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丽君是我小学期间的好朋友, 七十年代初的小学从抗大小学开始，小学归街道委员会管理，区教育局管理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学校。为什么叫抗大小学，当时不明白，现在猜想是因为和延安的抗大普及文化教育有关系吧。另外就是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出生失去控制，突然间增加了一大批要上小学的孩子，但是学校资源不够，不能够接受超生的学龄孩子，于是抗大小学诞生了。在网上查到也有人写作这一段经历，吃惊的是无论是大中华国土哪一个地区，抗大小学的经历都极其类似。
我家在一个机关大院，直接是省xx部下属局，大院里邻居都在局里上班。由于五十年代反左，后来的文革，一些人被下放到郊区或者其他野外作业的工程队工作，有些家庭只剩下了家属还在大院里。我懂事后只知道父亲不在局里上班，在局下面郊区的的附属机械厂工作。母亲也不在局里上班，而是在市里另外一家出售机械工具零件的公司工作。我们一家五口仍然拥挤的住在大院的居民楼里。
院里的居民楼是五十年代建立的，在很热闹的市中心，三座三层苏联式楼房围住一块绿地，成一个U字。每栋楼有3到5个栋，每层楼有不同数量的人家，记得那几栋朝向南北的楼房里面每层只有3到5家，朝东西向的楼房里有两侧是两户型，每家一个房间，共用厨房厕所，还有另外一侧是筒子楼式样的，里面会住7，8家子。有几个小朋友家住在筒子间，好几家子共用一个厨房，有限的厕所。所以那筒子间一侧总是有打骂的声音，厨房的味道，当然少不了厕所的恶心味道。
我家的一间屋子有差不多二十几平方米，因为50年代抄袭苏联式的设计，房间都稍微大一些。但是五口人住实在不宽敞，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家具，几张木床，床上铺的是草垫，上面再铺上一个里面是棉花絮的褥子。一张圆饭桌，一个写字桌，几把凳子，椅子，两个大木箱子，两个皮箱子，这些是我能够记得的全部家具。那个年代柜子非常稀有。我家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用煤气罐烧饭，所以厨房里除了饭菜味道，没有像烧煤那样熏人，对门邻居也算干净，只有冬天汲酸菜淹咸菜时才会有避免不了的酸菜味道。但是筒子楼一侧则是另外一个世界。
楼上住着我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包丽君。她家也是只有一个邻居共享厨房厕所，她父母也都是双职工，姚阿姨在市里有名的百货店做售货员，包叔在附近另外的机关里工作。包丽君有个大她一岁的姐姐包丽华，丽华很有姐姐的气质，总是能让能忍，帮助她父母买菜做饭带小弟弟，我特别喜欢她，当时总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姐姐，时时刻刻与我为伴。
包丽君是个淘气假小子型的女孩，她基本总是穿姐姐丽华穿过的衣服鞋子，冬天时鼻子下总是流着鼻涕，那时候的人都用手绢擦汗，擦鼻涕，包丽君用袖头擦，于是棉袄袖头在冬天里被冻得成了硬块，以至于她鼻头被硬袖头擦得一条一条红印。但是这些我从来不在乎，她还是我的童年好朋友。
抗大小学生的寒假假期作业有一项是拾粪。这是我最最憎恶的一件事。我以前的博文专门写过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忿忿不平，痛恨那个时代的那种做法。我和包丽君是一个假期学习小组的，当然拾粪也是在一起，两个小人穿着笨重的土棉袄棉裤，带着土棉手扪子，东北的深冬气温会达到零下二十多度，甚至三十度，嘴里哈出的气都能变成冰碴儿，可以想象包丽君的鼻涕早已变为小冰坨。即使这样，我们也得出去到马路上去等待马车路过，如果马拉屎了，我们就幸运地拾到一些新鲜的马粪。如果有冻了的粪，我们就要先用铁锹铁铲挖粪，城里人家哪来这么全的工具？现在都想不起来当年是怎样才完成寒假作业的。
