆说：“1963年的一个夏天，我带着无望的心情，走访了省教育厅。说出了来访的目的和困难。当时吴厅长带着同情、关心和理解接受了我的申请。两周后，我接到了回信：文已下发，回校办手续。我们全家都震惊了。感激的泪水，唏嘘的哭声，融成一句话：吴厅长，你救了我们一大家子了。1963年底，我回宁了。我带着吴厅长的鼓励和希望，又走上了讲台，从事我的执教工作。我辛勤的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学校与学生的认可和嘉奖。”直到我们班开毕业50周年同学会时，乐瑞丰才知道吴天石是我的父亲。

我的高中同学蔡抚民，高中毕业后，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曾任国民党军统的中将）没有被大学录取。他经过徐州师范学院的短期培训后，分配到苏北的贫困地区雎宁县农村任农业中学教师。他工作努力，肯动脑筋，工作中成绩突出，还向我父亲写信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很受重视。我父亲曾亲自向我说过此事。因他的突出成绩，当选为江苏省农业中学优秀教师，出席了江苏省农业中学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并没有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影响他。

爸爸尊重人才，善于发现、关心、爱护和帮助优秀人才。对待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诚恳尊重。爸爸与一起工作的同事则相处很好，从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

钱仲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清诗专家，爸爸在无锡国专的学长，解放初因为一些“历史问题”不能在大学教书，爸爸深知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爱惜人才，将他连续调换几个单位，最后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完成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和主编了1200万字的《清诗纪事》。钱仲联先生在爸爸逝世二十周年时，特赋四绝句悼怀：

赤马灾年记逝年，十年月缺十年圆。

欲将长恨为冰魄，伴汝精魂到九天。

树人树木百年心，革命还须士若林。

教育一生全为党，至今桃李尽成荫。

腥风血雨石头城，学囿何堪此体横。

有项不随胸骨折，浩然正气群魔惊。

同学梁溪久见知，春兰秋菊不同时，

澈泉泪尽悲难尽，诉与回肠七字诗。

著名作家高晓声、宋词在极左年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爸爸对他们还是时常记挂在心，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联系，给他们帮助，“四人帮”倒台后，他们都得到平反，写出了很多作品，做出了成就。

爸爸刚到省教育厅时，厅长是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国际知名人士、民主促进会江苏省主委吴贻芳。副厅长有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副主委古楳。五十年代，我家和他们两家同住在四条巷的一处小楼。爸爸是副厅长、党组书记，负责全面的工作。但他对民主人士很尊重，让他们有职有权，相互肝胆相照，相处很融洽，受到了省委统战部的表扬。在那因言可以致罪的年代，吴贻芳谈到她和爸爸的关系时说：“在天石面前我是什么话都敢说的！”不久，吴贻芳调任副省长，爸爸转任厅长，但对她仍然很尊重，有机会就向她汇报工作。有一年春节我和爸爸到她家去拜年，就听到爸爸当面向她汇报近期教育工作的情况，使她很感动。

爸爸在工作中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长期相处，志向相同，成了知心的好友。陈光是负伤四次的老红军，为人正直，对同志热情，对普及农村的教育极其热心，爸爸很尊重他。但他们是君子之交，从未谋图过私利。陈光在文化革命中饱受迫害和摧残。1976年，当他被解放回到南京不久，就请我到他在太平路的临时住所去见面。我见到他已病容满面，我按习惯称他“陈光同志”，他紧紧拉住我的手，泪流满面，竟相对无语。1984年陈光由北京回南京养病，在病中还满怀深情地写了回忆我爸爸的长篇文章，内容深刻、感人至深。两年前，时年89岁的陈光夫人陶云霞还对我说：“吴天石是陈光最好的朋友。”

四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打骂，不疾言厉色。对学历也不硬性规定，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从不要求他们以后当官发财，而要求孩子们成为普通的文明、正直、有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尽力的人。

