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初到洛阳
三、洛阳，洛阳
我们是1968年1月中进到洛拖锻造厂的。刚进工厂，我什么也不懂。工种的安排是厂里定的。我最初被定为汽车司机，但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换成了我根本不知为何物的“钣金工”，但对完全懵懂的我，倒也无所谓。我当时还曾因为钣金工不是主要生产工人而遗憾，直到有人告诉我钣金工是技术工种，而所谓的生产工人根本“没技术”，我才觉得我真傻。
当时我们小组里青海农机锻造厂的学徒工共四位，一个铆工，三个钣金工，但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干得都是同样的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修锻件加热炉和大型通风管道。榔头和大锤是我们最常用的工具，也是我们的基本工。所以我们便吵着要改成铆工。而我，还有一个小心思：当时钣金工最高级别只到六级，而铆工则有八级。虽然长级无望，但名声好听。不知多久以后，当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改成铆工后，我连自己的小身板都觉得雄壮了许多。
在洛阳是开心的，真的开心：我们成了工人阶级。在学校困扰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除了一个师傅问过一次以外，没人提起了；家里父母有什么烦心处境从来都不告诉我；师傅对我们很好，是出自内心地好。在他们眼里，我们算是有文化的，而且又是一个群体，又完全与他们没有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他们本能地高看我们，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还乐意让我们调解。
当时最激烈的武斗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是有些痕迹。我们住在洛拖一中的教室里。那个教室楼有四层还是五层。我们住在一层。最高的一层住着一个一中的学生，好像就他一个人。不知是个什么派的骨干。他有枪，几把枪不知道，但他至少有一挺机枪。他常从楼顶上，也就是在我们头顶上，用机枪点射对面一个厂子的钢铁高烟筒。他枪法不错，每次射击都能看到对面烟筒上飘起一缕烟，几乎弹无虚发。
他和我们完全没有交集，我们也从没到过二楼以上，直到有一天，北京学生里突然传出说有一个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被抓到楼顶，打得半死，我们可以去看看。一时间我们纷纷往楼上跑。这时我才发现上了二楼以后，每层楼梯都用沙袋堆成约两个人侧身可以通过的通道，每个楼梯口都用粗粗的铁条焊成铁门固定在楼梯口上，中间有一个能容一人进出的小门可以上锁。但那天，每个小门都是打开的，明显地是有意放我们上去。我上去得有些晚了，当我愣愣地跑到楼顶，突然发现在楼下喧嚣的北京学生们没上来几位，上来的也很快下去了。楼顶的地上躺着一个似乎还有些知觉的年轻人，看来打得不轻，几乎一动不动。不远的边上就是那位一中学生，身体很壮，手里玩弄着一把枪。他看到我似乎一个人围着地上的年轻人转了一圈，还有些好奇，但一句话也没说。
我始终不知道那位一中的学生当时为什么放我们上去，虽然我只看到他一个人，但打人时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个。是给我们下马威？不像呀，时不时他在我们头上打枪已经够够地告诉我们别去招惹他了。那就是他们把人打得快不行了，想让我们这些同样是北京来的学生把他弄走，等于帮他清理现场？抑或是在试探我们？我不知道，当时也完全没想到这些。我灰溜溜地原路跑回我们作为宿舍的教室，我们那些北京学生似有默契般地全都闭口不谈此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也许有人向我们当时的青海领队谈了，而我们领队的态度我们本来就知道：千万不要牵扯进洛阳的派系斗争里。
我们自己的洛阳师傅们没有一个是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似乎他们有人也曾加入过什么派什么队，但从没见他们离开班组去参加过什么运动；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写大字报也跟他们无缘。我们的班组长，我的师傅，姓毕。他是一位严肃，但心地和善的老人，六级钣金工，似乎不是党员。班组的人在毕师傅的领导下，每天认认真真地作着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以及布置的政治学习。因为肝不好，他轻易不参与第一线的劳作。
由于师傅们对政治运动不热心，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就波澜不惊。除了墙上的大字报，以及不时能看到有卡车拉着五花大绑挂着牌子示众的犯人以外，车间或分厂也时不时召开大会，但都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正是我们在洛阳的时候，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我们和全厂工人一块参加了庆祝游行。当时真心实意地把它当成欢欣鼓舞的大事很是热闹了一番。但为什么它是个值得庆祝的大事，为什么在八大（1956年）隔了13年以后才开九大，还真不是我们工人阶级去想的事，更不是每个人都想去想的事。我们师傅连想都想不去起来去想。
