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他多次亲笔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在毛泽东的修改中，有一段文字突出地表达了他对“接班人”的看法，毛泽东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100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将“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与肯定邓小平的谈话相比较，前者说明毛泽东与接班人之间的斗争，无论斗争性质或斗争形式，都将尖锐复杂；后者则表现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显然无意全面否定邓小平，恰恰相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军事统率才能是赞许有加的。
从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到60年代中期“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表明了历史上曾经形成的接班人的人选出现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是接班人全部、整体的改变，而只是部分、局部的人员调整。在毛泽东决议改换接班人之际，可以设想或推测出毛泽东对新的接班人人选，已经胸有成竹，但毛泽东毕竟没有公开表态，公开明确。
在“接班人”的问题出现极为复杂和微妙的情况下，林彪于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林彪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据罗瑞卿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要他向林彪传达：“‘要好好保养，要保养得你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完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指出林彪这一讲话与毛泽东的联系，只能说明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并不能表现全部的历史风貌，也许“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这一开场白本身就包含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仔细挖掘。鉴于《五一六通知》实际已公开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怀疑，林彪指出：“毛泽东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还指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林彪还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林彪的讲话，还突出地强调了“政变”的问题。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在6月和7月分别对“接班人”的问题发表过两次重要的意见：一次是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一次是与江青的通信。
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他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都是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7月8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他在信中说：“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好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节选自《党史博览》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