（左图：对新中国与新生活充满向往的吴天石夫妇。）

1948年4月，由于国民党黄伯韬兵团扫荡苏北，爸爸带华中公学四、五千人，由江苏盐城东海边的陈洋子一带北撤山东，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则在后面追赶，直到接近陇海铁路，黄伯韬兵团才转向徐州方向去。而我们则穿过敌人的陇海铁路封锁线，走向山东。那时我刚十岁，一路上我都跟着爸爸和大部队步行急行军，弟弟年龄小，只有六七岁，只好随行李坐运输员的独轮车。在江苏地区是平原，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和保密，都是黑夜急行军。到了山东鲁南沂蒙山区后，都走山路，路不平，石头多，我脚痛受不了，又看到部队里已有个别比我大的孩子骑毛驴，于是多次向爸爸提出骑一段毛驴，最终找农民征用一条毛驴，骑了半天。到目的地后，爸爸和其他领导一起开行军总结会，爸爸对此事做了自我批评，指出不该迁就我的要求，征用农民毛驴加重了农民负担，下次决不这样做。我知道之后，非常后悔，以后再没有向爸爸提出过非份要求。

我们家从不集体长时间闲聊。爸爸工作很忙，晚饭后，大家最多聊二十几分钟，但从不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从不说人家的坏话。然后就各人做各人的事。爸爸和妈妈看文件、看书、报，或者起草文件和会议讲话、报刊社论等。爸爸还要看朋友和群众的来信，注明给他收的群众来信他都要亲自看和回复，每天都有10封左右，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了解基层情况的好途径。这些信封上的邮票就成了孩子们集邮的最好来源。妈妈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工作，同时还兼课，每天晚上还要备课，很忙。星期天除了工作外，就是接待客人，有谈工作的、有新老朋友，经常留客人在家里吃饭。接待客人时不让孩子们在场。

他们不打牌、不旅游、不走访上级联络感情。虽然爸爸爱好文艺，创作过剧本以及很多广泛传唱的歌词，但由于业余时间工作忙、来访的人多，平时也很少看电影和文艺演出。爸爸的老战友王韦平（韦平），曾经住在我家隔壁，他们的书房窗对窗，王韦平说很少看到爸爸书房的灯在夜里12点以前熄灭。他们这种苦行僧般的工作狂、学习狂行为，不少人不理解，反而说他们是傻。这种生活和现在的一些所谓“高干生活”完全不同，现在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是不可能有的“异类”、“神话”。

艰苦朴素是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当时家中孩子多，有7个要上学，祖母、和从未出嫁的大姑妈要供养，要付保姆的工资，来客多，即使因公来客也都是自费在家招待，父母的工资有限，经济很紧张，没有存款。房子、家具都是租用公家的。家里人很少有新衣服，没有皮鞋。家中伙食很普通，也没有零食和水果吃。家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都没有，后来妹妹参加了工作，她才用工资买了一台收音机。父母从不公车私用，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找关系利用特权买紧俏商品，也不走后门。他们不吃补品，只订了一小瓶牛奶给爸爸吃。来访的新老朋友和群众也从没有人来送物送钱的，连水果都没见有人送过。相反，在困难时期爸爸还把自己省下的粮票、香烟送给有困难的人。1966年8月5日爸爸含冤与世长辞后，省教育厅来人帮办后事，要我妹妹找几件衣服好让爸爸衣着整齐地火化。我妹妹翻箱倒柜找不出一套较好的衣服，更找不到一双新的布鞋。出于无奈，只得找了一套半新的中山装，临时买了一双鞋，让爸爸草草火化。这些都直接教育了子女，使我们能吃苦，甘于清贫，顺利度过了爸爸妈妈遇难后那长期、艰难的日子。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住校，住的都是破旧的大房间，通铺，几十人或上百人同住一间，吃大锅饭。早晚是稀饭咸菜，中饭是糙籼米饭，每周只有一次改善伙食，吃少量肉丝或小鱼。家里不给零花钱，生活很艰苦。在苏州高级中学时，星期日想和好朋友、同班同学黄钟一起玩乒乓球，没有球拍，连最便宜的木板拍都买不起，木板也找不到，只好用砖头代替。苏州农村来的黄钟后来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事业有成。我在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住校时，家在大行宫四条巷，学校在察哈尔路，路很远，为节省公交车票费，星期六回家和星期天去学校时都是步行。有一次我因生病发烧回家，也是坚持步行。