有一天我们一个师傅异常兴奋，眉飞色舞地告诉大家，昨天夜里有两男两女被游街了，男的全裸，女的半裸。原因是四个人在工厂宿舍里打牌，规定每打完一局，输的一方要脱一件衣服。牌局正酣，衣服也脱得差不多时，工人巡逻队突然闯了进来，伴着围观者给他们游了街。这几个人据说属于农民合同工（当时有个专有名词称他们叫“亦工亦农”），我的师傅们相较于他们有着自然的优越感。这个故事连我们平时不苟言笑的毕师傅都听得津津有味。当时还有师傅评论说，如果不是被抓，他们最后肯定就乱搞上了。我还替那几个人报不平，说他们也不至于觉悟那么低呀，结果班组里的师傅们全都大笑，我还有点莫名其妙。
工厂的日子过得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是维修工，不是每天每时都有活干，有活的时候也不争先恐后。我们几个青海学徒从未因活没干好受到师傅斥责过。相反，我们时有因为“揽过届”而被毕师傅及其他师傅郑重地告诫了好几次：因为我们“乐于助人”，只要有人要求我们，而且只要我们能干就绝不推脱。结果师傅说，不行。这次你干了，下次这个活就被认定是咱们组的了，就有扯不完的皮了。有时我们觉得是举手之劳，但师傅说将来会扯皮，不能开先例。
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师傅眼里的好青年。为此毕师傅还找人写了一篇专稿夸我们像“小老虎”，而且这个稿子是在洛阳拖拉机总厂的广播站向全厂职工广播的。但也就是在稿子播出的那一天，我们四个学徒工干了一件让师傅们跌破眼镜的事：我们跑到距离洛阳300多里地的灵宝市玩去了。
应该是夏秋之际，我们一直想着去哪里玩玩。一个人建议，听说灵宝市有枣子，我们没有犹豫就决定跑一趟灵宝。我们找了个借口向毕师傅请了假，所以这趟行程的毛病不是我们没有请假，也不在于结果：我们没有吃到枣子，而在于过程：我们来回都是：扒-火-车。
事先我们就听说当时知青上火车都不买票，他们也没钱买票，行话是“扒火车”。我们也跃跃欲试。上车容易，可以买张五分钱的站台票进站。如果连站台票都不想买，则可以从铁路上绕进车站。上了车，会有不定时的查票。一般列车员检票都从一个车厢的一头查起，我们可以假装上厕所，等列车员检完票再回到座位上。我们照传说的方法实践着，而且坐的是慢车，据说快车查得严。
但我们毕竟是初出茅庐，很快就被列车员抓获，倒也没对我们怎么样，只是让我们在下一站下了车。我们没胆再扒客车，就打起货车的主意。我们步行走到货车站，先找对方向，再向轨道上工作的师傅打听哪辆停在道上的列车很快会发车以及发车的目的地和大概停靠的城市，然后就找一节空的“闷罐车”（即有顶有门）的车厢，爬上去等。没有直达的，就换一辆车。就这样，我们一路坐货车到了灵宝市，又回到洛阳，还长了本事：大概能估摸出停在站道上的哪辆货车很快会发车。
回到厂里以后我们的师傅们先是长出了一口气：我们都平安回来了（不记得是否回来晚了）。一个年轻师傅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我们被总厂广播站表扬了，但接着就看到毕师傅板着的脸。他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让我们在组里检讨。以后又时时念叨这件事，甚至在我们离开洛阳的临别赠言中还点了一下。实际上他完全没有难为我们的意思，只是很高兴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能让他拿当时的政治词汇有的放矢地学以致用一下，这似乎是我们在洛阳两年中他唯一的一次机会。
和师傅们的接触都是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我们能体会到他们对我们的好，逐渐地甚至有一种把他们当家里人的亲近感，不怕让他们为我们操心，有时还让他们哭笑不得。
但有一次让我触动的却不是我的师傅们，而是一个在洛阳锻造厂劳动改造的原来级别不低的走资派（被打成叛徒？）。有一次我们厂里开广播大会，我们坐在一起便聊了起来，他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不记得什么事了，我们辩论了几句，他不急不缓地追问我为什么会那么说，我答不上来，他呵呵一笑，吐出几个字：“不求甚解呀”。他当时的温厚并没有让我恼羞成怒，但这几个字却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们在洛阳呆了将近两年，一下从北京到了这里，开始总有对这对那颇有些看不惯，甚至看不起的地方，尤其是听不惯豫剧（旧称河南梆子），连带着也不喜欢河南话。偏偏我们的师傅们都不说普通话，有些“文化人”也只说一种郑州官话。但当我们离开这里时，那高亢嘹亮的豫剧旋律已能燃起我们心中亲切奔放的情感。想到洛阳，就想到一片热土，想到我那师傅们的质朴。
河南洛阳，中原厚土，承载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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