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都打完了，他们还是投降了。

小说红岩的故事还没有完。我看了看质疑的焦点，主要是与事实不符。我觉得这样否定红岩很好笑。小说嘛，怎么可能与历史完全相符呢？又不是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坐在什么地方的大是大非问题。淮海战役的帅印都是小事情了。

现实历史事实是这样的：

1948年4月17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叛变。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

刘国定在叛变后，还出卖了远在上海的南方局联系机关，以及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方式。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

刘国定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

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造成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和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被捕。而随后涂孝文和蒲华辅的叛变，使得整个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

当涂孝文和蒲华辅叛变以后，看到自己的同志的悲惨遭遇以后，居然又背叛国民党。我们可以猜测，或许是军统许诺过他们，抓到共党要犯以后，不会动杀机什么的。据难友们观察，他们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参加特务组织。“痛定思过”后，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关在白公馆十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共产党”。

李文祥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是个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与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与他太太见面，李文祥叛变了！入狱八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出卖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

解放后，李文祥向党组织是这么交代的：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成都解放后，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说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