1957年我高中毕业，这一年国家调整经济并大幅度减少大学招生人数，大学录取率低，政府号召落榜生下农村下基层。爸爸和我谈话，要我做好思想准备，考不取就下农村。《新华日报》知道了，还发了报道。我们家的孩子升学都是自己考，不走后门。省教育厅负责人的子女也不能特殊。爸爸不让我在学校里讲家长是教育厅负责人。在苏州时，以至我的班主任都不知道我父母做什么工作。

五

1966年春节前我探亲回南京，这是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期间，爸爸的老朋友王治平和张慧剑来访，他们在谈话时，张慧剑说：“我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海瑞罢官，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批判。”爸爸听后没有讲话。张慧剑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民主人士，是王治平从小的邻居和同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对我们关怀备至的王治平伯伯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春节后，爸爸带我去上海，先到第一医学院看望了老熟人、党委书记陈同生（陈农菲）。陈同生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电影《东进序曲》中的我军谈判代表就是写的他。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遇难身亡。爸爸又去华东局看望了夏征农夫妇。爸爸回来后，在衡山宾馆遇到在华东局工作的刘和庚，刘和庚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爸爸说：“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第二天爸爸去看望了顾民元烈士的遗孀朱秀英和她的女儿顾乃粒。顾民元烈士是爸爸的好朋友，顾民元还是江上青烈士的入党介绍人。其父顾怡生先生曾是爸爸的老师，爸爸对顾怡生先生一直非常恭敬。晚上爸爸带我去看望老友李俊民和夫人汪臻子。当时李俊民正在被批判，几乎无人敢去看望他。我们在他家吃晚饭。整个晚上气氛都非常压抑，有时大家相互无言以对。当时的情况李俊民在文革后写的回忆中有详细叙述。回招待所后，知道老熟人、著名作家吴强曾来看望爸爸，没有遇到。因为时间紧迫，爸爸无法去回访吴强。第二天，我们就回南京了。与表面平静的北京相比，上海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使人感到重大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

回南京后第二天，我就回石家庄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我远在河北石家庄，他们遇难的消息我一个多月后才知道。

六

爸爸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对毛泽东很敬佩，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对毛泽东的诗词也很赞赏，曾写了不少文章进行过分析。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指示时，不唯上、不唯书。他说就是圣人仓促之间讲的话也是会有错误的。爸爸对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是有保留的，有不同看法的，对一些做法也有不同的意见，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却无法公开表达。

我在大学时，学校里大跃进后政治运动不断，大搞形式主义，就是不抓正常的业务学习，业务学习效果大受影响，使我的思想非常压抑。爸爸知道后多次对我说：“年轻人一定要开朗。”“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战略性的，不能作战术性理解。比如毛主席说上课可以睡觉，但是大家上课时都睡觉就不对了。”“学习毛主席指示不能搞形式主义。”“小平同志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庸俗化。”“学校应该以学为主。”

南京斯霞老师的事迹发表后，反响较大。但不久北京传来信息，认为斯霞的经验有问题，她提出的对小学生要有“母爱”、要用“童心”去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才能教好小学生，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要批判。因此，报刊发表了批判“母爱”、“童心”的文章。有一天妈妈向爸爸介绍了南京师范学院讨论此事的情况，爸爸听后没有讲话。以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批判斯霞老师和“母爱”、“童心”的话。

很多人认为爸爸是好好先生、谨小慎微。实际上，他对敌斗争不畏艰险，而对朋友、战友和同志却非常关爱。但爸爸对于多年来不断升级的，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个人崇拜等等，感到困惑。在深切思考的同时，只好用谨小慎微来保护自己。也经常劝有关的人注意在政治上保护自己。

普通农村教师蔡抚民为忧国忧民，大跃进后，不断向中央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建议改变农村的政策，包产到户，因而于1963年被捕，判刑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彻底平反。蔡抚民回忆说：