当年所有抗大小学生的暑假假期作业有一项是拾铁，什么铁削儿，铁丝，铁板，铁锅，铁线，铁圈，都可以，而且有明确规定要上交多少斤铁。我们这些机关大院里的孩子就惨了，上哪儿去搞到这铁呢？总不能把自家的铁锅献出去吧？好在我们大院隔壁有个工厂，车间厂房就在上学路上，每天我们年看见工人车下来一些打着卷儿的铁削儿扔的满地，我胆子小，包丽君就隔着栏杆和工厂的人讨铁削儿，就这样隔几天要一点儿，终于凑和把暑假作业交铁的任务完成了。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我们小孩子不能天天买得起3分钱一个冰棍，每当路过那个车间，包丽君都要看看里面是否有大冰块，有时候看见工人在砸冰块吃，我们两个小孩就扒在栏杆外边看，好心的工人就给我们一人一块冰块，尽管那只是一块无色无味的冰，它却给我们的童年记忆里填充了一段来自普通人的互助友善，儿时的天真无邪之情。
现在想想包丽君当时可能属于多动症，她上课总是在动，老师讲了课她就像没听过似的，当然作业也无法完成，放学后我就帮助她，教她，可她选择的是抄作业。有一段时间我费了好多天功夫，教会她一点算术，她考试成绩总算及格了，老师马上就表扬了我，还让我当了班长。正好赶上那年社区搞先进活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小小的我，稀里糊涂的被叫到社区先进工作者大会上发言，介绍帮助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的事迹。当时的我还没有讲台高，大会的主持人让我站到椅子上，就这样面对礼堂里黑压压的成人先进工作者们，拿着父亲写的发言稿，讲了一堆政治套话。可是我也就这样在大院里出了名。
暑假到了，我和包丽君一起写作业，一起在院子里玩，另外一个任务就是给家里买菜，每当看见马路上有满载新鲜蔬菜的马车往附近的副食品店送菜，我们就先问清楚是哪一家店，然后赶紧回家拿上兜子和钱跑去商店，卖菜的地方经常就是在店外的路边，一大堆的菜，一大堆的人，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也是不站排的，大人小孩就是一窝蜂的往前涌，一手拿钱往前伸，只要板凳上的售货员接到了谁的钱，谁就能够买到菜，有金嗓子喊破天也没用，就看谁有本事把钱递到售货员手上。包丽君就有这个本事，所以我就跟她借了不少的光，有了包丽君，我家五口人吃到了很多次新鲜蔬菜。
在上二年级的一天，好像是初冬，楼道里我们几个同班的小孩在一起玩纸风转，楼道里的玻璃窗已经全部被砸坏，我们这些孩子就把纸条叠的小风转从三楼楼梯的窗扔出去，然后趴在窗台上看着边打转边飞下去的风转，妙趣横生，不亦乐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楼下聚了十几个同班的女孩子，领头的是一个叫安颖的女生，她们大叫着让我周围的那几个同住一个楼的女生下去入伙，我记不得这事发的原因，现在想想可能是嫉妒羡慕恨吧？然后有两个女生就下去了，撇下我，包丽君还有小姐姐包丽华，楼下的对着楼上的我们连骂带喊，大有文革时期造反派革命的架势。我当时好害怕，怕她们那么多人冲上来打我们三个，怕第二天上学的路上会发生什么。等到了下午，趴在楼道里窗口往外一看，包丽君也在楼下和那些人站在一起，她不敢抬头看我，可是我却忘不了这一天，我忘不了那个聚众斗殴欺负我的安颖，忘不了好朋友的背弃。
到后来也确实证明了那个领头的安颖是因为嫉妒我有正常的爱我的父母，而且我出了名，我比她学习好，老师喜欢我，她才组织了当时的全班女生斗殴的。她的母亲有精神分裂症，她要尖逞能，本来是孩子头却学习成绩一般般，没有当上班长，于是气急败坏，造谣撞骗整人，从文革时期过来的人不会不有闻这类做法。
尽管对文革时期的印象支离破碎，还是有一些记忆。那时候大院里风气逐渐转坏，好多同龄的男孩子不学好，流氓行为盛行，院子里经常听到看到打架骂人的街景。想想当时的那些人就是当代的坏老人，那些碰瓷的，诈骗的，偷抢的，做假的。。。去年回家乡时亲眼目睹当代坏老人一段恶劣的插曲，在一辆大巴上，上来一个穿着不整约六十左右的男人，经过大巴司机时他说只有一块钱，然后就开始骂司机，司机解释也没有用，那个人接着大骂，就是不下车，几站过去了，一个邻座的女士实在看不下去，就替这个人买了一张票。然而那个人还在继续骂司机，一直到他下了车，出了车门还在骂脏话。自从这次后，再也没有尝试坐公共大巴车，再也不想接近国内的那种流氓老年层社会，这一次见闻足矣。这当今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个流氓，而是一代道德败坏的文革时期长大的老流氓造成的。
现在我为远离了邪恶，远离这个曾经叫做家乡的地方感到欣慰，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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