就在1960年那个年代，大跃进的饥荒恶果已经显现出来，尤以农村最为惨烈。这也是我生命历程中，心灵最为痛苦矛盾的时期。课堂上我也讲形势大好，而课余油灯下，却向苏皖两省委疾书形势大糟，但杳无音讯。我多么想让上级领导了解下情啊！于是想到了我熟悉的允弘的父亲。1961年年初四去他家说有些材料托允弘转交吴厅长。第二天，我就匆匆赶回徐州准备新学期的开学。年初八，县教育局打电话给乡文教员叫我到县里一趟。初九，县级领导叫我回南京见吴厅长谈教育工作。这次见到他已是第三次了，但增添了几分严肃。坐定后就直奔主题：“你给我的材料我看过了，有这么严重吗？”我无言以对。只是农业的凋敝，农民的凄苦，自己的无助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哭了起来。这也是吴厅长始料不及的。他沉默良久，倒叫我慢慢说，并耐心认真地听了我如泣如诉的“不同声音”，很少插问。最后吴伯伯语气缓和、真诚地开导我如何看形势，坚信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并爱护地嘱我立足本职把书教好就行了。谈话大约一个半小时，不想这竟是最后一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吴厅长身为高级干部，如此关切着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思想成长，令我终生不忘。人们对过来的事会看得格外真切。我是1963年春节后被捕的。离吴厅长的召见，相距整整两年。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只要有一个无名之辈揭发或告密，足可以扭转某个人的一生命运，而吴厅长身居高位，又和我的观点不一，只需给有关方面打个电话，就可易如反掌地立刻把我打入另类。但吴伯伯始终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已永远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厅长出于对后生的关爱和包容，一直把我看成是成长中的认识问题，定格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李文瑞先生回忆说：

1963年深秋，吴天石到常州，凭吊李兆洛故居时，转道三河口中学访问高晓声。两人似乎没有见面，吴归来时，又对我大谈司马迁答任少卿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老教育家擎着一杯残酒，反反复复地诵念着。看得出，引古喻今的影射里，实指的是高晓声：在错误的时代、获错误的处分，发愤图强，将来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唉！唉！打一巴掌，再喂一块糖，做皇帝的都这样子！”老教育家愤愤不平，自言自语，也似诉向天下。

　　“培养一个好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好作家，更难！”老教育家仍喃喃自语，微弯的嘴角噙着似乎不愿倾吐的焦虑和哀愁。

在苏南文联时，吴天石和高晓声曾有过部属关系，但不密切。世态大抵扶起不扶落，锦上添花的多。高晓声在阿鼻地狱里，人们如避蛇蝎，吴天石竟毫不避嫌，屈尊造访，并且对人纵谈所感所想，这是老教育家的非凡处。

但是，爸爸对于当时日益升级的和尖锐的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以及其可能对自己的影响，终究还是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早在1965年初，国内政治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爸爸曾经让在家养病的弟弟认真读一遍他写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一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弟看了后说除了一点“成名成家”思想外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紧接着6月就在报刊上对爸爸进行了点名批判，那本书立即升级成为了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成了爸爸的“反动教育思想”的罪证！7月，江苏省在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点名批判了四人，其中有爸爸。爸爸受到的压力可说是极度升高。同时在南京的弟弟妹妹们也受到了各方面非常大的压力。一天妹妹与爸爸谈话，说：“爸爸，你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不要瞒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不能寻短见。”爸爸坚毅、坦率地对妹妹说：“你放心，爸爸、妈妈历史没有问题，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爸爸有缺点，有错误正在检查。爸爸、妈妈不会对不起党，不会对不起你们。”后来，爸爸对弟弟说：“运动过后，让王治平伯伯送你到三线工厂做工好吗？”可见爸爸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爸爸看似为人谦恭，但内心极刚正。追求真理可以奋不顾身，但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而是认真地自我评判，对于强加给他的无端诬陷、栽赃却绝不会承认。“自有心肠同铁石，岂叫风雪损朱颜”，这是爸爸生前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它充分体现出爸爸的这些性格。

1966年8月3日，那惨痛的一幕时时旋绕在我们兄妹的心头。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死掉了。”现在纪念爸爸真是很难全部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感情。

1986年11月，爸爸遇难二十周年。在江苏省召开的“吴天石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柳林说：“吴天石同志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风亮节。他在被人折磨得遍体鳞伤时，还痛斥一小撮坏家伙，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片丹心、铮铮铁骨，永为后人楷模。”这也是我们家后代传家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农业中学教师蔡抚民说：“大千世界，半个世纪，多少事付诸东流，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大家纪念他，感激他，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爸爸去世43年后，2009年国庆前夕，由江苏教育报刊社主办、《江苏教育》杂志社、《江苏教育报》、江苏教育新闻网承办的全省评比活动中，爸爸被选为 “新中国60年江苏教育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这也是对爸爸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评价。

谨以此文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